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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退出印度运动的性质（第1页）

第三节“退出印度”运动的性质

关于“退出印度”运动的性质，涉及两个问题：（1）这场运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2）这场运动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退出印度”运动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一、自发抑或预先计划

从“退出印度”运动爆发的方式上看，它确实带有某种自发的性质。

“退出印度”运动是由甘地和国大党著名领袖们所构想的一场群众性的反英斗争，而且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以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运动必须由甘地领导。然而，政府8月9日的大逮捕使甘地和所有国大党著名领袖全部被捕入狱，这样，运动的爆发至少在形式上是自发的。而且，政府的逮捕行动是如此之突然和猛烈，以致“没有一个人似乎知道应当怎么办”，于是，民众自发地行动起来，举行“骤然而无组织的示威和暴动”，以抗议政府对国大党领导人的逮捕。因此之故，许多人将“退出印度”运动视为自发的运动。[16]

然而，决不能因为运动形式上的自发性而全盘否定运动在爆发前和实施当中的某种计划性。

就宏观指导的角度而言，“退出印度”运动无疑是一次有计划的运动。我们知道，克里浦斯使团失败后，甘地即初步形成了“退出印度”的思想，即迫使“英国有秩序地和及时地撤出印度”。为此，甘地一方面以《哈里真》为基地，宣传他的观点，要求所有的人参加运动，并准备为争取独立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就有关运动问题与国大党领导人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在国大党领导层中统一思想。1942年5—6月间，甘地与贾·尼赫鲁多次激烈争论，最终迫使贾·尼赫鲁同意发动“退出印度”运动，甘地曾写道：我和他一连争论了好几天，他用一种我无法用言辞来形容的**反对我的观点，当他明确看到没有印度的自由，其他两个国家（中国和俄国）的自由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时，他让步了。这样，甘地和国大党提出了《退出印度决议》，规定运动的总方向是“最大规模的非暴力的群众斗争”。

在8月7—8日的孟买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会议上，甘地和国大党不仅规定了运动的基本方略和总方向，而且提出了初步的行动计划。甘地拟定了一份设想，提出每个印度人都是自由战士，必要时都可以自主行动，自行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这表明甘地希望速战速决，把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这份设想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度重视发动农民，要组织农民抗税，要明确告诉佃农，国大党主张土地属于耕种者，并号召佃农对不参加运动、站在政府一边的地主实行抗租。这些措施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农民积极要求而甘地竭力压制的，这次则不设任何障碍，希望开展得越广泛越好。这些都表明了甘地背水一战的决心和他对运动的新构想。

虽然运动因为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而突发，中央领导机构也不存在，但“退出印度”的思想和总方向早已深入人心，转入地下的国大党人和其他人士也建立了地下领导机构。在运动的进程中，虽然最初几天确实是自发抗议，但青年学生和转入地下的国大党人及国大社会党人很快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并且在孟买设立总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办事处”，以“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秘密发布传单和小册子，从宏观上指导运动的进展。这个机构最初只起到与各省联络的作用，后来逐渐形成一个多少起指导作用的全印地下中心。其主要成员包括阿·帕特瓦尔丹、阿茹娜·阿萨夫·阿里、拉·洛西亚、苏·克里帕拉尼、纳拉扬等。不过，对全国正在开展的斗争究竟如何引导，这些领导人中分为3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全力支持群众暴力斗争，并把它引上健康道路，把群众自发的武装斗争转变为全国有组织的游击战；第二种意见主张大力鼓励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不服从运动，通过引导逐步将群众暴力斗争转到非暴力方式上；第三种意见主张放弃暴力斗争，把精力全部用到开展建设性工作上，使运动重新成为甘地式的非暴力斗争。

该中心印发的小册子，反映了上述3种主张，对运动起了某种指导作用。运动早期发行的小册子《全印国大党委员会12点纲领》（也是8月11日最早被政府查封的小册子），规定了和平总罢业、制盐、抗税等，而没有提到破坏、暴力或任何违反甘地非暴力学说的活动。运动中期发行的小册子，除了主张第一阶段的活动外，还赞成破坏交通通信，要求人们“通过非暴力行动占领警察局和分局，接着是区局”。但这一阶段所有的小册子都强烈警告反对人身暴力：“我们的行动决不应危及人的性命，不管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应该经常发出警告。”特别要求学生记住非暴力是斗争的基础，并劝告学生“即使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也要坚持非暴力”。[17]运动晚期发行的小册子号召农村居民组成游击队，躲进森林袭击占领他们村庄的军队，有些还号召所有的人进行武装斗争。

