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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大党成立的背景（第1页）

第一节国大党成立的背景

国大党的成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既是印度民族资本和印度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也是殖民当局推行两手策略的产物。

一、民族资本的发展

国大党的诞生首先是印度民族资本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印度民族资本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到70—80年代逐步有了起色。然而，民族资本的发展过程障碍重重，到处受英国资本和殖民当局的排挤和压制。在投资总额中，英资所占比重大于印资。所有铁路、港口、电报、水利工程都属于英国殖民者或资本家所有。

19世纪50年代，印度人和英国人同时开始兴办大工业。印资工厂将发展重心放在棉纺织业，工厂主要建立在孟买、阿迈达巴德、那格浦尔等产棉区。到1898年，全印177个棉纺织厂多数是印资工厂。到80—90年代，印度棉纺织厂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占有一定的份额。除了棉纺织产品外，印资工厂还发展诸如碾米、磨粉、制糖、榨油、缫丝等小规模的原料加工工业。这段时间民族资本迅速增长，“从事民族工业产销的商人转变为民族商业资产阶级，人数不断增长”[1]。

但是，印度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处处面临不公平的竞争。英国在印度的资本输出推动着英资企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剥削压榨印度得到大量的资本来发展自身企业，加之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英资企业不论在发展速度还是规模上都远超印资企业。

英国的资本输出始于19世纪50年代，发展到60—80年代，主要形式为商品倾销和榨取原料服务。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1）绝大部分资本来自于英印殖民政权向英国资本家所借的债款，这些巨额债款构成了印度国债。此外，英国资本家通过来印修筑铁路、港口，架设电线网，为英国积累原始资本。英国大规模投资修建铁路目的有二：于政治上可更牢固地控制印度，一旦发生起义便于镇压；于经济上可为倾销英国产品和榨取原材料提供交通便利，并从铁路运营等方面赚取高额利润。（2）建筑水利工程，开办工厂企业，经营种植园。（3）英国资本家来印度开办银行。英国银行家从经营金融业务中谋取利益，并贷款给买办商人和英国资本家，促进了英国投资、商品倾销和原料榨取，接着还出现了垄断组织经理行，该组织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以帮助英国资本家在印度修建铁路、办种植园和开银行等。

印度民族资本从一开始就受到英资和殖民当局的打击。在资金方面，流动资金对于刚起步的印度民族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英国银行不提供长期贷款，只能从高利贷者处借款。在机器设备的购买和引用技术人员方面，英国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在税率方面，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商务贸易运输设定高运费率，却取消了本国的棉纺织品的进口税，即便后来恢复了棉纺织品的进口税，却给印度棉纺织品加上3。5%的出厂税。

虽然印度资本家在进行买办贸易和出口原料贸易方面有利可图，但工业资本的竞争却大大限制了印资的发展，因为机械、贷款和科技人员被限制，根本不可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买办商人和地主组成的印度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认识到打破现状的必要性。

二、区域性民族组织的建立

19世纪70—80年代民族运动的第一个突出进展，是新的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的建立和大规模政治鼓动的开展。

印度原本存在一些民族主义组织，但在大起义后都处于停滞状态。孟买地区的“德干协会”面临瓦解，“孟买协会”在成立后不久也停止了活动，“马德拉斯本地人协会”瓦解，“东印度协会”也很快名存实亡。原因主要有：组织结构松散；斗争方式软弱；缺乏对新形势的适应力和应对策略。

在这种形势下，“从1875年到1885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趋势，更年轻、更激进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进入政坛。他们发现那些原有的协会在纲领、政治活动和社会基础方面过于狭隘，因此开始建立新的协会”[2]。在这批年轻的激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新的区域性民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1870年，孟买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卓施和伦纳德在孟买管区的马哈拉施特拉成立了“浦那人民协会”，富裕农民也参与其中。这里原来的“德干协会”陷入瓦解。

1876年，孟加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和阿南德·鲍斯在孟加拉管区建立了“印度协会”，成为孟加拉第一大组织，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了“英印协会”。英印协会主要反映自由派地主利益，而且范围狭窄；而印度协会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的要求，广泛吸收中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参加，并能引导大众参与当前的重大政治运动。

1884年，马德拉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苏布拉曼尼亚·阿叶尔、维腊腊加瓦·恰里阿尔、阿南达·恰鲁等在马德拉斯管区建立了“马德拉斯绅会”，不久发展到82个分支。

1885年，孟买激进的知识分子梅塔、帖兰和提亚勃吉在政治上脱离达达拜·富兰吉和丁肖·佩提特等的领导，组建了“孟买管区协会”，比以往的组织更为活跃。

以上4大区域性民族组织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基础，不仅得到工业资本家的支持，而且吸引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取消民族报刊限制法和武器管制法；提高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同时在印度也举行考试，让印度人有机会参加；要求立法会议印度成员应通过选举产生，不应采取任命方式，以便中产阶级的代表能进入立法会议；要求扩大立法会议职权，使它不致成为一个空有其表的花瓶；反对当局为满足兰开夏工业巨头的要求对印度棉织品征收出厂税。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印度协会”和“浦那人民协会”开始采用大规模政治鼓动的斗争方式。

三、民族运动理论的形成

19世纪70—80年代民族运动的第二个突出进展，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求理论化，揭露殖民统治的本质，从理论上论述民族运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以往的和未来的政治经济要求提供理论依据。这套理论着重揭露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分析印度贫苦的根源，提出有关政治经济的改良主张，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关于印度贫困与复兴道路的学说，是由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民族运动领导人达达拜·瑙罗吉和马哈底瓦·伦纳德提出的。

在英国期间，达·瑙罗吉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剥削政策及其对印度的影响，提出了“财富外流论”（或称“经济耗竭论”）的学说，深刻揭露了英印关系的实质。此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1873年写了《印度的贫困》一书，对英国的剥削政策及其结果进行全面剖析。1876年，在对这本书改版时，他的理论已完全成形。这套理论在1901年出版的他的著作集《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式统治》一书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