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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自治的终结（第1页）

第三节省自治的终结

省自治期间，国大党发生了很大变化，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更趋激烈。与此同时，教派纷争加剧，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导致穆斯林联盟走上了分立主义道路。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大党省自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国大党内部冲突激化

在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实施前后和1937—1939年省自治期间，国大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左翼在国大党以及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也与日俱增。

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颁布后，国大党内左翼和右翼即“社会主义派”和“甘地派”之间的争论和冲突日益加剧，国大党处于内部危机之中。甘地提议贾·尼赫鲁出任国大党主席，充当“社会主义派”和“甘地派”之间的桥梁。甘地认为，这是避免工作委员会的许多难题和今天的激烈争论的唯一办法。此外，甘地也承认，国大党政策已经失去活力，需要注入新的生命和新的思想，只有贾·尼赫鲁能够负此重任。此时，贾·尼赫鲁因妻子病重被殖民当局提前开释，正在欧洲陪妻子看病。得知当选国大党主席后，贾·尼赫鲁决定立即回国，主持国大党勒克瑙会议。就在他预定动身的那天，即1936年2月26日，他年仅36岁的妻子卡玛拉永别了人世。

贾·尼赫鲁当选主席唤起了青年左翼激进分子的期望。苏·鲍斯3月4日从欧洲写信给贾·尼赫鲁，希望他与甘地抗衡，用一切方法阻止国大党接受官职，将国大党引向新的方向。苏·鲍斯声明：“在当今主要领导人中，你是我们唯一能够期望的领导国大党进步的人。此外，你的地位很特别，我认为即使圣雄甘地也会对你比对其他人更为通融。我诚心希望你在做决定时充分利用你的有力的公众地位。请不要以为你的地位实际上较弱，甘地决不会采取疏远你的立场。”[10]

右翼保守派则对贾·尼赫鲁施加压力，不容许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激进行动。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写信给贾·尼赫鲁，信中说虽然贾·尼赫鲁的观点与帕特尔、拉贾及他本人的观点有分歧，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只要不对他们的工作纲领和方法进行彻底变革，对大家来说，继续共事还是可能的。否则，他们就会和他决裂。

贾·尼赫鲁接受了右翼保守派的挑战，在1936年4月的国大党勒克瑙会议主席致辞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激进观点。他坚信解决世界问题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在于社会主义，主张对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消灭农业和工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印度封建土邦制度，消灭私有财产，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他希望国大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与世界上为社会主义新文明工作的其他力量携起手来。他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一切反帝力量在内的广大的“联合人民阵线”，将工会和农会集体纳入国大党，使它们在国大党中直接代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帮助它们进行争取自身经济要求的斗争。他猛烈抨击1935年法案，反对接受官职，认为唯一明智的行动原则是通过立宪会议由印度人民制定新宪法。

然而，由于右翼保守派的反对，贾·尼赫鲁提出的关于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提案和抵制1935年法案的提案被否决，勒克瑙会议批准了次年根据新法案参加竞选的决定。贾·尼赫鲁痛感失望，决定辞职，这是他以后几个月里3次辞职决定中的第一次。然而，经过思想斗争后，他重新考虑了他的决定，因为他的辞职会使形势恶化，国大党组织可能会因此而松散动摇。大资本家比尔拉也指出，贾·尼赫鲁本可以通过辞职引起分裂，但他没有这样做。

勒克瑙会议后，贾·尼赫鲁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开始表面化。第一个摩擦点是工作委员会的构成。虽然在理论上委员会成员由主席任命，但实际上贾·尼赫鲁却很难忽视保守派的势力。在工作委员会中，只有3名社会主义者，其余11人全是元老派。这样，尼赫鲁处于少数派地位，多数派则是甘地派。甘地曾向一位记者明确表示，多数派代表他的观点。贾·尼赫鲁给甘地写信，表示他不能承认该工作委员会。

