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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大党的诞生（第1页）

第二节国大党的诞生

19世纪70—80年代可以说是早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展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运动的组织性大大加强了，民族主义要求提升到理论化高度，并运用到实际行动中。这一切促成了全印度民族组织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它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领导中心，奠定了发展基础。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已发展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主流，资产阶级已成为民族运动新的历史时期的领导力量。

一、民族主义者的酝酿

自19世纪70年代始，民族主义组织出现统一趋势，到80年代初，已明确提出成立全国性组织的主张，各地组织也在积极准备中。

苏·班纳吉坚定地朝这个目标努力。还在《艾尔伯特法案》的斗争尚在进行的时候，他就积极推动筹建全国民族基金的工作。之后，又前进一步，于1883年12月以印度协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发起召开第一次印度国民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印度协会在孟加拉各地以及在北印度一些地区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外，还有个别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的民族主义者，参与人员相当广泛。会议通过的决议包括：要求让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试制度，扩大立法会议，实行地方自治等。此次会议向成立全国组织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从中可以看出孟加拉的民族主义者，正在以印度协会为基地，积极为建立全国性统一组织做准备。尽管如此，会议仍免不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各地代表名额较少，实质上只是“印度协会的一次扩大的会议”[6]，其权威地位仅限于此。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也在积极推动全国民族主义组织的联合，但他们不赞成苏·班纳吉以印度协会的名义召开全国会议的做法，而希望建立全国真正的联合。在怎样联合，建立什么样的统一组织的问题上，舆论界提出了两种主张：一种意见是孟加拉《印度之境》报编辑拉兰德拉纳特·森和孟买的一些年轻活动分子所主张的，建立全印国民大会，在各管区现有组织的基础上，定期在各中心城市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由各管区民族组织派代表参加；另一种意见是马德拉斯绅会机关报《印度报》编辑苏·阿叶尔所主张的，成立民族党。这两种意见在许多报纸上公开讨论，并未形成最后的统一认识。

1884年11月，总督雷朋辞职离印回国，各地代表到孟买为他送行。孟买和马德拉斯的代表借机认真地商讨了如何召开全印会议的问题。同年12月，印度神智社在马德拉斯召开年会，与会的著名活动家，如苏·班纳吉、达·瑙罗吉、帕兰等17人，又一次商讨了成立全印组织的必要性，达成一致看法，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决定成立全印组织——印度国民同盟，即后来的国大党。会议通告各地，定于1885年12月在浦那召开成立大会。这次聚会称为马德拉斯会议。

随着印度国民同盟筹备会议的进行，各地民族主义者受到鼓舞，民族运动又有进一步发展。不仅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管区、旁遮普和印度斯坦的民族团体十分活跃，而且一直比较沉默落后的地区如信德、阿萨姆和中央省也活跃起来了。在奥里萨和信德成立了地方团体，与印度协会和孟买管区协会建立了联系。在中央省还成立了人民协会。阿萨姆的周尔哈特也成立了组织，叫全民大会。

二、殖民统治者的笼络

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与统一趋势，使英国殖民统治者深感不安。他们预感到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即将爆发。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勃兰特于19世纪80年代初到印度各地进行考察，结果使他担忧。他总结说，在印度，英国人和土著各民族之间情绪敌对，政府如不采取宽宏大度的办法加以缓和，很快，英国和印度长久保持下来的“联合”势必完全中断。这对英国来说将损失惨重，因为印度是个地广人多的大陆国家，人口为英国的10倍。如果印度发生变乱，必定是英国从未经历过的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变乱。勃兰特上面所说是指印度广大人民反殖民主义的群众性斗争浪潮。而他最害怕的还不止这些，他最担心的是印度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汇合。数量庞大的处于长期饥饿状态下的农民和越来越开化的城市居民对自身的被奴役地位极为不满。

据此，勃兰特断言，如果再发生1857年那样的“叛乱”，那恐怕就不只限于土兵，而是全国人民都会参加这一“叛乱”。勃兰特也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虽然十分温和，但可怕的是他们同人民运动结合起来。他说，千万不要让他们的“改革”转变为“革命”。他认为印度许多开明的资产阶级上层温和人物也害怕大变乱，只要英国政府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对英国人还是很信赖的。所以，勃兰特呼吁政府抓紧着手改革，至少也要作出某种决定改革的姿态，刻不容缓。

