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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革命运动的进程（第1页）

第二节民族革命运动的进程

反对孟加拉分割法的斗争，是引发1905—1908年革命运动的导火索。国大党内各派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国大党外也出现了一批秘密革命组织，为争取印度民族独立密谋组织着斗争。运动初期，国大党内温和派与激进派齐心协力、共同斗争，使得运动很快推向**，但温和派后来止步不前，激进派却勇往直前。两派在观点目标上的分歧导致了1907年国大党的分裂，英国殖民当局趁势通过了《印度议会法》，企图加速分裂印度。

一、孟加拉分治阴谋

寇松为印度作出的“贡献”远非前面所能概括，想必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孟加拉分割法的颁布。

为了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削弱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遏制民族工业的发展，阻碍孟加拉民族的形成和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寇松承袭了传统的“分而自治”的殖民政策，于1905年公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将孟加拉省划分为两个行政管理区。当时的孟加拉省是英属印度最大的省，包括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拥有18。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7850万人口，其政治、经济、文化处于较为发达的状态，是印度最先出现民族知识分子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人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对于这一法令的颁布，寇松的解释是：首先，孟加拉省太大，边境居民太苦，省会设在海岸城市加尔各答，不便管理，分省将使情况得到改善；其次，东孟加拉居民多为伊斯兰教徒，但该省的许多重要公职却是由印度教徒充任，分省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为穆斯林提供更多担任公职的机会；再者，阿萨姆没有出海口，若将东孟加拉并入在内，可以获得吉大港作为出海口岸。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只是借口而已。寇松分割孟加拉的真实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在于分裂印度民族力量，肢解民族运动最发达的孟加拉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大党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内出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即革命民主派，他们不满于国大党仅仅提出改良的要求，主张印度应以自主或独立为斗争目标，并应开展群众运动来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的宣传鼓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这使英国当局感到十分不安。寇松认为印度人民日益增长的反英情绪主要来自于激进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又主要存在于孟加拉地区的革命者中。正如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所指出的：“在印度政治发展中，孟加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革命运动的温床，对印度政府的态度是不友好的。”[5]于是，寇松以此为理由，企图通过新的地区调整，减少孟加拉省的土地面积及人口数量，将他认为危险的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分割，以利于英国的统治。第二个目的是企图制造宗教对立的两个省，使之互相水火不容。当时的孟加拉省有人口7850万，印度教徒占23，穆斯林占13，孟加拉东部是印度穆斯林居住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而穆斯林在上层政治上比较落后，愿意与英国当局合作。如此一来，英国官僚们便把获得穆斯林的全力支持作为分割的最高价值。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将孟加拉一分为二，将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省合并成为新成立的省，因穆斯林居住集中，人口占多数，将会成为由穆斯林起支配作用的省；西孟加拉是印度教徒占多数；两个省因居民主要的宗教不同必会产生矛盾，甚至对立。就这样，通过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割在两个地区，从中挑拨，制造两个宗教的裂痕和对抗，破坏7850万孟加拉人的团结，转移民族斗争的大方向。

孟加拉分治阴谋引起了印度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

二、温和派的反抗

孟加拉分割法令的实施无疑会给印度人民带来沉重的打击，将严重地损害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经济、政治利益，也必将削弱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人民的政治力量。

在国大党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温和派在国大党成立前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这使得温和派的政策影响着整个国大党的政策。在温和派的领导下，国大党在其成立的20年中一直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坚持以“三P政策”（乞求、讨好、抗议）为特点的改良路线。他们就自己的政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政治上，改组立法机构，增加各级立法会议中印度成员的名额，扩大立法会议的权限，改革文官考试制度，扩大参政权；在经济上，要求降低税收，国家金融信贷系统向印度工商业提供贷款，保护关税等。在实现上述主张的过程中，温和派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斗争方式严格限制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英国殖民者的绝对效忠服从者。

