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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大党成立的背景（第2页）

达·瑙罗吉相信，只要向英国舆论呼吁，申明大义，英国人就会考虑英印双方利益的大局，改变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降低税收，减少开支，殖民政权帮助发展印度民族工业，对民族资本一视同仁，实行保护关税，高级公职尽量由印度人担任。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宪政鼓动，即用上书、请愿和集会等合法的斗争方式提出印度人的要求。

这个理论的提出引起强烈反响。英国统治者竭力反驳，百般美化自己；印度民族主义者则很受启发，思路因之而开阔。正如贾·尼赫鲁后来所说，达·瑙罗吉的《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式统治》一书“在我国民族思想的发展中起了革命作用”，“给我们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理论基础”。[3]

民族主义理论另一创立者马哈底瓦·戈文达·伦纳德是孟买管区资产阶级运动的领袖，也是国大党奠基人之一。他注重理论研究，结合印度实际，钻研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李斯特等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吸收各名家学说的思想内容，对印度的贫困和振兴道路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学说。这套理论可以称之为“农业附庸论”或“工业振兴论”。他认为英国殖民剥削是造成印度贫穷和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但他不认为财富外流是关键，而认为关键是英国压制印度工业发展，把印度变成它的农业附属国。为此，他认为印度人要有进取精神，敢于投资兴办民族工业和商业，特别是办大机器工厂。他要求殖民政权考虑印度的长远利益，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发放低息供款，向印度工厂加工订货，兴办技术学院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等。此外，他还主张改善信贷系统，使之现代化，以便资金周转，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土地问题在马·伦纳德的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1880—1883年他写了许多文章阐述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原则必须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目标一致起来。也就是说必须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具体主张是，必须顺应不可避免的土地资本集中的潮流，不应采取任何手段加以干预。土地兼并会产生大地主，但只要鼓励和引导他们在农业上投资，改进农业经营条件，就有可能使地主转变为农业资本家，这正是国家工业发展的要求。他还主张把农民从债务负担中解脱出来，以防发生阶级对抗，办法是广泛发展农村工业，容纳过剩劳动力；建立农村信贷网，向农民提供信贷。总之，他发展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是以发展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前提，然后逐步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这实质上是普鲁士道路。

马·伦纳德和达·瑙罗吉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理论整体。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把他们两人作为印度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们的理论后来为国大党所遵循，成了它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四、建立全国统一组织的趋势

19世纪70—80年代民族运动的第三个突出进展，是出现了建立全国统一组织的要求。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在新的一批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出现后表现得更加鲜明。从本质上说，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印度各民族开始朝近代民族发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加强的结果。

印度各民族向资产阶级民族转化的过程受到了殖民统治的阻挠和压抑，导致印度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逐步取得经济、政治统治地位的过程完全脱节。例如，在经济上，国内市场不是印度商品而是英国商品占支配地位；在政治上，印度资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这样形成的近代民族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而只是资产阶级民族的殖民地变种。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这种状况，他们虽然还没打算夺取民族统治权，但希望争夺国内市场，并参与国家管理。他们将印度这个多民族国家看成是一个民族整体，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集中全国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斗争。此时资产阶级还无意联合下层群众。他们认为，只要把现有各省的民族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全国民族主义组织，就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为建立全印统一组织提供了思想基础。

建立统一组织的要求来自3大管区许多民族主义组织，来自许多改良活动家。其中，最早采取行动的是苏·班纳吉和他领导的印度协会。苏·班纳吉在发起印度协会时，就已认识到建立全印统一组织的必要。由于其他管区原来的那些组织多陷于停滞状态，没有条件联合建立全印组织，他就想以印度协会作为基础，逐渐扩展，把它变成未来全印度运动的中心。该组织取名印度协会，用意即在此。他访问印度各地，就文官考试年龄限制等问题作巡回演讲，就是为了使全印度在共同的政治要求下团结起来。这个任务出色地完成了。1882年5月27日，他在《孟加拉人》报上著文，提出召开由全国各民族组织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主张。他写道：“迄今我们的共同团体都还是孤立活动，而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使我们的公共运动具有真正的代表性。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每年一次召开国民会议，实现紧密团结，为全国各政治团体就共同的政治运动采取统一行动准备道路。”[4]