休姆

新任总督达弗林（1884—1888年在任）也深感民意不可忽视。他说政府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不了解真正的民意。他设想如果有一个足以反映民意的机构出现，让政府从这个机构里得到代表民意的建议和要求，“使人民从这个机构发泄怨气，作为控制印度形势的安全阀，那就好了”[7]。恰好有一位殖民政府的退休官员休姆，洞察朝野形势，他的提议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休姆原为印度高级文官，曾任印度税收和农商部秘书，因在税收改革等问题上与最高当局的看法不同，被总督降职使用，1882年退休。他的基本态度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必须维护，但不是一味镇压，而在于逐步实行改革，把印度引上宪政发展道路；重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合作和支持是实现宪政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李顿总督的一系列镇压措施激起公愤，休姆很为英国统治当局担心。他认为如果当局不改变策略，资产阶级运动和下层人民起义就有合流的可能。

休姆积极支持新任总督雷朋实行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新政策，成了雷朋的顾问和联系印度改良活动家的桥梁。雷朋辞职后把休姆介绍给新任总督达弗林。达弗林并不赞成雷朋的政策，但在开始时不得不作出一些自由主义的姿态。这时休姆了解到印度资产阶级活动家正趋向于建立统一组织，他也希望有一个组织作为英国殖民当局和印度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渠道。印度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就可以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控制在安全轨道上。这个组织可以起政府的合法反对派的作用，并成为疏导人民群众不满的“安全阀”。

休姆的想法得到了印度许多活动家的赞同。这样，休姆很快就取得了发起建立统一组织的主导权。他广泛接触印度的活动家，商讨计划，并在英国上层人士中进行疏通，为国大党的成立开拓道路。早在1883年，他给加尔各答大学应届毕业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拟订了一个成立全印组织的计划。参与拟订这个计划的还有其他一些英国官员。按照休姆的设计，这个全印团体由政府主办，每年开一次会，会集各方著名人士，反映社会改革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供政府参考，但只能探讨有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则由各个管区的团体负责加以讨论。

1885年春，休姆会见总督达弗林，提出了书面建议。出乎意料的是，达弗林比休姆设想的更为“开明”。他对休姆的建议不仅全部采纳和支持，而且还认为政府行政上的某些缺点也可以探讨，以便求得改进。于是，休姆从总督那里取得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为了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不受侵害，他可以对印度民族团体的活动加以疏导和监视。随后，他向孟买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传达了新总督的宽厚态度，使他们感激万分。休姆这一活动使他在民族运动中的威信和影响大大提高，他甚至直接参加了关于成立印度联盟通告的起草工作。

休姆的活动促进了国大党的建立。固然他的目的是维护英国统治，但他的活动在当时符合印度改良活动家的要求，促进了这个要求的实现。印度资产阶级活动家对他抱有相当好感，尊称他为“国大党之父”，选举他担任国大党秘书长直到1906年。称他为“国大党之父”是过分夸大了他的作用，事实上他的作用只是顺水推舟，促使已经酝酿很久的事情成熟。正如印度历史学家所说，如果说休姆和英国自由主义者希望把国大党当作“安全阀”，那么国大党领导人则希望把休姆和英国自由主义者当作“避雷针”。

三、国大党的成立

1884年至1885年初，休姆和孟买、浦那、马德拉斯及阿拉哈巴德等地的民族运动领导人接触，商讨具体计划，又会见总督达弗林，征得同意和支持。1885年初，建立了印度国民同盟，并发出通告，定于12月在浦那召开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在孟买召开（因浦那发生疫病而改在孟买），正式改名为印度国民大会，标志着印度国大党的诞生。

印度历史学家指出：“很显然，国大党的成立是此前几年政治工作的顶峰。它是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取得重要突破的政治觉醒过程的顶点。1885年是这个政治觉醒进程的转折点。因为那年印度的政治家和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现代知识分子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少数群体利益的发言人，而是直面外国统治的国民利益的代表，是一个‘国民政党’。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成效。他们成立的全印度民族主义者团体是一个平台、组织者、指挥部，也是新国民精神和政治的象征。”[8]

