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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次要形势续（第1页）

第五章次要形势（续）

现在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卓越的图画才能以人体为主要题材；由于什么经验，什么习惯，哪一种热情，人会对肌肉感兴趣；为什么在广大的艺术园地中，他们的眼睛偏偏注意健康，强壮，活泼的形体，为后代的人再也找不到，或者只能根据传统抄袭的形体。

为了解这些问题，我已经叙述过当时人的精神状态，现在要给你们指出当时人的性格属于哪一类。——所谓精神状态是指一个人的观念的种类，数量，性质。观念仿佛家具；头脑中的家具像宫殿中的家具一样不难更换。我们无须惊动建筑物，尽可放进别的帐幔，别的酒架，别的铜器，别的地毯；同样，用不着接触心灵的内部结构，我们可以放进别的观念；只要换一个处境或者换一种教育就行。人的观念个个不同，看他是无知识的人还是文人，是平民还是贵族而定。——但人身上还有比观念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结构，也就是他的性格，换句话说是他天生的本能，基本的嗜好，感觉的幅度，精力的强弱，总之是他内部动力的大小和方向。为了使你们看到意大利人心灵的深刻的结构，我要把产生这结构的时势，习惯，需要，揭露出来；你们看了结构的过程，比单知道结构的定义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那时意大利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稳定而长久的太平，没有严正的司法，不像我们有警察保护。那种极度恐慌的情绪，混乱与强暴的社会，我们不大容易想象，因为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太久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宪兵与警察，反而觉得他们给人麻烦多，好处少。街上一只狗碰断了腿，十来个人围拢一看，就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走过来叫道：“诸位先生，集合是禁止的，散开散开。”我们觉得这种干涉未免过分，心里生气，可忘了就是这些留着小胡子的家伙，使最有钱的人和最弱小的人都能半夜里不带武器，太平无事的在僻静的街上单身行走。假定没有他们，或是在一个警察没有力量或不管事的地方，情形怎么样呢？例如，澳洲和美洲的金矿区，大批淘金的人挤在那里，还不曾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只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倘若受到攻击与侮辱，唯一的办法是向对方一枪打去，对方也马上回敬，有时还有邻居参加。生命财产时时刻刻需要保护，四面八方都有强暴的突如其来的威胁。

一五〇〇年左右的意大利，情形与此相仿。在我国，规模庞大的政府四百年来日趋完善，认为它最低限度的义务不但要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财产，还得保障每个人的休息与安全。当时的意大利根本不知道这种组织；国君是小霸王，政权普遍都用暗杀和毒药夺来，至少也是用暴力与阴谋。他们唯一的心事当然是保持政权；人民的安全是不大管的。人只能想法自卫，自己动手报仇；倘使有个倔强的债务人，或者路上碰到一个蛮横的家伙，或是认为某人对自己不利或者抱有敌意，就得把对方解决，愈早愈好。

例子多得很，只要翻翻当时的笔记，就知道私斗和亲自动手的习惯多么根深蒂固。

斯丹法诺·特·英番絮拉[1]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二十日，罗马城中大为骚乱，所有的商人都关上铺子。在田里或葡萄园中做活的人急急忙忙赶回家，不论本地人外乡人，都赶紧拿起武器来，因为传说教皇伊诺桑八世[2]确实是死了。”

这一下，十分脆弱的社会纲纪解体了；人又回到野蛮状态；各个人都想趁此机会摆脱仇家。便是平日，暴行虽则少一些，残酷的程度还是一样。高龙那和奥尔西尼[3]的私斗，竟蔓延到罗马城外。他们家里养着武装的打手，又召集庄园上的农夫，到仇家田地上去抢掠；即使休战，为时也极短，每家的首领一面披上锁子甲，一面派人报告教皇，说敌人先动手。

“便是罗马城内，白天和黑夜都有不少命案，没有人被谋杀的日子是难得的……九月三日，一个叫做萨尔华陶的攻击仇家贝尼阿卡杜多，虽然他们已经交了五百杜加保证金讲和。”

