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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大党的早期活动（第1页）

第三节国大党的早期活动

自1885年成立至1905年，是国大党的早期历史时期。在这20年中，国大党只局限于局部改良。直到1906年，国大党才提出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型自治（司瓦拉吉）的目标。在这20年中，国大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很有限。

一、早期代表人物

在国大党早期代表人物中，达·瑙罗吉、马·伦纳德、苏·班纳吉、戈·郭克雷是最为重要的4位，他们实际上处在国大党内的最高决策地位。这4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是国大党早期活动的指针和缩影。

1。达达拜·瑙罗吉

达·瑙罗吉

达达拜·瑙罗吉（1825—1917）是印度民族运动早期最著名的活动家，国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不倦地为争取印度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被誉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元勋”。

达·瑙罗吉1825年9月4日诞生在孟买一个祆教士家庭。在艾尔芬斯顿学院念书时，就因才华出众、思想敏锐而被称为“印度的未来”。大学毕业不久，他被任命为这个学院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是最早在大学里任教授职务的少数印度人之一。

19世纪30年代，当西印度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开始发展时，达·瑙罗吉就是主要活动家之一。他建立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教育团体达30多个，影响遍及孟买管区。他还主办《真理之声》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和组织人民向陈腐的社会习俗宣战，争取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起，他把注意力转向政治改革。到19世纪50年代，他成为孟买民族主义者公认的领袖。185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建立了孟买协会，其目标是要求殖民政权实行改进国家状况和社会福利的措施。这是这个管区最早出现的较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1855—1859年，他作为卡马公司的合资经营人和代表常驻伦敦。1865年，他建立了“伦敦印度协会”，不久和另一个叫东印度协会的组织合并，他担任主席。19世纪80年代印度民族运动出现了建立全印统一政治组织的趋向，他是这一趋向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当国大党首次会议1885年在孟买举行时，他是会议核心领导人之一。第二年国大党举行年会，他就当选为年会主席。1893年和1906年又先后两次当选年会主席。

除了直接组织运动外，达·瑙罗吉对印度民族运动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是早期资产阶级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殖民剥削政策的人。他提出的“财富外流论”深刻地揭露了英印关系的实质，成了国大党确定自己政治经济要求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他被誉为“财富外流论的教主”。“1867年5月，他提出了英国正在压榨和抽干印度的概念。从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他发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来反对外流，通过一切大众传播方式抨击财富外流”。[10]

总的来说，从国大党成立后至20世纪初，达·瑙罗吉的立场只是要求局部改良。他在英国广泛开展活动，要求改革现行统治制度的某些最坏的方面，特别是改变政府高级职位由英人垄断的现象。他甚至认为印度财富外流，根源就是国家管理由英国人垄断。为了使印度人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管理，他要求文官考试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还要求改革立法会议，扩大印度人名额，以民选代替政府任命。在经济方面，他积极主张降低税收，减少殖民贡赋和行政、军事花费，发展印度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关税，要求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资本家一视同仁。

1905年起，印度民族运动迎来了**。这时印度的政治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于20年前。国大党内出现了激进派，国大党外出现了秘密革命组织。他们不满国大党的局部改良要求，提出司瓦拉吉作为斗争目标。国大党温和派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故步自封，继续走局部改良路线，从而成了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阻力。1906年当激进派提名提拉克为国大党年会主席候选人时，温和派感到控制不住局势，便提议请达·瑙罗吉来担任主席。瑙罗吉这时远在英国，已有82岁高龄，但他仍然答应了国大党这个要求。

达·瑙罗吉的立场属温和派，但他的思想在1905年前后已多少顺应客观形势，与时俱进。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的主席致词中，他强调印度人民的要求整个来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自治或司瓦拉吉。就在这次年会上，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并通过了司瓦德西（自产）、抵制和民族教育等项决议，对孟加拉和全印的方兴未艾的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然而，达·瑙罗吉思想的变化是不彻底的。他赞同争取司瓦拉吉的目标，但在斗争方式上依然主张使用政宪鼓动的旧方法，不赞成消极抵抗策略，更是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对主张暴力革命的活动家如奥罗宾多·高士、达尔·哈雅尔等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非常钦佩。1906年国大党年会后，达·瑙罗吉回到英国，但由于健康原因，1907年10月又重返印度，此后就再没有离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瑙罗吉积极支持贝桑特夫人和提拉克组织“自治同盟”，要求印度自治，还答应担任“自治同盟”孟买分部秘书。他一直关注民族运动的发展，直到1917年6月30日去世为止。

达达拜·瑙罗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是印度民族运动早期发展阶段的缩影。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站在历史的前列，不倦地斗争，对推动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对历届领导人有很大影响。

2。马哈底瓦·戈文达·伦纳德

马·伦纳德（1842—1901）被称为“西印度复兴之父”[11]，在孟买管区其声望仅次于达·瑙罗吉。他是在殖民政权中供职而又积极参加民族运动的早期活动家。由于受官方身份限制，他不能正式参加国大党，但一直是它的幕后决策人之一。