贾·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宣传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和反攻，导致了国大党的一次严重危机。1936年6月29日，普拉萨德、拉贾、帕特尔等6名著名的甘地派首先发难，给贾·尼赫鲁上书联名信，批评他的“社会主义”宣传有损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自由斗争的成功，并提出集体辞职。7月1日，普拉萨德又重申了对贾·尼赫鲁的指责，责备他充当了少数派的代言人，并指责他对局势的处理“有损于国大党的建设纲领，该纲领是国大党纲领的基本而重要的部分”[11]。

贾·尼赫鲁感到非常苦恼，觉得他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很难与多数派一起共事。7月5日，贾·尼赫鲁给甘地写信，明确表示，他决不放弃他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的权利，他准备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公开讨论，并决定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甘地召见了普拉萨德等人，让他们撤回辞职请求，并否决了贾·尼赫鲁把争端提交给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做法。甘地7月15日回信责备贾·尼赫鲁，不应因为他和同事意见不合而使国家遭受痛苦，并表示让他担任职务就是为使他很快地掌权，希望他戴上国大党主席这顶带刺王冠。最后，贾·尼赫鲁放弃了辞职的决定，他后来将这归因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西班牙内战有德国和意大利在幕后支持，可能扩大为全球冲突，印度也会被卷进去。在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时候，他不能由于辞职而削弱国大党组织，并引起内部危机。

当时，国大党内外许多人出于不同动机，力图使贾·尼赫鲁与甘地反目。到处流传甘地是利用贾·尼赫鲁来扼杀社会主义的眼镜蛇，贾·尼赫鲁力图使自己成为甘地的竞争对手。甘地利用一切场合，驳斥这种谣传。他在《哈里真》上撰文，明确表示，虽然他和贾·尼赫鲁之间存在明显观点分歧，但是他们的感情并未疏远，如果他们是对手，那也是在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彼此爱慕的对手。虽然直到1936年底还有人在预言国大党会分裂，贾·尼赫鲁将把一群人引入荒原漫野，然而贾·尼赫鲁没有这样做，国大党的一场危机避免了。

1936年12月，贾·尼赫鲁主持了国大党法伊兹浦尔大会。虽然他本人仍然坚信社会主义，但是出于全局考虑，他降低了调子。甘地也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大会正式承认了《竞选宣言》，通过了国大党参加竞选的决议。虽然贾·尼赫鲁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多数派有分歧，处于少数派地位，但是他代表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大党离不开他，特别在参加竞选和省自治的重要关头更是如此。

国大党省政府成立后，左翼原本是不赞成国大党建立省政府的，因而让右翼去掌权，他们不担任政府职务，而是继续在群众中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右翼掌握政权、左翼掌握群众的局面。正是鉴于此，甘地于1937年建议国大党再次选举贾·尼赫鲁为主席，次年又建议选举另一左翼领袖苏·鲍斯为主席。连续3年都让左翼领袖担任主席是为了保持国大党内平衡和驾驭群众。甘地希望左翼侧重在党的建设和民族运动发展上做工作，右翼则更多地在管理政府和议会斗争上发挥作用。这个安排是甘地独具匠心的杰作，但是左翼并不想偏安一隅，而是从全局考虑，继续努力从各方面促进运动的发展。因此，左右翼之间的冲突并未停息。

1937年末，国大党着手准备下一年的主席选举。有迹象表明，贾·尼赫鲁很可能第三次连任。贾·尼赫鲁感到疲惫不堪，拒绝连任。11月，贾·尼赫鲁在《现代评论》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贾·尼赫鲁连任国大党主席的匿名文章。文章说贾·尼赫鲁虽然有才能，但却正在危及民主：“独裁君主总是叩门，难道贾瓦哈拉尔不会将自己当作恺撒吗？通过第三次选举他，我们将捧高一人而毁掉国大党，并使人们以独裁君主制方式思考问题。虽然贾瓦哈拉尔言辞犀利，但他显然已经疲惫而迂腐。我们有权期望他将来好好工作。让我们不要用过分的逢迎和赞扬宠坏他。我们不要恺撒！”[12]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震动，左翼垂头丧气，右翼扬眉吐气，人们纷纷猜测作者是谁，许多人指责是英国人或国大党右翼所为，有些人甚至指责是甘地所为。后来，尼赫鲁对《亚洲的内幕》一书的作者吐露了谜底，原来作者是他本人。

