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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战后初期的政治形势（第2页）

甘地回国后，先后在孟买和拉吉科特当律师，但业务不兴旺。1893年，他应印度富商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不曾想，他在南非一住就是21年，并成为一位宗教圣人式的政治家，成为非暴力抵抗的坚强斗士。在此期间，甘地一方面广泛接触印度侨民，切身体验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为改善印侨地位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将政治斗争与探索宗教真理结合起来，将他的社会道德理想付诸实践。在拉斯金、托尔斯泰、梭罗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他先后建立“凤凰新村”（1904）和“托尔斯泰农场”（1910），进行宗教道德实验，培养和锻炼非暴力抵抗斗士。实验场的居民来自印度和世界各地，具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姓，不同的宗教派别，他们共同生活和劳作，素食节俭，和睦相处，一起祈祷；所有的居民包括儿童在内，都要从事体力劳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实验场还开办学校，甘地亲自授课，传输他的教育思想，重视心灵的培养，而不是智力的形成，将手工劳动作为课程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两个实验场是甘地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们不但为入狱的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家庭提供了避难所，而且为未来的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提供了榜样。甘地还创办《印度舆论》周刊，亲自写稿、编辑和出版，并撰写《向南非的英国人呼吁》、《印度人的选举权》、《印度自治》等著述，阐述自己的思想。此外，甘地组织政治团体“印度人协会”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等，发起并领导印度侨民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这一斗争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消极抵抗”（1893—1906），拟定和提交请愿书，发动印度侨民签名请愿；第二个阶段是“非暴力抵抗”，即“萨提亚格拉哈”（1906—1914），反对一系列针对印度人的种族歧视规定，这场“萨提亚格拉哈”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最终以甘地的胜利而结束，迫使南非当局让步，废除了种族歧视规定。[4]

1915年初，甘地带着在南非建树的崇高声誉，带着献身祖国独立事业的赤诚之心，也带着被同胞赋予“圣雄”（意为“伟大的灵魂”）的无上光环，告别了作为练兵场的南非，终于回到了印度的政治舞台。在被他奉为政治导师的郭克雷的建议下，他并未立即投入印度政治，而是用一年多时间，在全国各地旅行考察，了解民意，洞察国情，熟悉环境，并建立了萨巴玛蒂等非暴力抵抗学院（真理学院），为将他在南非实践过的理论和斗争方法应用于印度这个更广阔舞台作准备。甘地一方面试图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同英国合作，为英国募兵，支持英国作战，达到印度自治；另一方面领导了3场小规模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拉开了他在印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序幕。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序幕由3个事件组成。

第一个事件是1917年比哈尔省查姆帕兰县靛蓝种植园调查案。1917年，甘地应一位默默无闻、目不识丁的靛蓝种植园佃农苏拉克请求，调查剥削农民长达几百年的不合理的三分制（即佃农每耕种20卡塔土地，必须有3卡塔替种植园主种植靛蓝）以及种植园主不公正的税收。甘地一到查姆帕兰，当地政府便命令他马上离开。甘地故意违犯法令，拒不离境，被判有罪，后来地方当局被迫撤销了对他的有罪判决。甘地和他的助手拉金德拉·普拉萨德、马哈德夫·德赛、克里帕拉尼等起早贪黑逐村向农民进行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差不多收集了1万件证言和相关文件。在甘地的建议下，比哈尔省省长爱德华·盖伊下令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地主和甘地3方组成，甘地代表农民。甘地提交的证据非常确凿，种植园主只好同意对农民作出赔偿。甘地不想让地主感到羞辱和痛苦，于是只要求赔偿不公正地榨取农民税收总额的50%，但是，调查委员会最终裁决只赔偿25%。有些批评家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全额赔偿，甘地解释说，尽管只有25%的赔偿金，但也足以伤害种植园园主的尊严和地位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甘地慷慨大度方法的效力，几年后，种植园主将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了农民，离开了印度。1918年，当地政府也废除了三分制，种植园主的“王国”结束了。查姆帕兰县靛蓝种植园调查案是甘地非暴力抵抗学说在印度的第一次大胆尝试，这次尝试确立了他的萨提亚格拉哈策略的有效性，也树立了他作为穷苦百姓代言人的英雄形象。甘地在《自传》中写道，一向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靛蓝的污渍永远洗涮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5]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也为此写了《查姆帕兰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甘地在查姆帕兰的事业并没有随靛蓝种植园调查案的结束而结束。靛蓝种植园调查案结束后，他在查姆帕兰着手组织解决农民的教育、健康和卫生设施问题。他原计划在查姆帕兰待7天，最终待了7个月。他后来又来过几次，总共待了差不多整整1年。他妻子嘉斯杜白、儿子德瓦达斯和两名秘书马哈德夫·德赛及那拉哈利·帕里克也来到查姆帕兰，参与了当地农民教育、健康和卫生建设工作。显而易见，即使在处理地方问题时，甘地脑海中也装着印度解放的大事情，不仅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而且从一切压迫中获得解放，包括贫穷、失业、文盲、疾病、肮脏和恐惧。与那些将火力只对准加害者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也关注受害者，努力使受害者勇敢地站起来，对抗所有压迫，包括政治、经济或社会压迫。

