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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退出印度运动的进程（第2页）

在联合省，阿拉哈巴德市大学生因游行遭到警察棒击，愤而举行暴动。当局立即下令封闭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有些城市的大学生随即组成小分队去较小县城和农村开展斗争。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学生将“退出印度”的信息带到了农村，他们高举“焚烧警察局”、“焚烧火车站”、“英国人溜之大吉”的标语，劫持火车，插上国旗。据官方材料记载，一列插有国大党党旗的列车，载有许多大学生，从贝拿勒斯来到巴里亚县，不久这里就“失去控制”。大学生们在这里和某些已在准备武装斗争的组织结合，组成了许多小分队，举行暴动。像巴里亚这样组织武装小分队的做法，在联合省许多县得到广泛效法。当局把该县国大党负责人潘迪等释放出来，企图用国大党的非暴力来扼制暴力。但潘迪等由狱中出来后，并未指责群众的暴力斗争，而是径直走上街头示威，大批群众浩浩****跟随其后。[14]

在孟买省，孟买、浦那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和下层群众首先发动暴力斗争。暴动群众用石头、棍棒、玻璃瓶为武器，与警察展开了几天的街垒战。一个秘密电台在孟买出现，播音员是一位攻读硕士学位的女学生叫乌霞·梅塔，她号召与英国斗争的声音传遍孟买及周边各地，后来电台被破获，乌霞·梅塔被捕牺牲。

这一阶段，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交通及通信设施——车站、邮局以及警察署，列车、铁路、公共汽车、电车、信箱、电话线等都是愤怒的民众的攻击目标。不论在农村还是城镇、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民众到处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如煤油、汽油、炸药、纸张和布匹等进行攻击或焚烧。

铁路交通破坏最严重的是联合省东部、比哈尔和马德拉斯，在这些地方，好几天没有通火车，致使交通瘫痪。在马德拉斯的安德拉，起义者将永久性铁路拆了好长一段。孟加拉几乎完全与北印度隔断，马德拉斯与加尔各答隔断。据政府估计，造成的损失如下：烧毁车站318个，严重破坏邮局252个，彻底摧毁邮局60个，被劫邮局945个，铁路出轨59次，破坏电话线11285起；破坏车站设施损失65万卢比，破坏卡车损失90万卢比，机车被毁损失180万卢比。

另一攻击目标是监狱。不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破狱的事例都时有发生。这主要集中在比哈尔和孟加拉。近1万名村民袭击了哈兹浦尔、塞塔马里、艾拉和贡达的监狱，成功地破入大门，释放了所有囚犯（包括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达卡监狱，发生了严重的囚犯叛乱，导致29人死亡，136人受伤。

与此同时，发生了针对欧洲人的种族憎恨的示威。在孟买的一些边远地区，男女鼓动者登上火车，要求欧洲旅客坐三等车，戴甘地帽，要求欧洲女士穿土布制的女服。但是，没有发生针对欧洲人的蓄意暴力。据知，在骚乱中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是官员受伤，但没有欧印人被杀。

运动的最高峰是占领法院和政府部门，并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府——共和国。占领法院和政府部门的活动遍及大部分省份，而取得比较显著成绩的是比哈尔、联合省东部和孟买一些地区。在边远地区，村民们组织从村庄到区总署的列队进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法院或政府部门，迫使官员戴民族帽，将国旗插在大楼上，然后胜利返回。在有些地区还焚烧了政府案卷，袭击了政府金库。这是这次运动的最高峰，也是运动的最终目的。交通的瘫痪使这些地区的独立共和国存在了好多天或好多个星期，有些长达4个月。当局费了好大劲才完成了所谓的“再征服”。

在这一阶段，各地民众的目标基本上是不危及生命。在人民方面，就整个说来，是在有意地设法使他们的敌人免受肉体的伤害。对交通设备和政府财产有着大量的破坏；但是就是在这种破坏当中，他们也留心避免伤害人命。然而，在被警察行动（鞭笞、催泪弹、枪击）激怒的情况下，民众也采取无情的行动予以回击。据估计政府人员的伤亡数字是：文职人员100人，军人和警察648人。

四、第三阶段

1942年9月末至1944年5月，是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晚期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对人身以及政府财产和交通设施进行武装攻击。