马·伦纳德1842年诞生于孟买管区那西克城附近一个婆罗门家庭。伦纳德中学毕业后，进入爱尔芬斯顿学院学习，以优异成绩结业，取得文学和法学硕士学位。不久，进入了文官系统，先后担任法官、治安长官、孟买管区立法会议成员、孟买管区高等法院法官，直到逝世为止，在他眼里，担任公职是为祖国的复兴服务的途径之一。

1871年，马·伦纳德来浦那担任法官，参加了浦那人民协会，并很快成了它的实际领导人。1874年他通过这个组织向英国协会、政府和报界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印度建立宪政制度的陈情书。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伦纳德又领导开展了反对降低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的鼓动。19世纪80年代初，马·伦纳德积极促进建立全印统一组织。在英国殖民当局禁止文官参加国大党会议前，他一直以来宾身份参加国大党成立大会和以后的年会，后来他虽然不在国大党正式会议上露面，然而国大党所有重大问题决策他都是参与者。他的官方身份并没有限制他尽公民义务，他对国大党领导人的工作给予许多指导、建议和鼓励。

马·伦纳德的早期活动对民族运动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他在政治上一直持温和立场。即使到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大党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更激进的政治主张后，他仍然坚持这种立场。这使他在群众中的威望有所降低。

马·伦纳德还是个杰出的经济理论家。他研究了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吸收其部分内容，结合印度国情，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理论。这套理论和达·瑙罗吉的财富外流论一起，成为国大党制定纲领路线的理论依据。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他和浦那人民协会领导人之一加·瓦·卓施在西印度首先倡导使用国货，1872—1873年领导开展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司瓦德西运动。1890年建立了西印度工业协会，积极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1896年又积极赞助在加尔各答举办的第一次司瓦德西展览会。他还在浦那德干学院作了论印度政治经济学的演讲，轰动了舆论界。他的演说被称为印度经济思想发展的新里程碑。

马·伦纳德还是社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家。他参加了1870年在浦那成立的宗教改革组织祈祷社。他认为，印度复兴应当是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工业和社会多方面的复兴，应当坚持争取印度民族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发展。只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进，印度才能跨入文明民族的行列。他强调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社会本身的自然法则。1870—1890年间，他建立了不少社会改革组织，如寡妇婚姻协会、寡妇之家等。他大力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主张允许寡妇再嫁，打破种姓界限，允许种姓间通婚、共餐等。他曾是《印度教之光》报编辑，后来又办过《浦那人民协会季刊》。这两个刊物都以很大篇幅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国大党成立后，有官方身份的他不能直接参加国大党活动，便投入大量精力到社会改革运动中。例如一年一度召开全印国民社会会议就是他发起的，目的在促进全印的社会改革。这个会议每年在国大党年会之后举行。关于社会改革的方法，他提出了4点，即诉诸传统的方法、诉诸良知的方法、诉诸立法的方法和诉诸反叛的方法。他赞成前3种而反对第4种，认为反叛的方法完全破坏历史的联系，会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前3种中，他又主要是依靠头2种，即依据某个经典或依靠理性主义来变革陋习，如说寡妇改嫁在吠陀经典中是允许的。当这两种方法仍然不足以推动实现改革时，可采取第3种方法，即要求政府以立法手段来推动改革，但有两个前提，即必须是印度人自己的要求并经过动员舆论，赞助拟议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印度社会的复兴。马·伦纳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被公认为全印度社会改革运动的泰斗”[12]。

3。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

苏·班纳吉雕像

在印度民族运动早期活动家中，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1848—1925）的经历特别引人注目。这是由于：第一，早期他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贡献非常突出；第二，在他的晚年，他对运动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也十分突出。

苏·班纳吉1848年出生在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里。念完大学后，他就被送到英国参加文官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1871年被任命为孟加拉西尔赫特县的副治安长官。但他的文官生涯坎坷，不到一年便因为一个技术性小过错被除名。回到加尔各答后，他应邀在民族主义者创办的首府学院任英语教授，后改在自由教会学院教英国文学。

19世纪70年代孟加拉正处在建立民族主义政治组织阶段。1875年，苏·班纳吉积极参加了阿南达·摩罕·高士建立的大学生联合会，在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鼓舞青年们学习马志尼高尚的爱国理想和献身精神，并用宪政鼓动的方法，争取印度人应有的权利。他的演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在他们心中激起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1876年，当时机成熟时，阿南达·摩罕·高士和他共同建立了印度协会。

为了促进各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使全印在共同的政治要求下团结起来。1877年，英国当局决定降低文官考试的年龄标准。苏·班纳吉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一场全印规模的政治鼓动，用反对降低文官考试年龄标准这个共同要求来促进印度运动的统一。1877年和1878年他作为印度协会的特使先后访问北印度和西南印度，进行巡回演讲，反对新的年龄规定，要求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文官考试，让印度人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管理，征集各界人士在请愿书上签名。他在所到城市都受到热烈欢迎。这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鼓动，它开创了在共同的要求下进行全印政治鼓动的先例，促进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