第二个事件是1918年古吉拉特邦阿迈达巴德市纺织工人罢工。1918年，针对厂主想要撤销“瘟疫补贴”这一问题，工人与厂主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尽管瘟疫已消退，但工人仍希望不要撤销“瘟疫补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收入的提高仍跟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英国的税收官害怕摊牌，就让甘地给厂主施压，迫其作出妥协。甘地劝说厂主和工人达成协议，接受法庭仲裁。但后来厂主撤销该协议，提出给工人提高20%工资，并威胁工人说如果谁不接受就解雇谁。甘地提出，综合考虑生产成本、产业利润和生活成本，工人理应要求提高35%工资，并号召工人进行罢工。甘地与工人代表商定，要取得罢工胜利，必须宣誓信守下列条件：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绝不依靠施舍；罢工期间，坚持用其他正当劳动维持生活。成千上万的工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天天在市内大街上游行，甘地每天都在萨巴玛蒂河边对罢工工人发表演讲。这次罢工持续了3周。在罢工期间，罢工活动有几天松弛下来，罢工者对工贼十分愤慨。甘地怕半途而废或导致暴力，于是宣布绝食，鼓舞工人，增强他们继续罢工的决心。工人被感动了，重振精神，把罢工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胜利。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厂主同意让法庭来裁决。法庭决定最终裁决，按照工人要求，给他们提高35%的工资。[6]有趣的是，在这次罢工中，有一个受到冲击的工厂主安巴拉尔·萨拉巴伊是甘地的好朋友，罢工不久前曾给甘地的萨巴玛蒂非暴力抵抗学院慷慨捐助了一大笔钱，帮助萨巴玛蒂非暴力抵抗学院渡过了难关。安巴拉尔·萨拉巴伊的妹妹阿娜苏亚·本哈是甘地的一名助理，帮助甘地组织了这场罢工。

第三个事件是1918年古吉拉特邦凯达县农民抗税运动。1918年，凯达县发生了饥荒，农民要求免征一年赋税。根据税收法规定，当农作物的收成少于正常产量的14时，农民有权免缴土地税。在“印度公仆社”成员要求下，甘地调查并确认了凯达县农民收成情况。甘地作为古吉拉特协会主席，在向政府请愿失败之后，组织志愿队，领导农民举行非暴力抗税运动，鼓舞农民“与暴政恶行战斗至死”。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强行夺走了农民的牲口和物品，扣押农作物。甘地与当地年轻律师萨达尔·帕特尔等人一起前往各个村庄，鼓舞农民起来对抗政府的高压政策。参加非暴力抗税运动的农民签订了抗税誓言，庄严发誓拒绝纳税。那些能付起税的人也发誓，为了贫穷农民的利益，他们也拒绝纳税；但是，如果政府同意免征赋税，那些有能力付税的人可以全额纳税。甘地在这次农民抗税运动中特别强调文明，他说文明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非指在这种场合下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要有一种善意的胸怀。这次抗税运动取得了胜利，政府同意免征农民的田赋。

查姆帕兰靛蓝种植园调查案、阿迈达巴德市纺织工人罢工和凯达农民抗税运动是甘地非暴力抵抗策略在印度的地区性试验，总体上反映了甘地式的政治风格和方法。他在这3个地区的经历也帮助他在印度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工人中扎下了根，亲身实地了解了他们面临的问题。这些斗争让他更加理解人民群众的优势和劣势，验证了他自己的政治风格的可行性，使他同样也赢得了许多政治活动家特别是年轻政治活动家的尊重和信任，他们一直追随他，成为后来印度民族运动的中坚，也成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这些早期的非暴力抵抗试验为他提供了经验，为发动全国范围内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四、反《罗拉特法》斗争

英国政府一面炮制《印度政府组织法》，一面开始疯狂镇压高涨的工农运动。早在1917年12月10日，殖民当局就成立了以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的委员会，研究处理印度社会治安问题的方案。罗拉特炮制了两个立法草案，建议英印政府授权殖民官吏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镇压印度民族运动。1919年3月，英印政府颁布了罗拉特委员会起草的1919年印度1号刑法（修正案）和2号刑法（紧急状态法），合称《罗拉特法》。《罗拉特法》规定：战时国防法仍然有效，并授权当局可以随时宣布戒严令，实行全国戒严；在印度设立特别法庭，这个法庭没有辩护律师和陪审员；地方当局可以不经起诉而搜查、逮捕和判决任何一个有嫌疑的人；禁止集会和游行示威。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一部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非常法，引起了全印度的愤慨，各种不同政见的印度人一致表示反对，人们愤怒而蔑视地称之为“黑色法案”。该法案激起了印度人民酝酿已久的反英斗争风暴，成为战后印度民族反抗情绪大爆发的导火线。然而，发起群众性反罗拉特法斗争的不是国大党，也不是穆盟，而是甘地。