这是说他们两人都交了五百杜加，首先破坏休战的一方就要损失这笔保证金。用这个方式保证诺言在当时极为普通；除此以外，无法维持公众的安宁。彻里尼在他的账簿上亲笔写着：“今天，一五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我贝凡纽多·彻里尼，出了监狱，跟仇家讲明休战一年。我们每人交了三百元保证金。”但金钱的担保并不能约束暴烈的性子和强悍的风俗。所以萨尔华陶仍旧去攻击贝尼阿卡杜多，“戳了两剑，对方受了重伤，终于死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藐视法官太甚，不能不引起他们干涉，群众也来参与，大致同今日加利福尼亚所实行的私刑相仿。在新设立的殖民地上，命案太多的时候，城里一些做买卖的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带着热心的群众跑去逮捕凶犯，把他当场吊死。同样，“九月四日，教皇派他的侍从带着官吏和群众去拆毁萨尔华陶的屋子。他们拆了屋子，当天又把萨尔华陶的兄弟哲罗姆吊死”，大概因为没有抓到萨尔华陶本人。在群情汹涌，人人动手的场合，每个人都要受家属牵连。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举出四五十个。当时的人动武成了习惯，不仅平民，连一般地位很高或很有修养的人，也做出榜样来影响大众。琪契阿提尼（圭恰迪尼）[4]说，有一天，法国国王委派的米兰总督德利维斯，在菜市上亲手杀了几个屠夫，因为“他们那种人素来蛮横，竟敢抗缴不曾免除的捐税”。——现在你们看惯艺术家安分守己，晚上穿着黑衣服，打着白领带，斯斯文文出去交际。但在彻里尼的回忆录中，艺术家同闯江湖的军人一样好勇斗狠，动不动杀人。有一天，拉斐尔的一班学生决意要杀死罗梭，因为他嘴皮刻薄，说拉斐尔的坏话；罗梭只得离开罗马；一个人受到这种威胁，不能不赶快上路。那时只要一点儿极小的借口就可以杀人。彻里尼还讲到华萨利喜欢留长指甲，有一天和徒弟玛诺同睡，“把他的腿抓伤了，睡梦中以为给自己搔痒；玛诺为此非要杀华萨利不可”。这真是小题大做了。但那个时代的人脾气那么激烈，打架那么随便，一下子会眼睛发红，扑到你身上来。斗兽场中的牛总是先用角撞；当时的意大利人总是先动刀子。

所以罗马城内城外经常看到惨事：刑罚跟东方专制国家的差不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华朗蒂诺阿公爵（瓦伦蒂诺公爵），风雅俊美的赛查·菩尔查（塞萨尔·博尔哈）[5]，肖像至今挂在罗马的菩该塞画廊（博尔盖塞画廊）里；你们去数数他犯的命案罢，倘使数得清的话。他趣味高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喜欢宴游行乐，欣赏风雅的谈话；细腰身穿着黑丝绒短褂，一双手非常好看，眼神安静，完全是大贵族的气派。但他令人畏惧，往往亲手杀人，不是用剑，就是用短刀。

蒲卡尔特在日记中说：“第二个星期日，有人戴着面具在城关说侮辱华朗蒂诺阿公爵的话。公爵知道了，叫人抓来，割下他的手和半段舌头，再把舌头缚在小指头上。”大概算立个榜样。另外一次，像法国一七九九年的烧脚党[6]，“公爵手下的人用绳子扣着两个老人和八个老婆子的胳膊，吊在空中；在此之前，先烧那些老人的脚，逼他们说出藏金所在，他们或是不知道或是不肯说，所以被活活吊死”。

又有一次，公爵叫人带一批死囚到爵府的院子里，他穿着极漂亮的衣服，当着许多上流人物，亲自用箭把他们射死。“他还在教皇〔他的父亲〕的衣裾底下杀死教皇的宠臣班多罗，血溅到教皇脸上。”他在自己家庭中也杀戮很多，他叫人把妹夫刺了几剑，教皇派人守着伤者，“可是公爵说：中午没有干掉，晚上再来收拾。果然有一天，八月十七日，他闯进卧室；妹夫已经起床；他吩咐妻子和妹子出去，叫来三个凶手把妹夫勒死”。此外他还杀死同胞哥哥甘提亚公爵，叫人把尸首扔在台伯河里。经过官方几次调查，发见出事的时候河边上有个渔夫；问他为什么不报告罗马总督，他回答说：“用不着；因为夜里在同一地方丢入河里的尸首，他一生见过一百多，从来没有人过问。”

