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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第1页）

一、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

学界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后来逐渐转向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研究，并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学术研究不断累积推进，这便需要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的总结。以下拟先对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实早在中华民国肇建之初已经开始，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纵观这一百余年来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为1912—1949年。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论著，还谈不上理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当时人记当时事，历史记忆的取舍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相继出版了一些武昌起义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之类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有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高劳（杜亚泉）的《辛亥革命史》、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1]，等等。这些著作编撰之时，辛亥革命的历史刚刚翻过去，编撰者多为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但由于政治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撰述动机各异，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难免党同伐异，为自己隐恶扬善，对他人则过于苛求，从而使史实出现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仍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便是相互矛盾的记述，也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

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党派斗争激烈，党派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宣扬胜于学术理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政治出现从专制到共和的转型，是由多种政治力量促成的结果，既有革命派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也有立宪派及时的转向与配合，还有旧官僚顺应潮流的反正。这样，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政见各异，对于革命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因派系有别，衍生利害冲突，而不免歧见互出。例如，尚秉和的《辛壬春秋》[2]，专记鼎革之际辛亥（1911）、壬子（1912）两年事迹，兼及癸丑（1913）年事；分省记事，各自成篇。作者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上，偏袒立宪派，对革命怀有偏见，时有污蔑与攻讦之词。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3]，则是用国民党正统史观撰写辛亥革命史的范本。邹鲁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他的革命史观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的正统史观。《中国国民党史稿》正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演进脉络为主线，叙述中国革命历史。在这个革命叙事框架中，其他革命团体，如兴中会时期的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同盟会时期的共进会及光复会重建的史实，基本上未曾涉及。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则用大量篇幅叙述其思想与活动，而其他革命领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则只做简略的介绍。这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气味的典型的国民党正统史观，颇为时人及后世学者所诟病，不免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则是对国民党正统史观进行挑战的显著事例。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的创办者之一，因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排挤，愤而编著《武昌革命真史》。书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要人汪精卫、胡汉民颇不满意，以其有意突出日知会功绩，过分批评其他革命党人，记载失实，甚至讥评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下令查禁该书，并将未售书籍销毁。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学者黎澍（黎乃涵）著有《辛亥革命与袁世凯》[4]，明显有着用袁世凯影射蒋介石的意味，抨击袁世凯就是抨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颇富政论色彩的历史著作。该书是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开创性成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方法论指导意义。

二是起步期，为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两大纪念活动为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起步。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5]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资产阶级革命家及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评价，从而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定了基调。1961年，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10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立宪派的阶级属性，“反满”民族问题，以及会党与新军的成分、性质、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给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

在那政治与学术不可分的年代，政治上的松绑激发了相当的学术创造力，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如陈旭麓的《辛亥革命》、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林增平的《辛亥革命》[6]，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尝试性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6年，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书籍50余种，发表论文500篇左右。这些论著从多个侧面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及其内部阶层结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斗争，等等；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既加强了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研究，也对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著名革命党人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另外，还对国内“反满”民族问题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等问题有较实质性的研究。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出现所谓“四多四少现象”：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够成熟的表征，也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7]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存在这些不足，并不奇怪。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绩还是主要的。这种势头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本来可望有较大的突破，然而好景不长，“**”发生了，残暴地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作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然要“立足于批”，要批倒批臭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8]这样，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便走火入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以后，学术界开始努力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樊百川发表《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9]，对于用现实政治中的“儒法斗争”概念任意阐释辛亥革命史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清算。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0]，提倡要打破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路线斗争”框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绝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他特别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轨道，得以繁荣发展。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期待的那样，学术界在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迎来了学术上的“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机遇。