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到来，把一直坚持改良主义的温和派推进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局势中。在这种形势下，温和派不得不考虑调整长期坚持的改良主义政策。1903年12月，分割孟加拉的提议被公诸于众，一场自发的抗议随即爆发。仅在最初的2个月间就有500多场抗议集会在东孟加拉举行，主要集中在达卡、迈门辛、吉大港。国大党领导人数次派代表团与寇松会晤，说服当局取消孟加拉分治，但毫无收获。国大党人逐渐对宗主国失去了信任，并郑重表明强烈反对分割孟加拉的建议，而这也仅限于取消孟加拉分治而已，并未表达出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反分治活动的意愿。1903年到1905年是一个请愿、照会、演讲、集会、宣传等温和手段全力发挥作用的阶段。

然而，殖民当局丝毫不为民众温和的抗议活动所动，依旧我行我素。1905年7月19日，孟加拉分割提案获英国议会通过。9月1日，政府宣布，孟加拉分割方案将于10月16日付诸实施。英国殖民政府的举措激怒了一向温和的国大党。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郭克雷义愤地说：“残酷的不幸被施加在我们的孟加拉兄弟身上，为了民众的利益，我所要说的是，一切同这种官僚制度合作的愿望，再见吧！”抵制英货成为运动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孟加拉周刊《复兴》以《我们的决心》为题发表社论，首次提出抵制英货，作为促使殖民当局取消分割法令的手段。分裂孟加拉的决议刚宣布通过，不计其数的自发抗议集会就在印度各地的城镇乡村举行，这些集会首次发出了抵制英货的誓言。

国大党温和派领导层站到了抵制英货运动的前列。8月7日，国大党孟加拉领导人苏·班纳吉、阿·马宗达等在加尔各答市政大厅组织了孟加拉各地区各阶层1。2万人参加的大会，史称加尔各答“八七”大会。阿·马宗达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随着分割孟加拉，印度政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一直使用的鼓动方式表明没有效果，现在我们必须转变想法，从思想领域到行动领域，必须实现自尊，以便使那些惯于鄙视我们的人尊重我们。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抵制英货决议》，正式宣布发起司瓦德西运动，即使用国货运动。苏·班纳吉提议在每次群众集会上举行抵制英货宣誓，得到广泛推广。“自此，这场零星和自发的运动变成了有中心、有领导、集中的抗议运动”[6]。

三、激进派的斗争

在这一新的局势发展下，国大党内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即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亦称革命民主派或极端派，他们主张采用新的策略广泛发动民众，对殖民统治进行坚决斗争。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明火执仗的剥削欺压程度一再加深，使得全印人民与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城乡小资产阶级队伍像吹气球般地急剧膨胀。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不仅仅指日益增多的小地主、小工厂主、小商人，还包括了大量集中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贯接受着欧式教育，比如各式各样的自由职业者、小公务员以及青年学生。仅在20世纪初，光是高等院校和高中学生人数就有75万到100万。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与下层劳动人民很接近。据一材料显示，在加尔各答，有3054名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其中2100位教师的月薪不超过30卢比，这只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物价日益上涨，他们的状况却每况愈下。

小资产阶级在英帝国主义的不断压迫下，政治上备受歧视，经济上无法发展，如同铐上了沉重的枷锁，无法自由行走。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越来越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他们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国大党温和派的改良路线也越来越感到不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思想决定了他们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因此在反对国大党温和的改良路线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更为坚定。这样，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大潮中就应运而生了，这一革命派既形成于国大党之内，也形成于国大党之外。在国大党之内的就是激进派；在国大党之外的，就是秘密革命组织。

以提拉克和奥罗宾多·高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最早意识到国大党温和派“三P政策”的穷途末路，于是提出了与温和派针锋相对的“消极抵抗”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不同英国政府合作。提拉克精辟地解释说：“掌握在一小撮英国人手中的行政机构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运转的，我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如果你没有积极的抵抗力量，难道还无力克制、约束自己不去帮助外国政府来统治你自己吗？这就是抵制；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其政治意义就在于此，这就是民族进步的途径，发展民族精神的途径。”