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菩尔查家族对下毒与暗杀有特殊的嗜好，特殊的本领；但意大利别的小邦，统治阶级的男男女女也好杀成性，不愧和菩尔查家族生在同一时代。法安查（法恩扎）的霸主有些事情引起妻子的嫉妒；妻子藏了四个凶手在床下，等他睡觉的时候出来袭击；他猛烈抵抗，他妻子跳下床来，抓起床头的匕首从背后把丈夫杀死。她为此被驱逐出教；她的父亲托洛朗·特·梅提契说情，因为他在教皇前面极有势力，要求撤销教会的处分；辩解的理由有一条是他“要替女儿另找一个丈夫”。——刺死米兰公爵迦莱佐的三个青年，平时常读普卢塔克的《名人传》；其中一个在行刺时被杀，尸首给拿去喂猪；其余两个被分尸以前，说他们杀死公爵是因为“他不但污辱妇女，还宣扬她们的耻辱”，因为“他不但杀人，还用奇奇怪怪的毒刑”。——在罗马，雷翁十世差点儿被几个红衣主教谋害，他们买通教皇的外科医生，打算在替他包扎瘘管的当口把他毒死；结果主谋的班脱鲁契红衣主教被处死刑。再看统治里米尼邦的玛拉丹斯大（马拉泰斯塔）一家，或者法拉拉的埃斯德一家，凶杀与下毒同样成为门风。——佛罗稜萨好像是一个比较上轨道的城邦，领袖是梅提契家的子孙，聪明，豪爽，正派；可是佛罗稜萨的全武行同你们刚才听到的一样野蛮。巴齐（帕齐）一族因为权势都落在梅提契家，气愤不过，约同比萨的总主教谋杀梅提契家的两兄弟，于里安和洛朗；教皇西克施德四世也参与其事。他们决定在圣·雷巴拉大教堂（圣雷帕拉塔）的弥撒祭中动手，以祭献礼[7]为号。同党庞提尼用匕首杀了于里安；法朗采斯谷·特·巴齐（弗朗切斯科·德·帕齐）还发狂一般戳于里安的尸首，甚至伤了自己的大腿；接着他又杀了梅提契家的一个朋友。洛朗也受伤了，但他勇敢非凡，还来得及拔出剑来，把大氅卷在臂上当盾牌；所有的朋友都围在他身边，用剑或身体保护他退到法衣室。同时，巴齐家其他三十个党羽，由比萨总主教率领，已经攻进市政厅去占领政府。但总督上任的时候把所有的门都做着机关，一关上，里面无法打开；因此那些党羽像进了耗子笼一样。民众拿着武器从各处赶到，捉住总主教，让他穿着庄严的法衣吊死在主谋法朗采斯谷·特·巴齐旁边；总主教狂怒之下，虽然快吊死了，还挨过身去拼命咬同党的肉。“巴齐家族和总主教家族大概各有二十人被剁成几块，爵府的窗上一共吊死六十个人。”一个名叫安特莱阿·特·卡斯大诺的画家，被找去画这个大规模吊死的场面，后来竟得了个绰号，叫做画吊死犯的安特莱阿。据说这个画家也是一个杀人犯，因为一个朋友偷了他画油画的秘诀，把朋友杀了。[8]

类似的情形在那时的历史上太多了，讲也讲不完；但我还要举出一桩来，因为其中的人物下面还要出现，而且讲的人是马基雅弗利：[9]“番尔摩（费尔莫）[10]的奥利凡雷多小时候父母双亡，由母舅乔凡尼·福利阿尼抚养长大。”后来他跟着几个哥哥学武艺。“因为天资聪明，身体强壮，人又勇敢，很快就成为部队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他羞与普通人为伍，决意叫几个番尔摩人帮忙，夺取政权。他写信给舅舅，说离乡日久，想回来探望舅舅，看看本乡，同时看看他祖传的产业。还说他所以不辞劳苦想走一遭，无非是衣锦荣归之意，让本乡人看到他不是在外虚度光阴；他要带一百骑兵同来，都是他的朋友和仆从，希望舅舅叫地方上体体面面的接待他，那不但对他奥利凡雷多面上好看，而且也是从小抚养他的乔凡尼的光彩。乔凡尼照信上说的一一办到，叫番尔摩的市民热烈欢迎，还留他在自己家中住下……过了几天，奥利凡雷多把事情布置定当，便举行一个隆重的宴会，把乔凡尼和当地的名流统统请去。席终他故意提到一些重大的事情，谈着教皇亚历山大父子的权势和他们的作为，忽然站起身来，说这样的题目应该换一个机密的地方去谈。他走进一间屋子，乔凡尼和其余的人都跟着。刚刚坐定，就有伏兵从屋子隐处跑出来，把乔凡尼和其余的人一齐杀死。随后奥利凡雷多骑马进城，到市政厅去袭击首席执政；居民吓得不敢不服从，由他组织政府，当了领袖。凡是心中不满而可能对他不利的人都被他杀了……不出一年，他声势浩大，所有的城邦都怕他。”

