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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省自治的实施（第1页）

第二节省自治的实施

印度各政党踊跃参加省立法会议竞选活动，最终国大党取得最大胜利，凸显了国大党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优势地位。经过激烈争论，国大党出面组阁，在8个省掌权，成立省政府，实行省自治，推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改革。

一、省立法会议选举

按照新法案规定，首先在印度举行省立法会议选举，然后由取得大多数席位的政党建立省政府，实行省自治。

国大党决定参加选举，但在竞选问题上，党内各派意见分歧很大。被贾·尼赫鲁称为“卫道士”的国大党右翼拒绝同左翼反帝力量或工农群众合作，企图用自己的候选人取代左翼代表，以便在执政后重走立宪参政，谋取一己私利的老路。以纳拉扬为首的国大社会党人极力排斥国大党右翼的影响，力陈以左翼人士作为国大党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企望他们执政后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贾·尼赫鲁无疑支持国大社会党的政治主张，但也兼顾各派力量。

1936年8月，国大党发表了贾·尼赫鲁起草的《竞选宣言》。宣言提出争取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召开立宪会议以制定真正的宪法的要求。宣言指出，国大党参加省立法会议竞选的目的决不是与该法案合作，而是与之斗争，并设法废除之。宣言将变革现存土地关系和制定新的土地纲领提到首要地位，保证实行农业改革，削减地租地税，免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减免农民债务。宣言保证产业工人的适当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鼓励手工业。宣言还保证给妇女以平等权利，废除对妇女的歧视，保护女工。此外，宣言提出消灭不可接触制，给“不可接触者”以公民权，释放政治犯，解决教派问题。宣言基本反映了左翼的主张，同时也照顾到了中派和右翼的情绪，因此得到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一致接受。

1936年12月，国大党在法伊兹浦尔召开年会，贾·尼赫鲁任主席。大会正式承认了《竞选宣言》，通过了国大党参加竞选的决议，并通过了一个13点临时土地纲领，以代替以前的专心提倡的手纺手织。

贾·尼赫鲁代表国大党候选人到全国各地活动竞选，为争取国大党竞选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在4个月时间里，他行程5万英里，足迹踏遍了每一个省，用了各种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马车、牛车、自行车、轮船、木船，骑马、骑大象、骑骆驼，有时步行。每天召开多次群众集会，向农民、工人、商人、专业人员、学生、清扫工等各界群众发表演讲，近1000万人参加了他召开的集会，听了他的讲演。他不仅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使他们认识印度之外的世界，向他们讲述中国遭日本侵略、阿比西尼亚被意大利征服、西班牙内战、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传播的危险、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建设。贾·尼赫鲁的竞选活动促进了群众的觉醒，吸引了印度人民，为国大党竞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贾·尼赫鲁写道：“选举运动真正有意义的特点是群众的觉醒。我们不仅将我们的要旨带给了3000多万选民，而且带给了几亿非选民。整个运动和选举本身展示了盛行全国的广泛的反帝精神。”[6]

选举于1937年2月进行。英属印度11个省的各主要政党、宗教团体和在印度的欧洲人等都参加了立法会议选举。结果，国大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参加省立法会议选举者多达1550万人，占全体印度人数的51%强。在11省中，国大党在马德拉斯、比哈尔、中央省、联合省和奥里萨5省中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在阿萨姆、孟买、孟加拉和西北边境省4省中获得相对多数选票；只有在旁遮普和信德2省处于劣势。在各省立法会议总数1585个席位中的1161个竞选议席里，国大党共获得711席。其余席位则由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在印欧洲人、地主、工人、农民和“不可接触者”的上层人士获得。

穆斯林联盟竞选失利。在全部11省竞选中，穆斯林选区共485席位，穆斯林联盟仅得到108席，主要是在孟加拉、联合省、孟买和马德拉斯4省。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旁遮普、西北边境省和信德，得票反而很少。在西北边境省，穆斯林联盟从指定给穆斯林的33个席位中未获一席。其主要原因是，激进的穆斯林认为穆斯林联盟太保守，转而投了国大党穆斯林候选人的票（国大党穆斯林得到26席，占穆斯林总席位的5。4%）。印度教大会等组织，失败得更为惨重。印度教地方性地主政党和教派组织得票都极少，而亲英的自由同盟更是惨败，得票无几。

大选结果只是更加凸显了国大党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优势地位。产生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大党的竞选宣言吸引了印度各阶层人民，广大的农民投了国大党的票，大部分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也投了国大党的票，共产党等左翼力量为加强反帝力量的团结，大力支持了国大党的竞选活动。1937年的竞选掀起了一次群众性反帝运动的**，到处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选举表明，印度大多数选民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总体目标下，排除宗教、种姓、党派的偏见，团结到了国大党的周围。国大党同那些教派组织和临时拼凑起来参加竞选的“政党”相比，无疑是唯一拥有强大影响的全国性组织。这无疑是国大党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省自治的成就