《罗拉特法》将甘地推上了印度政治舞台中心。甘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他致信呼吁总督，撤回“黑色法案”，但遇到的是总督置之不理。于是，甘地决定将他在南非所实践过的非暴力抵抗方法应用于印度政治，发动反《罗拉特法》非暴力抵抗运动。1919年2月，甘地成立“萨提亚格拉哈同盟”（又译“非暴力抵抗协会”或“坚持真理社”），组织“萨提亚格拉哈会议”，发起“萨提亚格拉哈誓约”活动，决心以非暴力方式，有礼貌地、和平地拒绝服从《罗拉特法》。2月24日，参加萨提亚格拉哈会议的萨达尔·帕特尔、奈杜夫人等人在萨提亚格拉哈誓约上签名。自治同盟中的年轻成员对政府不再抱任何幻想，也纷纷加入萨提亚格拉哈同盟。

受拉贾戈帕拉查里之邀，甘地在马哈德夫·德赛陪同下，来到马德拉斯，与马德拉斯领导人商讨具体行动方案。抵达马德拉斯的第二天早晨，甘地告诉拉贾戈帕拉查里：“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应该号召全国进行哈塔尔，即总罢业。”[7]总罢业是萨提亚格拉哈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和平抵制政府机关、法院、学校、爵位、封号、英货，抗税，实行罢工、罢课、罢市，辞去政府职务。这些内容在以前印度反帝运动中就实行过，但把这些分散的方式组成一个整体，而且置于非暴力的政治思想原则之下，形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计划，则是甘地的创造。它比国大党的宪政鼓动政策更符合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更能发动民众。

甘地原计划3月30日举行全国总罢业，停止工作，进行祈祷和绝食。后来，又把行动时间推迟到4月6日。甘地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斗争，要印度人民坚信真理能战胜邪恶。所有领导人都开始为全国总罢业做准备，并公开向群众出售甘地的《印度自治》、《萨沃达亚》（《万人之福》）、《坚持真理运动》、《坚持真理的故事》等禁书和未经登记注册的《坚持真理周刊》。反《罗拉特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于3月30日开始了。这天，德里因未得到更改日期的通知，按原计划首先发难，形成了强大的反帝运动。工厂、商店、机关和学校都关了门。学生、工人、商人、政府职员走上街头。到处都是群众集会，人们都在严厉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德里陷入瘫痪状态。殖民当局出动军警，向参加总罢业的群众开枪，8人被枪杀，受伤者甚众。4月6日，群众性反帝斗争达到**。加尔各答、孟买、比哈尔、奥里萨、联合省、马德拉斯、阿迈达巴德等地都发生了总罢业。

反帝**的中心在旁遮普。这里有30多个城市的市民、退伍士兵和农民参加了总罢业和群众集会，许多从不过问政治的人也被卷进了反帝斗争的洪流。《每日先驱论坛报》曾报道，在反对政府政策的各个阶级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心中，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团结。甘地本人也被这惊人而壮观的一幕所激动，表现出对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乐观情绪。旁遮普两位著名政治家赛福丁·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在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领导了群众性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4月10日，阿姆利则殖民当局以“领导最激烈的反政府宣传”罪名，驱逐了这两名政治家。他们是坚定的反殖民主义战士，坚持印度教徒同穆斯林的团结，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为反对英国政府的迫害，3万群众在阿姆利则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在反对军警的斗争中，流血冲突转变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切断了该市与外界的联系。当天夜间，省督米歇尔·戴尔公爵指令戴尔将军率军开进阿姆利则，接管市政管理权，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实行全城大戒严。

4月13日是锡克人的宗教节日拜萨哈节，该节日标志着锡克教新年的到来。阿姆利则市的2万名市民和郊区农民在查利安瓦拉巴格广场集会，聆听民族主义领导人演讲；许多人带着小孩参加了这次和平集会。这个广场四周是高大围墙和建筑物，只有一个可同时进出几个人的出入口。当人们席地而坐、静听演讲时，戴尔率军（100名印度籍士兵、50名英国籍士兵）包围现场，堵住出入口，在未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持续射击10余分钟，之后又放入手持弯刀的廓尔喀人大肆砍杀。与会群众千余人当场毙命，受伤者多达2000余人。戴尔下令不准救护伤员，同时封锁消息。一位目击者描写了当时的惨状：“许多大人和小孩躺在门口，整个广场也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有些人被打碎了脑袋，有些人的眼睛被打瞎了，有些人被打断了手和腿，有些人被打裂了胸膛。这是一幅可怕的凄惨景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8]