这一类的行动屡见不鲜；赛查·菩尔查一生的事迹都是这样，教廷收服罗马涅邦的经过无非是一连串的奸计和凶杀。——这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每个人都由着性子去攻击别人或是保护自己，把自己的野心，恶毒，仇恨，贯彻到底，既不怕政府干涉，也不怕法律制裁。

可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和中世纪欧洲的极大分别，是在于意大利人有高度的文化。关于这个优美的文化，你们前面已经见过各种证据。一方面，态度已经很文雅，趣味已经很高尚，另一方面，性情脾气仍旧很凶暴：两者成为一个极奇怪的对比。那些人都是文人，鉴赏家，上流人物，礼貌周到，谈吐隽雅；同时又是武士，凶手，杀人犯；他们行动像野蛮人，推理像文明人，可以说是聪明的豺狼。——倘使豺狼能对它的同类作一番研究功夫，可能定出一部杀人犯专用的法典。意大利的情形正是如此。哲学家们把目睹的事实归纳为理论，结果竟相信，或者公开的说，要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和成功，非凶恶不可。这些理论家中最深刻的一个是马基雅弗利〔一四六九—一五二七〕，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是正派的爱国的人，有很高的天才，写了一部书叫做《论霸主》（《君主论》），说明奸诈和凶杀是正当的，至少是许可的。说得更正确些，他既没有许可，也没有辩护；他无所谓义愤，把良心问题搁在一边；他只用学者和洞达人情世故的专家身份来分析，解释；他提供材料，加上按语；他给佛罗稜萨的执政们寄去许多报告，内容充实，确切，口气安详，好像讲一次成绩很好的外科手术。有一份报告的题目是：

记华朗蒂诺阿公爵杀死维丹罗佐·维丹利，番尔摩的奥利凡雷多，巴果罗大爷和葛拉维那·奥尔西尼公爵的方法。

“诸位大人，我叙述大部分西尼迦利亚事故的信件，既然尊处没有全数收到，我认为有详细重述的必要；诸位大人一定会感兴趣，因为那件事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少有的，值得纪念的。”

华朗蒂诺阿公爵〔即赛查·菩尔查〕被那几位诸侯打败了，无力报复。他讲了和，许下不少愿，给他们一些好处，说尽好话，和他们结为同盟，最后想法叫他们为一件共同的事举行一次会谈。他们心中畏惧，拖延很久。他却指天誓日，把话说得非常动听，装做非常和善，忠诚，竭力迎合他们的希望和贪心，他们终于来了，当然还带着军队。公爵为了隆重招待，请他们到他西尼迦利亚的爵府中去。他们骑着马进去，公爵出来迎接，殷勤备至；但等到“他们一齐下马，跟着他进入一间密室，就被监禁起来。公爵立即上马，下令搜劫奥利凡雷多和奥尔西尼两家的随从。可是公爵的兵抢了奥利凡雷多的来人还嫌不够，在西尼迦利亚本地也开始掳掠；要不是公爵杀了许多人镇压，那些兵竟会把西尼迦利亚洗劫一空的”。

小家伙跟大人物一样是土匪行径；到处是暴力世界。

“到了晚上，骚乱平复，公爵认为是杀维丹罗佐和奥利凡雷多的时候了，吩咐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去绞死。维丹罗佐请人转求教皇赦免他的全部罪恶。奥利凡雷多哭着把所有损害公爵的事推在维丹罗佐身上。巴果罗和葛拉维那公爵暂留性命，到一月十八日，公爵知道教皇把佛罗稜萨的总主教，红衣主教奥尔西诺和圣达·克罗逝（圣克罗齐）的约各波一齐抓住的消息，才把他们在比埃佛古堡（皮耶韦古堡）如法炮制的绞死。”