甘地与苏·鲍斯

在甘地的推荐下，苏·鲍斯当选1938年国大党主席。1938年2月，苏·鲍斯主持国大党哈里浦拉大会，通过了拒绝联邦制决议和战备决议。国大党右翼仍与当局谈判，企图在联邦制问题上与殖民者合作。苏·鲍斯对右翼保守派发起了猛烈攻击，结果与甘地发生了尖锐冲突。贾·尼赫鲁出席了会议，简短地谈了击败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向代表们解说了国际形势。

1939年1月初，国大党举行主席选举。苏·鲍斯决定带病参加竞选以求连任，因为他有一个对英国统治发动新攻势的想法，希望能借助国大党主席职位，影响国大党，接受他的想法。苏·鲍斯主张国大党应该立即发动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群众斗争，给英国人发出“滚出印度”的最后通牒，并指责国大党右翼与帝国主义合作，图谋建立联邦制，号召发动全国斗争反对联邦制宪法，并击退右翼领导方面的妥协倾向。苏·鲍斯受到左翼民族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拥护。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反对苏·鲍斯连任主席，并提名帕达比·西达拉马亚为候选人与苏·鲍斯对抗。国大党主席选举第一次出现竞争。竞选结果，苏·鲍斯以1575票对1376票击败帕达比·西达拉马亚当选。这一结果对于甘地和右翼元老派是一个挫折。甘地承认这是他个人的失败，并宣称他现在明白了，代表们并不赞成他所主张的主义和政策。

苏·鲍斯不顾当权机构的反对而当选，引起国大党严重的内部危机。甘地对选举结果极为不满，他发表谈话，攻击国大党变成了有“伪党员”的腐化组织，并提出觉得留在国大党中不痛快的人们不妨退出。2月22日，帕特尔、普拉萨德等12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联名辞职，拒绝与苏·鲍斯合作。贾·尼赫鲁没有在联名辞职信上签字，他单独发表声明，退出了工作委员会，并提出在甘地和苏·鲍斯之间进行斡旋。工作委员会中只留下苏·鲍斯兄弟两人。

贾·尼赫鲁写信给甘地，要求接受苏·鲍斯经民主选举当选主席的事实，不要鼓励任何罢黜苏·鲍斯的做法。同时，他劝苏·鲍斯按照甘地的愿望组建他的工作委员会。然而，甘地毫不妥协，他将苏·鲍斯视为真正的威胁，拒绝与他共事。苏·鲍斯则指责贾·尼赫鲁不支持他反对甘地，与右翼站在了一起，对贾·尼赫鲁表示不信任。

3月，国大党召开特里普利会议，这次会议是苏·鲍斯的一次严重挫折。会议通过《民族要求决议》，重申国大党不妥协地反对《印度政府组织法》的联邦部分，坚决反对其强行实施，但没有向英国当局提出最后通牒。此外，会议通过了要求信任甘地的《潘特决议》：鉴于在这样的危机中，只有甘地能够领导国大党和国家走向胜利，会议认为必须使国大党执行机构享有信任，并要求国大党主席根据甘地的愿望任命工作委员会，这是绝对必要的。在国大党内部严重冲突面前，甘地曾宣布要绝食至死，《潘特决议》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他在给苏·鲍斯的信中直言：根据《潘特决议》精神，我个人完全有资格给你组织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委员会，但十分不幸的是，达成共同协议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4月，贾·尼赫鲁与苏·鲍斯进行了讨论。苏·鲍斯告诉贾·尼赫鲁，他打算辞职，另组新党。贾·尼赫鲁认为这会导致国大党分裂，在关键时刻削弱民族运动，力劝苏·鲍斯不要辞职。他坦诚地告诉苏·鲍斯，同甘地直接冲突就可能是自取灭亡，因为“左翼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独自挑起重担，国大党内真正发生竞争时，左翼就会失败，就会出现对它的反抗”[13]。苏·鲍斯可以在选举中战胜右翼候选人帕达比·西达拉马亚，但贾·尼赫鲁怀疑苏·鲍斯是否能够在同所谓的甘地主义进行彻底的较量时夺取国大党，即使他在国大党内赢得多数票，那也不能保证他在全国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同政府开展群众性斗争而没有甘地，那是不可想象的。