竞选获胜后，国大党面临着成立省政府的问题。这时，国大党领导层再次出现尖锐分歧。

以贾·尼赫鲁、苏·鲍斯、国大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各种左翼政治力量一致反对组织省政府，认为那将是转到与殖民当局在镇压和剥削人民方面合作的立场，与争取独立的目标不符，与争取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既定方针相违背。贾·尼赫鲁指出，国大党如果组织省政府，就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投降，与帝国主义镇压工具合作，成为镇压和剥削人民的帮手。意味着国大党将卷入殖民体系的议会活动，从而忘记自由、经济和政治公平、消除贫困等主要问题。那将是掉入一个我们很难再爬出来的陷阱”[7]。左翼主张国大党只利用立法会议进行斗争，同时大力加强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对国大党施加社会主义导向的影响，为重新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作准备。

国大党右翼持相反态度，主张接受组织省政府的规定，认为组建省政府可以多少为群众做些有益的工作，体现国大党掌权与殖民统治的不同，有利于引导群众继续为实现国大党的目标而努力。此外，英国当局既然规定实行省自治，如果国大党不组织政府，它也会另找别的保守甚至亲英的党派组建省政府，这样于国大党不利，也于民族运动不利。国大党组建省政府，只要不忘根本目标，只要把它看作是低潮时的斗争方式，就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因此，他们认为，国大党应该把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与在立法机关和各部门的工作联合起来，改变不利的政治环境形势。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左翼和右翼所争论的并不是原则之争，而是策略之争。

在左右翼两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甘地站了出来。他将1935年法案视为适时的暂停站，赞成组建省政府，但以省督保证不干涉省政府在合法权限内的活动为条件。他知道在既成形势下国大党拒绝接受组织省政府已不可能，希望以此使国大党组织省政府不同于一般的参政，而是名副其实地实现法律范围内的自治，从而成为一个显示国大党掌权根本有别于殖民统治的橱窗。他认为省自治至少是部分地以多数统治代替刺刀统治，是借合作的方式来达到不合作的目的，要利用它为加强民族运动服务。

1937年3月，甘地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会议上，修改了贾·尼赫鲁起草的决议草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省督不干涉省政府正常活动的前提下，同意国大党人参加政府工作。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就甘地的折中方案进行表决，结果以127∶70的票数获得通过。殖民当局对甘地的不干预条件最初拒绝接受，国大党因而宣布拒绝承担组织省政府的责任，并发动群众以总罢业和示威游行来施加压力。英国当局撇开国大党，指定其他党派组织临时政府。国大党表示要抗争到底。这样僵持一段时间后，英国当局被迫让步，于6月接受甘地条件，并向国大党保证，省督不干涉省内的日常行政。7月，国大党在瓦尔达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接受官职》决议，组建国大党省政府。

虽然《接受官职》决议违背了贾·尼赫鲁等左翼人士的初衷，但他们认识到，在当时，接受官职已成大势所趋，为了国大党的统一，别无选择，于是接受了该决议。面对既成事实，贾·尼赫鲁强调接受官职决议的积极的一面：“接受官职并非意味着接受奴隶宪法！它意味着通过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反对联邦的到来。我们采取了一个新的步骤，它包含新的责任和危险。但是，如果我们忠于我们的目标，永远警惕，我们就会克服这些危险，获得力量和权力。”[8]

于是，从1937年7月起，国大党就在马德拉斯、孟买、奥里萨、比哈尔、中央省和联合省6个省成立了省政府。西北边境省先由地方政党组织政府，不久辞职，改由国大党组建政府。信德和阿萨姆情况相仿，在其他政党组织政府失败后，建立了以国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这样，国大党在9个省掌权，贾·尼赫鲁的妹妹成为印度第一位女部长。在旁遮普，民族统一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在孟加拉，农民大会党、穆斯林联盟等建立了联合政府。