这不过是一段叙述；马基雅弗利不以揭露事实为限，还在别的地方归纳出结论来。他仿效塞诺封（克塞诺丰）写《居鲁士》[11]的体裁，写了一部半真实半虚构的书，叫做《卡斯脱罗契奥·卡斯脱拉卡尼传记》，[12]把书中的主人翁作为模范霸主介绍给意大利人。卡斯脱罗契奥是两百年前一个孤儿出身，后来做了吕葛和比萨两地的君主，实力足以威胁佛罗稜萨。他做过“许多事，以性质与成就而论可以作为伟大的榜样……他给后世留下很好的印象，朋友们对他的惋惜，超过任何时代的人对君主的惋惜”。这位如此受人爱戴，值得永远景仰的英雄，做过下面那样一件高尚的事。

吕葛的包琪奥家族起来反抗卡斯脱罗契奥，包琪奥族中有一个“年纪很大而性情和平”的人叫做斯丹法诺，出来劝阻叛徒，答应由他调停。“叛徒便冒冒失失的放下武器，正如他们冒冒失失的起事一样。”卡斯脱罗契奥从外地回来，“斯丹法诺相信他会感谢自己，就去看他，不是为他自己求情，认为那是用不着的，而是为了族中的人，求卡斯脱罗契奥念他们年轻，看在历史悠久的友谊份上，看在他卡斯脱罗契奥受过包琪奥家好处份上，原谅他们。卡斯脱罗契奥的回答非常客气，要斯丹法诺放心，表示他因为乱事平静所感到的安慰，远过于乱事爆发所给他的烦恼。他要斯丹法诺叫包琪奥家的人一齐来，说他感谢上帝让他有机会表现他的宽宏大量。他们信了斯丹法诺和卡斯脱罗契奥的话，全部来了；而他们，连同斯丹法诺在内，统统被抓起来处死”。

马基雅弗利心目中的另外一个英雄便是赛查·菩尔査，当时最大的杀人犯，最阴险的权奸，他那一行中最厉害的角色。他看待和平好比休隆人和伊罗夸人看待战争，认为掩饰，作假，欺诈，埋伏，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一桩功业。他把这些手段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连他的家属与亲信在内。有一天，为了要遏止关于他行为残酷的传说，叫人逮捕他派在罗马涅的总督，雷米罗·特·奥尔谷。奥尔谷替赛查立过大功，靠了他的力量，罗马涅全境才能安静无事。第二天，雷米罗·特·奥尔谷的身体在广场上切成两段，旁边放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罗马涅的居民看了又高兴又害怕。公爵叫人传话，说雷米罗在地方上太严厉；所以加以惩罚，表示赛查自己是保护庶民，执法如山的仁爱的君主。下面是马基雅弗利的结论：

“人人知道，一个君主能够守信，待人光明正大而不奸诈阴险，是值得赞美的。可是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凡是成大事的君主都不以信义为重，而是用奸诈的方法迷惑一般人的头脑，把那些始终守信的人消灭掉……谨慎的国君看到守信于己有害，或者许诺的动机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就不能够或不应该信守诺言。何况身为君主，永远不会缺少正当的理由掩盖他的失信。最要紧的是掩盖得巧妙，做一个高明的骗子和高明的作假的人。一般人头脑简单，只顾眼前的需要，所以骗子总能够找到受骗的人。”[13]

不消说，这一类的风俗，这一类的格言，对人的性格影响很大。——先是社会上没有法律没有警察，到处是杀人放火的暴行，残酷的报复，为了求自己生存而不能不叫人害怕，时时刻刻需要行凶动武：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的性格锻炼得非常坚强，惯于当机立断，铤而走险；他一定要能当场杀人或者派人下手。

其次，人老是在极大的危险中过生活，充满惊慌和激昂的情绪，来不及把自己微妙的心情细细辨别；他没有那种好奇而冷静的批评精神。在他心中泛滥的情绪是强烈的，简单的，受威胁的不限于他一部分的声望或一部分的财产，而是他整个的生命及家属的生命。他可以从天上直掉到地下，像雷米罗，包琪奥，葛拉维那，奥利凡雷多那样，一觉醒来已经在刽子手的刀下或绳索之下。生活惊险，意志紧张。那时人的精神要强得多，能够发挥全部作用。