消极抵抗思想的核心是把抵制作为一种反抗手段，不仅用于抵制英货的经济斗争中，而且用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中。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新高度，是民主派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奥罗宾多·高士又提出对殖民统治实行“全面抵制”，使消极抵抗的思想纲领更臻完善。抵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有组织地拒绝合作，使外国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很清楚，消极抵抗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由“全面抵制”达到“完全自治”。

1905年前，各地的激进派自主地积极开展活动，努力为自己打开局面，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提出司瓦拉吉政治纲领、积极主张实现经济独立、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民族运动以及主张“不要乞讨，要战斗”。活动中心有3个，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孟加拉和旁遮普，其中以马哈拉施特拉最为活跃，其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全印激进派领袖的提拉克。马哈拉施特拉的马拉特人曾经与英国人顽强抗争，斗争已成为马拉特人的传统，至今仍有许多英雄事迹流传在民间。

1905年，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年会。提拉克的发言着重强调争取司瓦拉吉的必要性，但当时还没有条件通过这样的决议。年会期间，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一次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交换观点，统一策略，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即“四点纲领”（司瓦拉吉、司瓦德西、抵制、民族教育），并决定开展积极的宣传活动，争取国大党下届年会能接受“四点纲领”。“从这时起，全国各地的激进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成为国大党内一个正式的派别，即极端派。国大党领导层及其拥护者则被称为温和派”[7]。

激进派已发展成为了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对日后国大党的发展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印度通史》所言，激进派的政治纲领不仅代表了印度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同时也代表了20世纪初觉醒了的印度人民追求新生活、向往新时代的愿望，激进派的纲领是国大党成立以来最具进步性、战斗性和革命性的路线，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大党内革命力量的增长。

四、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大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形成的同时，国大党外的革命者便悄然地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不论是从秘密组织的产生还是发展看来，它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是同源同流的，两者都是从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热情中汲取营养，推动印度民族独立的运动，两者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之所以会成为这一大流的两个分支，是因为两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分歧之一在于秘密革命组织不信任国大党，主张另建秘密组织，而激进派则主张在国大党内进行活动；分歧之二在于秘密组织主张即刻准备武装斗争活动，而激进派则认为当务之急并非武装斗争，而应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

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在马哈拉施特拉发起了纪念马拉特民族英雄西瓦杰的活动，在活动中提出了争取司瓦拉吉的响亮口号。若把这一口号与西瓦杰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想到旨意是在争取印度独立。活动虽然反响热烈，许多青年积极响应，但仍有少部分青年不肯投身于这次活动当中，他们虽受到提拉克宣传的影响，却仍觉得国大党的温和改良路线如同背诵西瓦杰的故事一样，光说不练，不能为印度争取独立。他们主张应该作出实际行动来，投入到真正的斗争中去，因此他们决心另外单独建立秘密革命组织。这样，秘密革命组织在印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早期建立的“印度教维护会”（浦那）、“友谊社”（那西克）、“雅利安兄弟社”（瓦尔哈德）、“进步社”（加尔各答），以及1905—1908年民族革命运动期间建立的“朱甘达尔”集团（孟加拉）、“新印度社”（马哈拉施特拉）等。

秘密革命组织在印度国内的蓬勃发展势头，势必影响到了国外的印度侨民。1905年后，印度侨民革命者组织和报刊相继出现在伦敦、巴黎、旧金山。还有印度革命家在伦敦建立了“印度自治社”，并创办了《印度社会学家》报，以此来宣传革命思想，后来这里也出现了印侨革命者的秘密组织；在巴黎，也出现了印侨革命组织，该组织还参加了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在国际讲台上发出要求印度独立的呼声；在美国，由印度革命者创办的《自由印度斯坦报》在侨民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为尔后的革命活动开辟了道路。在国外，所有革命者都与国内的秘密革命组织保持着接触，不断秘密运送革命宣传品来印度。