参加大会的有各地方民族主义组织著名代表人物，如伍·彭纳吉、达·瑙罗吉、费·梅塔、苏·阿叶尔、马·纳伦德等，共72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自由派地主，大多数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穆斯林很少。著名孟买律师伍·彭纳吉任大会主席，休姆以发起人和西姆拉地区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并任大会秘书长。与会代表对英国充满了颂扬和感激之情。

伍·彭纳吉强调忠于英国统治，他认为国大党必须做到加宽统治基础，给予人民以参与管理的应有的合法权利。早期运动领袖达·瑙罗吉也在大会上强调，印度有权享有自由和代议制的果实。除此之外，大会还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如请求英国政府派皇家委员会调查印度行政管理情况，取消英国印度事务大臣会议，扩大立法会议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立法和监督职权，在英国和印度同时进行文官考试，放宽报考年龄限制等。

这次会议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这次大会真正具有全国代表性，参加大会的72名代表来自全国各省。其二，这次大会立下了一项不成文的先例，规定大会只讨论政治、经济问题，不讨论容易引起摩擦的社会、宗教问题；只讨论全国性问题，不讨论地方性事务。

大会还突出强调印度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性。国大党的中心使命是以民族团结的感情代替种姓、宗教信仰和地方偏见的分裂因素，以便使整个印度民族得到进步和发展。国大党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使国大党成为广泛容纳各宗教、各社会阶层的，不带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

国大党的成立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宣告了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发展的新时期。

四、阶级构成

据统计，在出席国大党前3次年会代表总人数中，知识分子约占50%，地主约占25%，商人和工厂主约占25%。这些数据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都无太大变化，可见国大党年会代表的主要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地主、商人和工厂主。

资产阶级（包括工厂主和商人）是国大党的主要阶级支柱。他们通常是通过知识分子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资产阶级对国大党年会的支持，主要表现在财力资助上，其中最突出的是孟买的资产阶级。1904年，国大党年会因遇到财政困难，不能在原计划地点召开，孟买民族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支持下，主动邀请年会在孟买举行，并承担一切费用。

自由派地主构成国大党的第二支力量。由于人数上占有一定比例，因此他们对国大党政策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自由派地主有部分人同时兼有买办商人、高利贷者身份，因而提出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不谋而合。19世纪60—70年代，英印协会主要代表自由派地主的利益。国大党成立后，英印协会参加了国大党，希望国大党除反映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共同要求外，也能关心自由派地主的特殊要求。在孟买省和马德拉斯省，随着大量兼并农民土地，也出现了大批商人高利贷者地主，许多人参加了国大党活动，不过由于他们的商人身份更突出，故没有像孟加拉那样形成自己的单独组织。或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近代教育，思想较开通，或是因为有切身利益要求，一些自由派地主从财力上给予国大党很大的资助。自由派地主在国大党内的积极性受国大党政策的影响，而他们的态度反过来又影响国大党领导人的决策。因此在两者有矛盾的时候，通常是寻求相互都可接受的办法加以解决。

国大党构成中第三支力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主要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通常是由他们在国大党年会上实际决策，其中有达·瑙罗吉、苏·班纳吉、费·梅塔、苏·阿叶尔以及后来的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等。据统计，1885—1905年担任国大党年会主席的16名印度人中，有11人是著名的律师，其余是前文官、教育家和报界人士。其中相当多的人在英国留过学。[9]由于广见博闻，这些知识分子能较早地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由于具有英语教育的优势、显赫的职业地位，他们把这都归功于英国统治，对英国抱有相当好感。这些知识分子在生活方式上不同程度地模仿西方。这种态度决定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坚决反英，他们只会成为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较温和主张的代言人。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数有限但影响颇大的特殊集团——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人物除休姆外，还有亨利·柯顿（前文官）、威廉·韦德伯恩（前文官）、乔治·耶尔（加尔各答商会主席）等。他们同情国大党，并且希望殖民当局实行改革。因为他们曾经都身居显赫地位，国大党领袖们对他们特别倚重，希望利用他们在英国和印度上层中的广泛联系和影响，吸引英国人的同情，争取英国当局的让步。

国大党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政党。由于发展不完善，软弱的资产阶级还未能完全脱离原来的买办商人身份，一些自由派地主思想也较为陈旧。如此一来，便决定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国大党只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局部改良。同时，以休姆为代表的英国保守势力想方设法制约国大党的活动。可见，此时的国大党，要提出激进的斗争目标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