1883年，发生了艾尔伯特法案事件。在英国执政的自由党政权希望用自由主义手段平息印度人民的不满。印度总督会议立法成员艾尔伯特在总督雷朋支持下，拟定一项法案，规定欧洲人犯罪也可以由印度法官审理。这个法案准备提交立法会议讨论，不料它却激怒了几乎所有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建立了统一组织，采取威吓利诱等一切手段对艾尔伯特进行攻击。印度民族主义者支持这个法案，但由于组织分散，显得软弱无力。结果，英国保守势力得胜，不但法案受挫，连总督也被迫辞职。这件事从反面进一步教育了印度民族主义者，使他们看到，印度人要形成强大的力量，非得有全国统一的组织不可。

五、殖民当局的两手策略

殖民统治者出于控制与扼杀印度民族运动的目的，往往交替或结合施行镇压与笼络的两手策略。总督李顿任职期间（1876—1880），对印度民族运动主要是镇压加控制，殖民者采取了几项控制政策：

第一项是1877年再度宣布降低文官考试的最高年龄，由原来的21岁降至19岁，旨在限制印度青年的应考机会，削弱他们同英国青年的竞争能力。因为印度教育落后，加之还要远赴伦敦赶考，增加了经济负担，使得大批青年难以获得应考机会。因此这次降低文官考试年龄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印度协会为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问题虽然没有解决，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

第二项是1878年当局颁发的《武器管制法》。它规定农村居民不得携带武器，以防止农民群众发动武装暴力斗争。武器管制法的颁布，使广大村民无法抵御密林中的猛兽，尽管义愤填膺，却又无法抗拒殖民者的高压政策。

第三项是1879年颁布的旨在压制民族报刊的所谓印度地方语言报刊法。它规定凡是用印度民族语言办报刊的，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笔保证押金，保证不刊登所谓“煽动性”文章。如一旦发现，即没收押金，勒令停办，甚至监禁编辑，没收印刷所全部财产。目的明显在于掐住民族主义者的喉舌，剥夺他们出版、言论的自由权利，矛头特别指向日益壮大起来的左派力量。

第四项是于同年取消了英国棉织品3。5%的进口税，保护英商利益，控制印度市场，打击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上这一系列的殖民控制政策，固然对民族运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同时又唤起了印度人民的觉醒，使他们更加深信，要想复兴印度民族，不争取自主权，别无出路”[5]。

1880年英国大选后，保守党下台，自由党组阁，改任了印度总督，由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雷朋（1880—1884年在任）取代了李顿。雷朋对印度民族运动的态度是笼络上层人物，施印度人以小恩小惠，以缓和英印民族矛盾。

雷朋上台后，于1882年颁布《地方自治法》。改用选举法产生多数市议会和县自治局的成员，使印度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参政；让印度人担任城市某些无关紧要的管理职务；县以下的各乡镇，设立乡镇公所，由乡镇大会选举代表，由代表会议再推选出乡长或镇长，以管理地方事务。地方自治法实施情况不一，只有孟加拉省基本上完成了。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自治权还使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极度不安，不久便在英国议会提出要修改《印度自治法》。后来实际上自治法已名存实亡。

印度民族主义者一方面感到欣慰，因为取得了某些让步，尽管是微小的，但同时又发现自己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他们发现殖民当局在任命各级立法会议的印度成员时，主要是任命王公、地主。而且他们在立法机构中也只是徒有其名，并无实权。看清事实后他们通过报刊发泄不满情绪。

1883年，当局又提出一项所谓司法改革。在雷朋授意下，总督会议立法成员艾尔伯特起草一个法案，即《艾尔伯特法案》。该法案规定：撤销欧洲籍的英国臣民在法庭审理中所享有的特权；英国人同印度人一样，都可以由印度法官审理。该法案使印度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视之为在法庭上终止了种族歧视，但却引起了英国人的强烈反对。印度人民，特别是温和派对英国人的抗议表示了反抗议。为此，1884年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准备对英国的反动势力进行抗争。

然而，由于民族主义力量分散，缺乏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坚强的后盾，最终这个法案被议会否决。但采取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办法，规定把审讯英国人的权力笼统地授予法院的法官和县长，他们中也可能有印度人。实际上，司法权还是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年，雷朋被迫辞职，被召回英国。民族主义者的幻想破灭。他们感到十分失望和屈辱，并深刻地认识到要取得宪政改革的胜利，必须寻找有利于团结统一和增强斗争力的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