虽然与激进派在革命的观点策略上都有所分歧，但从总体上来看，两者革命的目的大都一致，因而在那个紧张的时期，两者都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互相呼应，共同战斗。孟加拉革命者卡农格的回忆录谈到了这点，还谈到加尔各答的秘密组织成立了大学生司瓦德西合作商店，在米德那浦尔建立了分店。其目的一方面是扩大司瓦德西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些合法组织与各种群众性的司瓦德西和抵制运动的组织联系，吸引他们的领导人站到革命秘密组织的观点上来，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建立秘密革命组织的分支。

秘密组织是以印度解放为明确目标，以武装起义为道路的革命组织。加入组织要举行宣誓。有一个组织的誓词说：“为了把印度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由于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们建立了极严格的组织规则。1909年警察在加尔各答发现的一个叫作《总原则》的文件，对秘密组织的组织原则作了以下概括：（1）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以保证集中使用力量于最需要的地方。（2）在组织内部划分不同部门（例如，有的组织下设宣传部、武装行动部、财务部、调查部等），不同部门的活动相互间不许打听。（3）实行严格的纪律。（4）严守组织秘密。（5）使用暗号、密语。这些规定是为了防备敌人的破坏，是进行秘密活动必须遵循的起码条件。关于秘密组织的形式，有的如“进步社”，从总部到基层，共有4级组织，自上而下，实行严格的集中制。有的如“朱甘达尔”集团，基层组织叫“达尔”，每个“达尔”的领导人叫“达达”（大哥），不同的“达尔”之间再实行联合。[8]

秘密组织主要从事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经费、搜集武器等工作，以便为日后的起义作准备。其中重头戏还数宣传鼓动群众，对象波及广泛，有不识字的农民，有达拉格（印度警长），还有副税务官。巴·高士曾提到他们甚至还在地主阶级中进行鼓动，但可惜收效甚微。当然，鼓动群众仅靠宣讲的方式是无法达到效果的，秘密组织还有效地利用报刊对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如利用《划时代报》、《向祖国致敬报》、《晚报》、《时代报》以及《司瓦拉吉报》等。这些报刊所刊登的文章语言犀利，观点明确，对人民群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宣传活动方面，秘密组织较激进派而言，有几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

第一，秘密组织公开明确宣传民族独立思想。虽说激进派提出了司瓦拉吉的纲领，但内容伸缩性大，并未明确公开要求独立，而秘密组织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完全独立，这是它的一大功绩。并且秘密组织还告诫人们在坚持完全独立的要求时要不畏镇压，也不要被敌人的小恩小惠收买。

第二，秘密组织的主要功绩在于重点宣传武装起义思想。这点也是和激进派最大的区别所在。秘密组织不全寄希望于消极抵抗思想，革命家认为只有靠武装斗争方可赢得独立，而宣传武装起义的思想是撒播革命火种的工作。《划时代报》时刻都在公开宣传或暗示读者，武装斗争是印度人民独立的必经之路，每个印度人民都应担任起为解放祖国而战的神圣责任。秘密组织还抓住了1907年这个好势头（印度民族大起义50周年），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传统的教育。

第三，秘密组织曾设想，未来的全民起义要用士兵起义来带动，可见做印籍士兵的策反工作也十分重要。革命者将鼓动士兵策反的宣传品秘密带入部队中散发，号召士兵反对英国统治者。另外还有革命者派人到国外的印度军队中去，号召印籍士兵站到印度人民和亚洲人民一边。

第四，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秘密组织宣传活动中，许多革命者落入了殖民者的魔爪，生死关头视死如归，不向迫害低头。在这一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革命派的报刊编辑，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也给印度群众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些革命者用自己的生命对广大群众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因而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敬。有许多爱国主义行动和勇敢精神被编成了故事，在民间成为佳话，广为流传。

综上看来，秘密组织的纲领较为明朗，更加激进，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当时和后来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秘密组织的活动与激进派的活动领域各有侧重，起了相互补充的作用，是民族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它的存在让殖民者感到不安，大大增强了革命运动对英帝国主义的打击力度。

五、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