为了协调和指导各省政府活动，国大党成立了由帕特尔、阿扎德和普拉萨德组成的中央监督局。甘地也经常撰文，对省政府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希望掌权的国大党人时刻不忘民族斗争的根本目标，不要像英国人期望的那样去掌权，不要做英国人打算做的事。省政府成立初期，国大党为履行竞选诺言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停止了原来政府的一些高压措施，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权。《公众安全法》及类似法律所拥有的紧急状态权力被废除，禁止成立非法政治组织的法令也被解除。虽然共产党仍被禁止（因为是由中央政府下达禁令，所以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解除），但可以在国大党统治下自由公开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所有出版和新闻限制被解除，报纸和刊物保证金已返还，国大党不再为政府作宣传而把报纸列入黑名单。悬而未决的上诉案件已撤回，没收的武器已返还，取消的特许也恢复了。警察的权力受到约束，中央调查局在省里的活动也受到限制。释放了数千名政治囚犯和被拘留者，包括被关押达16年之久的乔里乔拉事件中的被捕者。对行政人员拘留和驱逐出境的命令也被取消。

第二，在改善农民处境方面，国大党省政府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包括部分取消农民债务，限制债务利率，禁止增加地租，限制欠租利率，在部分地区豁免田赋等。例如，在马德拉斯，国大党对1936年土地等级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后，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豁免田赋和水税每年达75万卢比。在国大党执政期间，马德拉斯的农业债务从9388万卢比减少到4480万卢比。在比哈尔，国大党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颁布租佃法，规定1911年后所有增加的地租一律取消，这等于降低地租25%。此外，还规定给予耕种佃耕地满12年的次佃农以占有权。这是自英国殖民当局实行租佃立法以来第一个把佃权扩大到次佃农的法令。在国大党掌权的省中，还有6个省通过了债务立法，规定降低利率，从6。25%到9%不等。孟买还使4万名实际上的债奴获得自由。

第三，在改善工人待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提升工人的利益，改善工作环境和产业安全，保障合理的加薪。与此同时，尽可能减少罢工，建立调解机构，在进行罢工之前提倡强制仲裁，国大党官员和部长扮演协调者，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在孟买，省政府任命纺织业劳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纺织品咨询公司工人状况，建议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增加工资1000万卢比，并不顾老板反对，强制执行。在联合省，省政府任命劳工调查委员会，调查康浦尔工人罢工风潮，建议增加工资、扩大女工福利、承认左翼工会等，并迫使厂主接受。在比哈尔，1938年成立劳工调查委员会，建议增加工会权利、改进劳工条件，部分得到实现。大体上说，这一时期发生的罢工，多数取得了胜利或部分胜利。

第四，在社会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涉及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颁布法令准许“不可接触者”享用一切公共设置，包括庙宇、水井、学校、医院、饭店和交通设施等。增加“不可接触者”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和免费入学的名额，吸收“不可接触者”担任警察和政府雇员，任何法庭或政府高官都不得承认歧视“不可接触者”的风俗或惯例。高度重视小学、技校和高等教育以及公共健康和卫生。发展女子教育和“不可接触者”教育，推广以传播知识和手工技能结合为重点的基础教育。开展扫盲运动，组织成年人从事群众文化活动。大力支持和补助土布、纺织和乡村工业。监狱改革计划也已开始。清除原有的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阻碍，积极尝试提高几项现代工业的投资，如汽车制造业等。

此外，国大党政府还通过与国家计划委员会齐心协力合作制订发展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国大党主席苏·鲍斯于1938年任命，贾·尼赫鲁任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委任了29个分会，在全国进行调查，各分会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最后从这些报告中拟定综合报告。贾·尼赫鲁认为，民族独立是实行计划的必要条件，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必然涉及经济机构的社会主义化，但这并非意味着必须等待独立后才准备发展计划经济，必须现在就制订一个详尽计划，以适用于自由印度，同时也指出目前条件下，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现在就应该做什么。但是，甘地等许多国大党人不能理解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分会的重要性。甘地告诉贾·尼赫鲁：“我一直未能理解或认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搞清楚这许多分会的目的。据我看来，许多劳动和金钱正浪费在一种不会有多少成果或根本不会有成果的事情上。”[9]

虽然省自治是殖民统治框架内的自治，受到各种限制，但是省自治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往民族主义力量得到的让步是参加立法会议，只能清谈，没有实权。现在的省自治是得到了省政权，它意味着殖民统治者向民族主义力量交出部分阵地。这是印度人民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标志着印度民族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省自治的建立改变了印度整体国民的心理状态：过去镇压他们的政权现在转到了印度人手里，过去下令把国大党人关进监狱的英国官员现在不得不接受国大党部长们的指令，所有这些使他们从心底产生了一种解放感和扬眉吐气的感觉，并从省自治看到了全国胜利的曙光。

国大党的声望大大提高，它向所有人表明，它不仅可以带领人民进行群众反抗运动，而且也可以运用国家权力为人民谋利。国大党党员人数从1936年的不足50万，增至1939年的500万。省自治的实施大大增强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决心和斗志，这与殖民当局实施这一步骤时所抱的企图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