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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民族革命运动的背景（第1页）

第一节民族革命运动的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多方面加强了对印度的统治。在经济上对印度进行深度压榨，使得印度人民民不聊生。政治上更是如此，分割孟加拉法的颁布给印度带来了“最黑暗的时代”。加上20世纪初正值“亚洲的觉醒”，亚洲许多国家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受此局势影响，印度人坚定了争取民族权利的信念，开始走上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道路。

一、社会经济状况

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到来，有其社会经济前提。那就是，英国对印度的剥削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印度社会经济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正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剥削方式。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和剥削进一步加强，除了在政治上对印度强化统治外，在经济上也深度压榨。英国对印度的剥削程度越来越严重，资本输出跃居世界首位，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际上最大的剥削者。

首先，最为显著的是英国在印度注册的股份公司日益增多，主要部分在于棉织工业和黄麻工业。例如，仅1905年在印度就有165家外国公司开业，它们多半是在英国创办而在印度营业的，这些公司已付资本总额为6900万英镑，股票资本为2770万英镑。1902年以前在印度开业的1366家外国股份公司的已付资本仅为2550万卢比。[1]由此可以看出，较19世纪末而言，20世纪初的英国资本已经有大幅度的增强。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股份公司的已付资本只占英国在印度总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

其次，英国不仅在印度注册大量的股份公司，并且在印度进行多项投资，如公债投资、铁路投资、城市交通投资等。其中，90%之多的投资项目是为了更好地方便英国的工业制品在印度的倾销，并借机从印度掠夺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此外，德、法、美、日等国在印度还纷纷开设了汇兑银行，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销售市场的硝烟战已在印度打响。英国当然也不能错过了这块“香饽饽”，其在印度的银行业投资也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印度进一步殖民化。1905年至1908年间，英国在银行业的投资遥遥领先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

再次，英国贸易中介行数量猛增，并演变成了正式经理行，其魔爪伸向了印度几个较大的商业城市，并在这些城市中占有了雄厚的经济阵地。这些经理行有两个特征：第一，前身是一些英国殖民文武官员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一些商人组成，他们直接以暴力方式抢夺印度人民的财产，并与本地封建主、商人、高利贷者勾结在一起。第二，其创始人与伦敦金融巨头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印度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巨头们在印度建立起稳固的支配权，成为印度的金融寡头。

久而久之，英国的垄断组织也不断地利用经理行这个经济杠杆榨取印度人民的财富，其活动足迹不仅限于印度沿海地区，而且还深入到印度腹地，触角伸到印度经济领域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好似生了锈的铁箍，紧紧地束缚着印度生产力的发展，把印度的资本发展局限于一个狭窄偏僻的范围里，使印度经济不断畸形化和片面化，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充分地暴露了其贪婪残暴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性。

与此相应，印度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首先，印度民族资本获得缓慢发展的同时，深受殖民统治者的排挤和打击。棉纺织业依然是民族资本的主要部门，棉纺织厂、纱锭、织机的数量大幅增长，其中大部分属于印度民族资本。此外，农产品加工业和煤矿开采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增长。印度人自己集股开设的银行也增加了。但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英国资本的排挤，更受到殖民政权的刁难打击。“两点对它打击最重，一是财政改革，一是对印度工厂纺织产品征收出厂税。当民族资本除了争夺国内市场已没有别的回旋余地时，他们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地感到殖民枷锁的沉重”[2]。

其次，资本输出和金融资本剥削的加强，对城乡小资产阶级和下层群众以沉重打击。在民族企业的纺织产品改为以内销为主，而英国布纱输入量增加的情况下，纺织业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感到竞争的压力。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财政改革对下层人民打击更重，仅关闭私人铸币厂一举，就使小资产者和下层劳动群众世世代代积蓄的一点银首饰贬值13甚至一半以上。不仅如此，随着币值的增长，群众所负担的各种赋税、地税、债务都相应增值，物价也随之猛涨，人民购买力急剧降低，造成了饥荒和瘟疫连年发生的可怕局面。千里赤地，哀鸿遍野的凄凉景象，时有发生。广大下层人民对英国统治的不满急剧加强。

再次，知识分子队伍扩大，但失业加剧。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扩大了。大学毕业生日益增多，但殖民政权的各种机构被大量英国人塞满，而从事自由职业又受到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限制。不少人没有尝到做一名生活有保障的知识分子的甜头，而是饱尝失业的辛酸苦辣。即便找到工作，工资待遇也很低。这样，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多只是不断扩大再生产知识分子失业半失业的队伍，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最积极地要求变革。这个新阶层在19世纪90年代后大量参加到国大党中，扩大了国大党的阶级构成，给它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国大党内新出现的一代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开始到下层群众中活动。

总之，正是由于英国殖民者的帝国主义剥削政策，使印度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不满加强，造成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不满有可能再次汇合的客观形势。这种社会经济状况，成为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高涨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经济基础。这意味着，在印度进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客观前提开始形成。