戴尔事后大吹大擂他的伟大成就，声称他的残酷镇压目的在于对整个旁遮普产生心理影响，叫嚣如果不是子弹打光，他会下令持续开火。旁遮普省长为此向他发了贺电，英国129名贵族联名称赞他是“印度的救星”，并为他募捐26317英镑，以示嘉奖。印度政府也公然通过《豁免法案》，为戴尔之流开脱责任。法案宣称：任何为维护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行动，均将得到保护和补偿。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全印各地反英情绪急剧高涨。抗议和起义席卷了旁遮普省50多个城市，古吉拉特、孟买、联合省、比哈尔、奥里萨等地也发生了起义。在许多城市和农村，起义者破坏铁路、炸毁桥梁、捣毁警察局、监狱和政府机关。国大党也发表了著名的《秋季宣言》，愤怒谴责殖民者的镇压行径是一种“铁血政策”。殖民当局为平息印度人民的愤怒，不得不成立亨特委员会即印度政府旁遮普**调查委员会，装模作样地进行调查。该委员会8名成员中5名为欧洲人，3名印度人。国大党也组织了一个平行的调查团，调查阿姆利则惨案真相，主要成员有甘地、奇·达斯、莫·尼赫鲁、贾·尼赫鲁等。

值得一提的是，阿姆利则惨案调查是未来印度总理贾·尼赫鲁与甘地政治联系的开端，是贾·尼赫鲁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调查期间，贾·尼赫鲁多次亲临惨案地点，听取人们的讲述，数次落泪，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和野蛮。调查期间，贾·尼赫鲁也得以经常会见甘地，目睹甘地工作，甘地温和而诚挚的争辩以及富有见地的政治眼光赢得了贾·尼赫鲁的钦佩和尊敬，贾·尼赫鲁在政治上更接近甘地，信任甘地。正是从这时起，贾·尼赫鲁正式放弃了富裕的律师职业，完全投身于民族独立事业，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政治家。阿姆利则惨案调查也对贾·尼赫鲁的父亲莫·尼赫鲁发生了深刻影响，他脱离了旧日的温和派立场，向激进立场转变，从此，他的政治命运与他的儿子及甘地联系在一起。

两个调查委员会相继发表了结论截然不同的调查报告。国大党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称，阿姆利则惨案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残忍行径，其残忍程度在不列颠现代行政管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报告要求当局废除罗拉特法，解除有关人员在政府中的一切职务，撤回不受信任的英印总督蔡姆斯福。亨特委员会中的欧洲委员发表“多数派报告”，称印度人民还没有达到与阿富汗战争相牵连的背叛程度，但却肯定反《罗拉特法》坚持真理运动是一次非法的阴谋，戴尔将军开枪驱散人群的行动是正当的，持续长时间射击似乎是一种错误。英国殖民者的做法不啻为一剂清凉剂，使许多国大党领导人清醒过来。

甘地对英国当局的暴行十分愤慨，同时对非暴力抵抗运动发展成为暴力斗争感到不安与失望。他在群众大会上要求犯有暴行的人承认罪过，请政府宽恕这些人的罪过。当双方都不接受他的意见时，他便决定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会后，甘地宣布他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误”，因为他在人民没有自愿服从国家法律的训练条件下发动了非暴力抵抗运动。4月18日，甘地正式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并绝食3天以示自责。为宣传非暴力抵抗，甘地主办了两个刊物《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1919年底，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年会，莫·尼赫鲁任主席。有趣的是，阿姆利则国大党年会“成为许多人的朝觐之旅，数以千计的代表和访客参观了查利安瓦拉巴格广场。有些人用额头触碰沾满血渍的泥土，有些人则将这些泥土带回家，作为圣物保存起来，还有一些人将这些泥土涂抹在额头”[9]。在这次大会上，甘地在国大党委员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圣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印度民族运动开始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发展。

这次反《罗拉特法》非暴力抵抗运动是甘地在印度进行政治斗争的总演习，在这次演习中，已经暴露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固有矛盾。一方面，这个运动把工人、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学生等吸收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中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反帝民族运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又把非暴力奉为不可变更的信条，不许逾越这个信条所规定的界限之外。甘地明确表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演习是后来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型，在基本方面，以后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只不过是这种固有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的重演。

虽然甘地停止了反《罗拉特法》非暴力抵抗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甘地对他的非暴力坚持真理运动失去信心，也不意味着他不再信任印度人民有能力继续这一斗争方式。一年后，他发起了另一场全国性的战斗，其规模比反《罗拉特法》非暴力坚持真理运动大得多。反《罗拉特法》斗争成为战后印度民族斗争**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