武装攻击最显著的地区是孟加拉和马德拉斯。9月21日，用刀和其他武器武装起来的民众袭击了马德拉斯管区的一个盐厂，杀死了巡视员，放火烧了栅子。两天后，孟加拉的一群民众携带炸弹和长矛袭击了警察。

从1942年9月23日到1943年2月间，不时有投弹或爆炸事件发生。这一活动在孟买、中央省和联合省特别突出。第一次炸弹爆炸于1942年9月23日发生在孟买，最后一次于1943年2月10日发生在康浦尔。政府白皮书承认：“炸弹最初很粗糙，没有效力，但是，技术改进很快，到运动第12周的时候，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有些属于高度危险型）大规模投入使用，特别是在孟买省。”[15]

在孟买，大学生们到农村发动斗争，在许多地区建立了以农民为主，大学生参与其中的一支支农民武装力量。这些农民武装有时单独活动，如1943年1月一支约百人的小分队以突袭手段解除了一支正在托尔吉征税的警察的武装，夺走全部枪支和2305卢比税款。他们有时候也协同行动，一次多达数千人参加。技术性较强的破坏工作如炸毁桥梁，通常由专门的技术小组负责。由于采取这种较有组织的和灵活的形式，这些地区的武装斗争持续时间较长。

针对英国殖民者的人身攻击时有发生。在比哈尔省，两名皇家空军军官被群众杀死在火车站，尸体在城中游街示众。两架皇家空军飞机失事，机上人员被村民统统杀死。

1943年1月，警察占领了位于孟买60英里远的革命者的山中总部，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形式上一直保持到1944年5月甘地出狱。在此期间，运动表现为民众以和平游行来庆祝独立日、提拉克周年纪念、民族周等。

甘地在狱中得知外边的暴力斗争情况，他并不赞成但也不谴责。他认为暴力局面是由当局疯狂镇压国大党和人民的和平示威所致，是政府驱使人民走向狂怒。为了抗议当局的做法，并作为一种自洁，甘地宣布从1943年2月10日起，在浦那狱中绝食21天。

甘地绝食引起印度全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到处发生游行集会，要求释放甘地的呼声响遍全国。2月19—20日，在德里召开了各界名流会议，一致要求释放甘地。总督参事会的印度成员有3人辞职，抗议英国内阁拒不考虑群众的呼声。要求释放甘地的呼声也来自世界各国。沈钧儒、黄炎培等18位中国社会名流，给总督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甘地。中国共产党喉舌《新华日报》也发表专文，告诫英国当局说：甘地先生是印度国民大会的领袖，他拥有极广大的印度民众。无视甘地先生的生命，就是无视印度的广大群众。

但是，伦敦当局和德里当局置一切呼吁和抗议于不顾，将甘地绝食说成是进一步妨害他们的举动，是“政治敲诈”。他们不但没有劝阻甘地放弃绝食，反而盼望甘地自然消失，为甘地一旦绝食死后的后事作了“慷慨”而充分的安排：派专机运送甘地的骨灰，举行公众葬礼，放假半天。丘吉尔对内阁曾说：我们正在世界上到处获得胜利，现在绝不是向一个始终是我们的敌人的可悲的老头低头的时候。总督林里兹戈更露骨地谈论甘地死后可能会出现的情景：6个月的不愉快，而后声势逐渐减弱，最终只留下微小痕迹或完全消失。然而，甘地以惊人的毅力以74岁高龄安然度过了21天绝食。

甘地绝食后，国大党临时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进一步扩大。一些不赞成暴力斗争的人认为自己参与现行的运动违背甘地教导，问心有愧，决定放弃现行斗争，转而致力于建设性工作。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秘书萨迪克·柯里离开了孟买的中心，去联合省从事建设性工作，一到那里即遭逮捕。另一些持同样观点的人在贝拿勒斯开会，决定“从地下”进行建设性工作，结果也被关进牢房。

一方面由于殖民当局的严酷镇压，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这场分散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斗争没有能持续下去，1943年之后便逐渐消沉了。

1944年初，战争形势开始引起英国政府的极度不安。2月22日，甘地夫人嘉斯杜白病逝狱中。甘地的健康状况也恶化了。5月6日，甘地因健康原因从监狱中获释。出狱后，甘地声明：1942年8月8日决议中的群众文明不服从部分已自动作废。历时近两年的“退出印度”运动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