二、寇松的倒行逆施

寇松

20世纪初，总督寇松实行一系列目的在于扼杀印度民族运动力量、防范革命的反动措施，结果，更激起人民的普遍愤慨，民族主义者决心开展更坚决的斗争。这成为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加速器。

乔治·寇松于1899年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印度总督。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印度人民把曾任印度事务部副大臣的寇松的上任看作解救他们的一丝希望，殊不知这个野心勃勃的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被大英帝国所委派的任务就是摧垮国大党，阻碍印度民族进步。

寇松本人也同样坚信国大党已危在旦夕，他的抱负就是促使国大党寿终正寝。同时，作为一个白人种族优越论者，他还在加尔各答的一次集会上说道，高级文官的职位只适合英国人，部分是因为英国人天资聪颖，部分是因为英国人受教育程度高，而这一切都是印度人无法比拟的。很明显，寇松这一言论表明了英国人企图垄断高官职位并使其永久化。

于是，寇松上任伊始，为了加强官方控制，就以颁布加尔各答市政局法的方式，将民选代表比例裁减了一半，这一举措瞬间瓦解了加尔各答民族主义者多年来在加尔各答市政局努力争取到的支配地位。剩下的28名印度民选成员，为表抗议也全体退出加尔各答市政局。

寇松为了加强对印度人民的经济盘剥，实行了财政改革。他通过了福勒委员会的财政报告，正式规定了英镑在印度的流通使用，并且还将卢比英镑比价提高至1卢比兑换16便士。而按照当时的白银实际价格计算，1卢比只等于12便士。这样一来，英国人便轻而易举地通过每个卢比从印度人民身上榨取了4便士。英印当局利用这种英镑进入印度流通领域来干预印度经济的办法，人为地提高卢比英镑的兑换率，为英国资本牟取利益。寇松这一举措遭到了印度人民的强烈指责，人们称寇松是在变相地增加税收，牺牲了印度纳税人的利益，拿去喂养英国官员。

寇松采取严厉措施，加强对民族报刊的管制。1904年，他修改《国务机密法》，再度扩大该法的适用范围，将民族报刊置于当局更严密的钳制之下。一旦刊登批评殖民当局的文章，就会被看作是“煽动对政府的怀疑和仇恨”，文章作者和报刊编辑都会因此而身陷囹圄，因为他认为“舆论是叛乱之母”。[3]

同年，寇松又颁发《大学法》，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大学法》内容主要包括：增加学费，提高入学门槛，把那些较不富裕的学子们拒之门外；限制各校评议员和管理委员会的规模，由当局政府向各校委派的监督机构成员高达总人数的45之多，并且主要以英国人为主，如此一来，学校便被当局全权掌控。尽管当局宣称，该法的目的在于把印度高等学府从当时单纯的考试机构改造成实行全面教育的地方，但实际上殖民者认为高等教育是印度的“叛乱之源”，《大学法》的实施旨在剥夺印度下层人民的求学机会，减少“叛徒”的出现。这种对学校的强行控制就是剥夺和践踏印度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1904年《大学法》无疑是针对印度民族运动采取的一项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殖民者深思熟虑的政治性步骤。

此外，为了强化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寇松于1905年改组警察局，并在印度各省设立了刑事侦缉部，在中央内务部下设立了中央情报局，把密探派遣至各地，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

寇松无视印度人民民族民主权利的倒行逆施行径，引起印度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对。国大党领导人郭克雷指出，寇松实行的是倒拨时针的反动政策，给印度带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国大党元老瓦加也说，寇松必将在一片唾骂声中永远滚出印度。

三、国际形势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亚洲各国遭受的殖民灾难更加深重。帝国主义同各国封建势力勾结，加深了各国人民的苦难，妨碍了亚洲各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加深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危机，促使了亚洲的民族觉醒。20世纪初，亚洲许多国家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主义民主革命运动，被称为“亚洲的觉醒”。

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影响巨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俄国革命促进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对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书中也提到，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

不可不说1905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不仅仅是因为俄国革命的爆发，也因为亚非拉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在非洲，正酝酿着新的反帝斗争；在拉丁美洲，约5年后，爆发了历时7年之久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在亚洲，土耳其、伊朗、日本和中国等，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欧亚非拉人民普遍觉醒了，这成为了世界革命风暴的新源泉。

20世纪初的世界革命形势对印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让印度人民看见了希望所在，推进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进程。正如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所说，印度人民从这些历史事件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受到了新的鼓舞。在这些国家都在为争取民族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时候，印度已经不可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苟安了。

正是受到这种国际革命形势的影响，印度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坚定了争取民族权利的信念。印度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人提拉克宣布，既然英国的殖民统治是沙皇式的独裁政权，那么印度就应该“向俄国人学习，看看我们该怎么办”。提拉克在孟加拉庆祝西瓦杰节的群众集会上，号召印度人民“学习爱尔兰、日本和俄国人民的榜样，像他们一样起来斗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