三是发展期，为1980年以后。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有成就而又遭遇新的困境的时期。这个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繁荣的重要表征，是大量学术论著的发表与出版。据统计，1980—2009年的三十年间，大陆学界发表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论文近1000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500多种。[11]对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在短时间内涌现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一般学界公认，通史性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是三套大型著作：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二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12]这三套著作几乎在相同时期独自完成，在充分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共识的前提下，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辛亥革命史》最显著的特色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体系。该书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入手，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内部阶层结构，并在着力描述复杂的国际背景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与活动，从革命宣传、团体组织到武装起义，再到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最终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绞杀而走向失败，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完整体系，力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规律。《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是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国史的背景来描述，对于革命的对象清政府有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对于立宪运动的深度研究，是其明显的特色。作为辛亥革命史的通论性专著，该书叙述的重点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包括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革命团体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发动及武昌首义与全国响应，以及革命成功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最终以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作结，描述了中华民国建立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与上述两种著作均以多人集体项目的形式完成不同，《辛亥革命史稿》则是两位长期合作默契的作者协力撰述的颇有个性的专著，实属难能可贵。该书虽然也力图描述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但是，充分利用新闻报刊资料，注重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描写，思想灵动、文字活泼，是其鲜明的个性特色。

就学术研究主要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来看，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主要探讨的是宏观问题。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如外国学者所谓是“国内民族革命”“中国对外国革命”，或者说是士绅革命，甚至有人认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变革，以及台湾学者所谓“全民革命”，刘大年、章开沅等先生撰文进行了精细的辩驳，坚持大陆学者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13]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就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及其内部结构等问题争论激烈。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学者的意见颇为分歧：有说形成的起点在19世纪40年代，完全形成则在19世纪末；有说形成时间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有说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有说基本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学者具体提出近代资产阶级在江苏地区的形成大体上是在1904年到1908年之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问题，意见分歧表现在：是否可以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还是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两个阶层；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否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14]这些问题不仅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争论，其实在当时学界亦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力。另外，关于革命派的内部矛盾，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等等，都是当时学界积极讨论的重要问题。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在“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背景下，此时期则进入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单纯的政治史转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具体而言，近代绅商、商会与新式社团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和《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马敏与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和《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以及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5]，等等。这些著作是典型的实证性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引导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初入学界的新生代学人的研究选题与方法、路径，明显地标志着一代学风的转向。

第三阶段即21世纪以来，在具体研究形成“学术高原”的背景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实际上陷入了难以突破瓶颈的新困境。200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八种）[16]，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五种）[17]。这是国内两个颇有影响力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然而，前一套书主要是会议论文集和几位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题论文结集，或为应景之作，或为旧文新刊，很难说有新意；后一套书看似新的著作，但明显是为纪念而策划的结果，亦不无即时应景之意，事实上也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多大反响。这两套书的作者大都是著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者，相对于他们此前的相关著作，这两套书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更重要的恐怕只是纪念意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出新，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21世纪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渐趋冷落之势，原来的相关研究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新一代学人每每望而却步，已极少再有人以此为研究题目了。如桑兵教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8]这样具有研究深度的专著的出版，实在可谓异数。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时，学界无法回避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进一步突破的问题，但这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界无数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遇到难以突破的新困境时，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往往会逆向思维，提倡加强对革命的对象清政府的研究。事实上，此时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与此相关的立宪运动史也颇为引人关注。

长期以来，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主要是附丽在辛亥革命史之下，作为背景的衬托，或者是作为对立面的角色。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上述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期，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才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直接探究的专题研究对象。总的趋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总体评价由否定到肯定；其二，研究选题由宏观到微观；其三，研究方法由批判论战到理性实证。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回归学术理性的趋势。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都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看待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的，如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李时岳的著作《张謇和立宪派》，以及刘桂五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龚书铎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19]，等等。这些论著为数不多，大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批判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反动实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学界对立宪派的评价逐步趋向肯定，如杨立强的《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耿云志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林增平的《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侯宜杰的《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20]，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摈弃了立宪派“反动”的论调，认为把立宪运动说成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并不妥当，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立宪派是革命派同盟军的作用，甚至充分肯定立宪派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