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一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第2页）

立宪运动史研究的代表作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两部著作：韦庆远、高放、刘文源合著的《清末宪政史》和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21]《清末宪政史》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史而颇有分量的专著。该书虽然在90年代初出版，但是作者自称“最早的构思和着手搜集资料，是起于60年代初”（第8页）。也许正因如此，全书在总体评价上显得较为保守，可算是传统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对预备立宪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但是，该书对预备立宪史的具体研究则全面系统，在不少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深度。全书共十三章：前两章介绍了西方宪政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叙述了清政府1905—1912年预备立宪的全过程，注意到了方方面面，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改官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建立皇族内阁、宣布十九信条，等等。这些具体研究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实在的基础，可以说，该书是此后有关预备立宪史研究的一本必读参考书。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则系统地叙述了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作者较为严格地区分了“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国民主运动，后者是由清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而且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诸方面存在着原则差别”（第586页）。但就宪政改革而言，作者又认为“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第587页）。因此，作者力图系统地叙述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的全过程，但主旨似乎还是立宪运动，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一样。作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接触立宪这个课题时，就以《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一文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之后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如《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22]等，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做了正面的研究和积极肯定的评价。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征引资料丰富，论证具体，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与传记著作值得关注，如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董方奎的《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李喜所与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耿云志与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周秋光的《熊希龄传》[23]，等等。董方奎的《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是有关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的立宪思想与活动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他关于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熊希龄等重要立宪派人物的传记著作，都有较大篇幅叙述传主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可为观察立宪运动的复杂情形提供多元化视角。

21世纪以来，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及其群体的研究，成为新一代学人撰写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这无疑也是立宪运动仍在吸引学界关注的重要表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出版成书的有徐临江的《郑孝胥前半生评传》、蔡礼强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以及黄俊军的《湖南立宪派研究》[24]，等等。未刊者尚有冯素芹的《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政治活动评议》、孙训华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心路历程（1906—1913）》、江轶的《清末江苏立宪派宪政活动研究（1905—1911）》、王云的《晚清立宪派研究》、孙祥伟的《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25]，等等。这些有关全国立宪派整体、地区立宪派群体及立宪派代表人物的研究，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清末立宪运动的复杂面相。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清末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是既相关联而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以和平变革方式实现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转型，但运动的主体与路线并不相同。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从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立宪运动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推动清政府走向宪政改革的运动，是从体制外推动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运动，实际上可以说是运动立宪。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度又直接影响立宪运动的进程甚至成败。有鉴于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这种复杂的关系，以下在介绍清末新政史研究时，如介绍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会必然涉及立宪运动的情形。

关于清末新政史研究，与立宪运动史研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个从被忽视、受批判到被肯定、受重视的转变过程。早在“**”以前，王邦佐发表《试论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的“新政”》[26]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1—1905年的“新政”，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防止和镇压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其本质是反动的，是一场“骗局”。这是对清政府新政的完全否定。同样，关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张天保发表了《清末的“预备立宪”》[27]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6—1911年演出了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这是清朝统治者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抵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政治骗局”。显然，这也是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完全否定。

“**”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界对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评价也渐趋肯定。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张连起的《略论“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的异同》、王笛的《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廖一中的《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等论文[28]，肯定了清末新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肯定了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朱金元的《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迟云飞的《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郑大华的《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等论文[29]，并不认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和“假立宪”，而是肯定其为一场来自上层的政治近代化运动，甚至将其提到中国近代民主化起点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有几本宏观论述清末新政的著作值得关注。赵军的《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30]，是一项关于清末新政的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该书从国家政权即政府的角度比较了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的异同得失，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这场近代化变革运动。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31]，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讲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该书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并特别强调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可与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对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32]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但是却以约占全书13的篇幅系统地论述清末新政，并力图揭示其“革命性”意义，把清末新政看作晚清政治革命的一部分，使清末新政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被特别地突显出来。吴春梅的《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33]，是一部系统论述清末新政的研究性著作。作者从近代化的角度切入，力图揭示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意义，认为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不可缺少的中心环节。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34]，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作，以约占全书23的篇幅重点论述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清末新政。作者充分肯定了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认为就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其对中国此后历史的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均已超过此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

从以上几本总体性研究著作来看，近代化理论是学者们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所使用的一种基本理论，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已被学界所普遍认同。但是，作为一项历史研究，仅有宏观的理论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何况历史研究本来极具复杂性，单一的理论模式也难以揭示复杂多样的历史本相，因此，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对于清末新政史的进一步研究而言显得很有必要。事实上，学界本身已有这种自觉，并逐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把清末新政研究引向深入。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清末新政概念的认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学界一般把1901—1905年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项变革看作“新政”，而把1906—1911年清政府主导的宪政改革叫作“预备立宪”，似乎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较少关注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随着具体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取得共识，一般认可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余年里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的过程。起初，清政府也曾试图将改革限制在传统体制之内，但是，当改革的发展将要突破体制的时候，清政府也就不得不考虑进行体制本身的改革，从而开始实行预备立宪。这个认识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对清末新政更加全面的总体性观照。