当然，这种计划性质只限于宏观指导和总的方向。甘地曾指示，每个人有在非暴力范围内充分行事的自由，用罢工和其他可能的非暴力手段使政府机构完全瘫痪，但并未规定具体而详细的计划和步骤，而是指出，具体细节可以由你们填补。甘地之所以不明确规定运动的具体计划，似乎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一是为了防止政府事先知道运动的准备情况，对运动采取讨伐行动，先发制人；二是让各地根据自身的条件同时又在国大党群众文明不服从纲领的总体框架内计划其行动，充分发挥基层的作用。不幸的是，甘地的这一策略并未奏效，政府还是先发制人，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领袖；而掌握运动领导权的激进分子，在没有具体计划的情况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甘地的思想并制定具体指示。

事实表明甘地本人的策略有失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运动的计划性。那种认为“退出印度”运动是“一次没有计划的起义”，是“人民表达他们反对逮捕甘地、尼赫鲁等领袖的自发反应”，是“人民对英国继续统治印度的自发而失控的抗议”的观点，与“退出印度”运动的事实相去甚远，不免失之偏颇，有以点代面之嫌。

二、暴力抑或非暴力

关于运动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问题，同样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从动机上看，“退出印度”运动无疑是非暴力性质的。

甘地和国大党为运动所构想的总方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运动都应该是非暴力的。甘地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最早的文章曾谈到，“非暴力不合作”是代替任何形式的暴力抵抗的最有效的方法。在6月14日的《哈里真》上，甘地撰文说，他就运动的“非暴力性质”问题向一位记者发表了谈话。7月26日的《哈里真》发表了甘地关于“严格的非暴力性质”的群众运动的思想。甘地8月7日在制定退出印度决议的孟买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上的讲话，表达了他的指示的实质。他要求人们即使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也不要诉诸暴力，他宣布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他不会活着，不管他在哪里。如果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最好不要接受退出印度决议。可见，甘地对“退出印度”运动的非暴力性质是坚定不移的。

此外，其他国大党领导人的讲话以及瓦尔达决议和孟买决议在提到“退出印度”运动时，总是用“非暴力”来限定。孟买决议3次重复非暴力，使用了“非暴力路线上的运动”，“非暴力力量”和“和平斗争”这些词语，要求人们“勇敢而坚韧地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和困难”，劝告他们贯彻甘地的指示，作“有纪律的印度自由的战士”。决议中对运动很关键的句子是：“必须记住，非暴力是运动的基础。”[18]贾·尼赫鲁、阿扎德和帕特尔在他们的讲话中，也都说明运动将是非暴力性质的。

1943年2月，印度政府发表了白皮书（即《国大党对1942—1943年动乱的责任》），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甘地和国大党身上。白皮书力图证明，甘地虽然表面上谈论非暴力，但实际动机是希望暴力。白皮书将甘地文章中的一段话摘出来，给一个词打上斜体（原稿中不是斜体），得出了另一层意思（如果参照一下上下文，实际上被曲解了）。此外，白皮书将某些描述运动的短语和句子，如“不行动，毋宁死”、“公开起义”等曲解为甘地存心采用暴力。其实不然，“不行动，毋宁死”并非号召暴力，而是针对消沉无为、束手待毙而言的，是为了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投入非暴力运动之中。为了激发群众争取独立的牺牲精神，甘地劝告人们要丢弃“妻子、朋友”和“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要么使印度获得自由，要么在这个努力中死亡”。而“公开起义”则是针对秘密活动而言的，并不是指暴力反抗，在甘地看来，非暴力抵抗只能意味着公开活动。白皮书断章取义、有意歪曲，只不过是出于英国当局不可告人的宣传目的，是为其残酷镇压运动寻找借口。

不幸的是，有些印度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甘地在1942年发出了直接行动的号召，实际上是要求群众暴力”，“非常清楚，虽然甘地谈论的是一场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政府的运动，但是，事实是，总的趋势会导致暴力行动”。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根本错误就在于企图用所谓的“发出了直接行动的号召”和“总的趋势”等理由否认甘地非暴力动机的纯真性。我们知道，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必须借助于有力的号召来进行宣传和鼓动，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会存在暴力的趋势，都会不可避免地伴之以某种形式的暴力，这一点已为印度前几次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证实。持上述观点的印度学者自己也承认，“印度的英国人会毫不犹豫地给国大党运动渗入内奸，他们会制造暴力事件来败坏群众运动的名声”。[19]因此，怎么能够用运动的趋势和号召来否定运动的动机呢？此外，众所周知，甘地将非暴力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更改的绝对信条，它适用于一切场合，在“退出印度”运动中当然也不例外。否认“退出印度”运动的非暴力动机，也就是否认和无视甘地对非暴力的信念。