我想把这些特性集中起来，让你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非抽象的观念。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他亲自写的回忆录，文笔非常朴素，所以特别发人深省；而且比一部论文更能表达当时人的感受，思想与生活方式，使你们觉得历历如在目。暴烈的脾气，冒险的生活，自发而卓越的天才，方面很多而很危险的才干，凡是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一面为害社会一面产生艺术的要素，可以说被贝凡纽多·彻里尼概括尽了。

在他身上，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强大的生命力，坚毅与勇敢的性格，敢作敢为的独创性，当机立断，孤注一掷的习惯，做事与受苦的极大的能耐；总之他的完整的气质有一股不可克服的力量。那竟是一头精壮的野兽，好勇斗狠，经得起打击，受过中世纪粗暴风俗的锻炼，不像我们因为承平日久，有警察保护而变得萎靡软弱。——贝凡纽多十六岁，他的弟弟彻契诺[14]十四岁。有一天彻契诺受了一个青年侮辱，约他决斗。双方到城门附近拔剑交锋；彻契诺打落了敌人的武器，刺伤了敌人，继续攻击；不料对方的家属赶来，有的拿剑，有的拿石头，一齐动手，于是彻契诺也受伤倒地。彻里尼〔贝凡纽多〕便冲过去拾起兄弟的剑抵住敌人，尽量躲着石头，寸步不离的守着兄弟；他差不多要被人杀死了，幸而有几个兵走过，佩服他勇敢，把他救了出来，他才背着兄弟回家。——像这一类顽强的表现，他不知有过多少。一二十次性命出入的危险都被他逃过，也是奇迹。他走在街上，走在野外的大路上，手里老是拿着剑或者火绳枪，或者匕首，以便对付仇家，散兵，强盗，以及各种敌人。他保卫自己，但攻击的时候更多。这些险事中最惊人的一桩是逃出圣·安日古堡（圣安热古堡）；那是他犯了一件命案[15]被关进去的。他用被单拧成索子，从极高的墙上挂下来，遇到一个巡兵，巡兵看了彻里尼的满面杀气心中害怕，假装没有发觉。彻里尼用一根梁木爬上第二道围墙，用剩下的索子吊出去。这一回索子太短，他掉在地上，跌断小腿；胡乱包扎了一下，流着血爬到城门口；城门还没有开，他用匕首在底下掘地洞过去；一群狗冲过来，他杀了一只，遇到一个挑夫，求他把自己背到他的朋友，一个外邦的大使家里。教皇答应赦免，彻里尼以为太平无事了；不料忽然又被抓去，关进臭秽不堪的地牢，一天只有两小时照到日光。刽子手进来预备动手，看他可怜，放过他那一天。从此以后，人家不过关着他，不再要他性命。可是地牢里到处出水，睡的草垫烂了，腿上的伤始终不收口。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强壮的体格居然撑持到底。他的身体和精神好像是云斑石花岗石做的，而我们的身体只是石灰和石膏做的。

但他的禀赋之厚同他的体力一样可观。再没有比这些新生的健全的心灵更灵活更饱满的了。他在家庭里就看到榜样。他的父亲是建筑师，素描很好，热爱音乐，能拉三弦提琴，能唱歌；能制造出色的木风琴，键盘琴，三弦提琴，六弦琴，竖琴；擅长刻象牙，造机器的手段很巧妙，在爵府的乐队中吹木笛；懂得一些拉丁文，也能作诗。那个时代的人全是多才多艺的。雷奥那多·达·芬奇，毕克·特·拉·米朗多拉，洛朗·特·梅提契，雷沃·巴蒂斯大·阿尔倍蒂（莱昂·巴普蒂斯塔·阿尔贝蒂）和一般卓越的天才，固然不用说；便是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修士，工匠，单单由于兴趣与习惯而精通的某些专业和娱乐，也比得上现代修养最高，禀性最聪明的人的水平。彻里尼便是其中之一。他不由自主的成为吹笛子和小喇叭的能手，因为他最讨厌这些练习，只是为了顺从父亲而勉强学的。除此以外，他很早就是出色的素描家，金银工艺家，金银镂刻家，珐琅工艺家，雕塑家和浇铸家。同时他是工程师，能做兵器，造机械，筑城墙；在枪炮的操纵，瞄准，上弹药方面，都胜过内行。波旁王室的将领围攻罗马，他用大炮轰击，使围城的军队受到很大损失。他射击火绳枪的本领也很高明，曾经打中法国的统帅。他自造武器，自制火药，在两百步以内能用枪弹打鸟。他最会创新，在一切艺术一切工艺中都发见一些特殊的方法，作为他的秘诀，“得到所有的人赞美”。那是大发明的时代；一切都出于自生自发，没有一样事情墨守成规，人的想象力那么丰富，任何东西一经他们的手不可能不面目一新。