21世纪以来，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陷入瓶颈之际，学界对于清末新政的具体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少专题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的进展。

这个时期，没有关于清末新政研究的宏观著作，但在一些关于新政的重要人物与群体的研究中，涉及清政府开展新政的决策及其在全国具体实施的全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以重要督抚大臣与督抚群体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35]，着重探讨督抚制度在晚清的演变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有不少内容涉及督抚与清末新政。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36]，主要研究督抚的文化观念，其中有专章探讨督抚与清末新政。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37]，通过系统考察地方督抚在清末新政中的思想与活动，多角度地展现了清末政治史与晚清政局演变的鲜活而丰富多彩的复杂面相，深刻地揭示了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的演变及其与清廷中央集权的关系，力破既往学界“督抚专政”与“内轻外重”的陈说，提出新颖的“内外皆轻”权力格局说，认为在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清廷中央与地方均不能有效地应对革命，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并导致军人势力崛起与军阀政治，直接影响民初政治走向，为北洋军阀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专门研究督抚个案与新政的重要论著有以下几部。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38]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39]，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张海林的《端方与清末新政》[40]则把端方作为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述其新政思想与实践，是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又一实例。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41]则辟专章论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新政——北洋区域早期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及其与北洋集团形成的关系。另外，关于留日学生群体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以往学界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42]，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方面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贡献。

停废科举是清末新政时期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发表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并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颇有关联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后来，她又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专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43]张亚群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44]，从科举改革与废止的视角，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动力、原因、过程、特征和影响。白文刚的《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张小莉的《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45]，系统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思想控制与文化政策，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随后，刘增合又出版了《“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深入研究清末新政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着重考察清季财政改制中“变”与“不变”的复杂面相，揭示“财”与“政”在制度变动过程中彼此牵制的动态情景，借此观察政治、财政和知识观念在清季大变动中交互影响的实态。[46]

有关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研究，是这个时期新政研究的重点。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47]，是关于宪政改革的总体研究。该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迟云飞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48]，是从清政府的角度系统研究预备立宪的专著，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的发展过程，官方对宪政的认识，清政府推行宪政过程中实行的诸项措施（如中央与地方的官制改革、司法独立、准宪法的颁布、平满汉畛域），以及预备立宪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影响，特别是对清政府自身命运的影响，做了系统而扎实的研究。

陈丹的《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柴松霞的《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与潘崇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49]，是对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及其与清廷预备立宪的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彭剑的《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50]，则专门研究了号称清末“宪政枢纽”的机构宪政编查馆。这些著作提供了清廷预备立宪决策及其运作的一般情形。

在中央政府机构与官制改革方面，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对于学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晚清学部研究》[51]一书对于学部的渊源流变、机构设置、职能权限、人事关系、经费筹措与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学部在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52]则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做了系统研究，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做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王奎的《清末商部研究》[53]则具体研究了商部与农工商部的组织机构与具体运作，及其在清末新政时期振兴农工商业经济的举措与作用。

关于地方官制改革的研究，关晓红在发表有关督抚衙门结构与外官制改革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54]，系统考察清季改制中新旧体制的复杂纠葛，认为清末官制变革，将原来“内外相维”的格局改为上下贯注，是近代政体转型的重要内容；改制的总体目标是仿照西方，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清廷试图通过官制改革奠定立宪的官治基础，进而刷新吏治，提挈政纲；可是改制反而导致统治秩序严重失范，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清廷速亡；其弊端主要是君臣上下只顾一己之私，阻挠改革，不能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结局也与他们的预期相去悬殊。刘伟、彭剑、肖宗志合著的《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55]，从外官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出发，分别探讨立法、司法、地方自治各个方面的改革，揭示其制度设计与实施样态的差距及其成效和影响；探究各级政府的行政改革样态，包括机构的增设、调整、改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员职能变化，并从改革中各方利益的争论和冲突中揭示改革的实际走向；探讨伴随着外官体制改革而开始的官员选任制度、考核监察制度、俸禄制度的变化，以期全方位地展现外官制改革的整体面貌。

另外，马小泉的《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56]，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57]则对清末县制改革有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基层行政改革研究的实例。

关于地方新政研究，董丛林等的《清末直隶新政研究》与《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动》，以及徐建平的《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67]，具体研究了首善之区直隶的新政与宪政。沈晓敏的《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68]，是浙江谘议局的个案研究。刁振娇的《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69]则以江苏谘议局为例，考察了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的理想与实验，及其成败得失。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70]一书，对于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