4月29日，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由于甘地拒绝提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名单，苏·鲍斯无法组成新的工作委员会，因而辞去主席职务，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当选为主席。苏·鲍斯在党内另组“前进集团”，旨在团结国大党激进分子和反帝分子，继续与甘地和党内右翼展开争夺反帝斗争领导权的斗争。前进集团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印度人民应该摒弃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体系，摒弃贾·尼赫鲁的反轴心国外交政策思想。后来前进集团受到国大党的纪律制裁，被逐出各级领导机构。

在省自治期间，国大党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斗争不但尖锐，而且涉及范围广泛。两派在关于坚持反对殖民统治宣传鼓动、切实改善工农群众处境、支持土邦民主运动等问题上，纷争与冲突不断。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的左翼对控制省政府的右翼日益不满，因为国大党省政府成员越来越追逐个人名利、腐化堕落，逐渐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工具。

贾·尼赫鲁指出，国大党省政府没有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偏离了争取独立的主要目标，陷入了改良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丧失了争取独立和社会变革的热情。他在给甘地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看法：国大党的部长们过于迁就旧制度，并且努力辩解自己的这种做法；而比这更糟的是，他们没有准备行动的原则，他们的工作被日常机会主义所统治，正在丧失我们辛辛苦苦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崇高地位。

甘地也对当权的国大党人的营私舞弊和腐化堕落感到不满，他在《国大党人面临的选择》一文中指出，国大党人似乎不能胜任它所取得的权力，每个人都想分享官职，这不是争取司瓦拉吉的方式，也不是履行官职的方式，出任国大党政府的任何官员必须以服务精神为宗旨，如果国大党政府不涤除非法行为和不轨行为，它就会失去今天的权力，当国家面临真正的斗争时会辜负众望。

1939年10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危机，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甘地之所以赞成辞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做有助于清除国大党“猖獗的腐败现象”。甘地在写给拉贾戈帕拉查里的信中说，他知道这是一剂苦药，但却是必需的，它将驱除身体中所有的寄生虫。

二、教派纷争加剧

除了国大党内部分化加剧外，省自治期间，印度政治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教派纷争加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极端教派主义”阶段。

现代印度教派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3个不同阶段，这3个不同阶段分别体现了现代印度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3个基本要素。

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世俗教派主义”。“世俗教派主义”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个要素。“世俗教派主义”持有如下观念：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具有相同的世俗利益，即相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这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基石。由此产生了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群体观念。正是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群体被视为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不是阶级、族群、语言—文化团体、民族或政治—地域单元（如省或邦）。人们相信，印度人只有作为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群体的成员，才能够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并保护他们的集体利益或非个体利益。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不同群体有它们自己的领袖。那些高谈阔论自己是民族、地区或阶级领袖的人，只不过是戴着面具在演戏。在面具下面，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群体的领袖。他们力所能及的就是作为教派领袖团结起来，然后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服务。个人、政党或运动中的教派主义意识形态往往始于这一阶段。许多民族主义者陷入“世俗教派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这些人自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穆斯林民族主义者、锡克教民族主义者等，而不是自视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者。[14]

第二阶段可以称之为“温和教派主义”或“自由教派主义”。“温和教派主义”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二个要素。“温和教派主义”持有如下观念：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多元宗教社会里，某一宗教信奉者的世俗利益，即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另一宗教信奉者的利益是不同的、分歧的。“温和教派主义者”基本上来说是教派政治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某些自由、民主、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价值。即使他们认为印度由截然不同的宗教群体构成，这些宗教群体具有各自独立而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导致宗教群体之间彼此冲突，但是他们依旧坚持并公开承认这些不同的教派利益可以逐渐得到调和，并且在整体的、不断发展的民族利益框架内保持和谐，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在1937年之前，大部分教派主义者都是在温和或自由教派框架内发挥作用，包括“印度教大会”、“穆斯林联盟”、阿里兄弟（1925年之后）、真纳、马丹·莫汉·马拉维亚、拉·拉伊、科尔卡（1922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