既然天赋如此优厚，如此多产，既然各种能力如此活跃，用得如此正确，既然人的活动如此持久而规模如此宏大，日常的心境当然是兴高采烈，精神饱满了。彻里尼在惊心动魄的事故以后出门旅行，他说他一路上“只是唱歌，欢笑”。精神振作得这样快，在意大利是常见的，尤其那个时代，人的心情还简单。彻里尼说：“我的姊姊利贝拉大和我两人，为了我们的父亲，姊妹，她的丈夫，还有她死了的一个小儿子，悲伤了一阵，她就去准备晚饭。整个黄昏，我们再也不提死人，只谈各种开心快活的事，一顿饭吃得非常痛快。”他在罗马过着打架和袭击铺子的生活，受着暗杀和下毒的威胁，却照样酒食征逐，参加化装大会，或者发明一些滑稽的玩艺儿。他谈恋爱的方式极其放肆，极其露骨，毫无温柔和幽密的气息，正像同时代威尼斯和佛罗稜萨画上的**。你们还是读他的原作罢，内容太**裸了，不便公开叙述；但也不过是**裸而已，并没有低级趣味或异想天开的猥亵；人只想笑个痛快玩个痛快，这是他天生的倾向，好比水顺着山坡流去一样；精神的健康，完整，年轻的感官的健康，动物式的充足的劲道，在作品与行动中发泄，也在肉欲中发泄。

这一类精神与肉体的结构，自会产生以上描写的那种活泼的幻想。这样的人看事物不像我们限于局部，借助于语言，而是包括全部，借助于形象。他的观念不像我们的观念经过肢解，分类，固定为抽象的公式；而是整个儿涌现出来，色彩鲜明，生动活泼。我们是推理，他是观看。——所以他往往有幻觉。头脑那么充实，装满五光十色的形象，永远在沸腾，在兴风作浪。贝凡纽多像儿童一样相信某些事情，他的迷信跟无知识的平民没有分别。有个人叫做比哀利诺（皮耶利诺），说贝凡纽多和他家里人的坏话，怒气冲冲的嚷道：“我说的要不是事实，就叫我的屋子坍在我头上！”几天以后，他的屋子果然倒坍，压断了他的腿。贝凡纽多认为是天报应，惩罚比哀利诺的说谎。他一本正经的讲起在罗马认识一个魔术师，一天晚上带他到斗兽场去，把药粉撒在炭火上，念着咒语，场中立刻站满魔鬼。显然那天他是有了幻觉。——在监牢里，他头脑老是骚扰不宁；因为全副精神集中在上帝身上，他才不曾为了伤口和恶劣的空气送命。他长时期和他的守护神谈话，希望看到太阳，不是在梦中见到就是实际见到，而有一天果然面前出现一个辉煌灿烂的太阳，中间走出基督，圣母，对他作着慈悲的手势；他把天堂和上帝的宫廷统统看到了。——这是意大利人常有的幻象。过了一辈子荒唐和激烈的生活，有时就在纵欲与犯罪的**上，人忽然变了。“法拉拉公爵得了重病，四十八小时不能小便，就向上帝求救，叫人把到期的薪水全部发放。”埃尔居尔·特·埃斯德通宵达旦痛饮过后，带着手下一群法国乐师去唱圣诗；他在出卖二百八十个囚徒以前，把他们挖去一只眼睛或者割掉一只手，可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亲自替穷人洗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听到儿子被杀[16]的消息，捶胸大哭，当着一大群红衣主教忏悔他的罪恶。那时想象力不是在寻欢作乐方面活动，而是在恐惧方面活动了；并且由于类似的作用，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宗教形象，和另一时间的肉欲的形象一样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