另一方面，从结果上来看，“退出印度”运动并不是甘地和国大党所设想的“严格的非暴力性质”的运动。

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变成武装的暴力。群众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抗议和斗争：罢工，游行，切断电话线，拆除铁轨，袭击和焚烧警察局、邮局、火车站、政府大楼，投掷炸弹等。据官方公布，到1943年底为止，铁路站被毁332个，路轨损坏441处，车辆损坏268次，邮局被袭击945次，警察署被袭击208次，其他政府机关被袭击749次，道路遭破坏474处，电线遭到破坏12286处，炸弹爆炸664次，警察被打死63人、打伤2012人，政府官员被打死10人、打伤364人。政府用各种方式进行疯狂镇压：鞭笞、警棍、催泪弹、逮捕、枪击，甚至出动飞机。据政府声明，从1942年8月9日到11月30日，警察和军队开枪538次，空中扫射6次，1028人丧生，3215人重伤，958人被判鞭笞（不包括联合省），60229人被捕。官方公布的到1943年底为止的统计数字如下：警察和军队开火669次，打死群众1060人，逮捕91836人，集体罚款173次，罚款数9007382卢比，鞭笞人数2562人。政府声明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显然是保守的，数百次枪击和扫射不可能造成1000多人丧生，而且，这个数字尚不包括被亲属或参加运动的人运走的尸体。非官方的估计是：1万到4万人被杀，6万多人受伤，15万人被捕。

显然，“退出印度”运动的暴烈程度是印度非暴力史上所罕见的，它是一次印度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暴力运动。这里所说的“印度意义上的”，是为了强调印度暴力斗争的独特性，因为印度人民从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就被剥夺了拥有武器的权力，而且从20世纪初叶起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就在印度民众的心中扎下了根，因此，不能以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暴力斗争为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暴力斗争。贾·尼赫鲁指出，正是那个非暴力方式的教义产生了疑虑和踌躇而成为了暴力行动的障碍。如果国大党忘掉了它的信条，很早就、甚至只对暴力行动暗示一下的话，毫无疑问，那正在进行的暴动将会增强百倍！因此，在印度这个被剥夺了武装权力并深受非暴力思想影响的国度，“退出印度”运动无疑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性质的运动，正因如此，许多著作都将“退出印度”运动视为一次革命或起义。

“退出印度”运动之所以脱离甘地和国大党所设想的非暴力轨道而转化为暴力斗争，首先要归因于英印政府对甘地和国大党著名领导人的大肆逮捕。8月9日的大逮捕为暴力斗争创造了条件：第一，甘地和著名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成为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印度许多地区爆发了种种自发的抗议和示威运动。第二，甘地和著名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使运动失去了舵手和制衡器，结果，运动的领导权转入下层国大党领导人和青年学生手中，他们主张剧烈行动，赞赏暴力斗争。正如布雷切尔所说，如果暴力随之而来，它是由印度政府8月9日的镇压行动招致的。

其次，军警的残暴行径是运动向暴力转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直接因素。军警8月11日在孟买对示威群众的所作所为很能够说明问题。到下午2点，军警开枪多达13次，死伤无数，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死者中，发现了一位妇女和一个12岁男孩，伤者中有一位8岁男孩、一位11岁男孩、两位18岁男孩和一位60岁老汉。除开枪杀人外，军队还对家住动乱地区附近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逮捕。这种残暴行径驱使人们铤而走险。正如尼赫鲁所说：“所有表达公众情绪的正常途径都被闭塞住了。于是所有这些被压制的感情爆发了。”[20]

此外，政府为了给镇压运动制造根据，有意编造事实并封锁甘地对运动的指示。英国统治者在大逮捕后竭力编造事实，夸大宣传，说甘地已经决定在全国采取破坏行动，包括攻击政府机关、毁坏交通设施等，英国印度事务大臣阿麦里还在电台作了多次广播。1942年9月23日，甘地在狱中听到运动的暴力倾向后，便给总督写信，声明不赞成民众的暴力行动。而总督却扣压了这封信，为此甘地进行了长达21天的绝食，以示抗议。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诋毁国大党和甘地，结果却启发了正在各自为战的国大党基层组织和群众。《哈里真》编辑马西鲁瓦拉在该刊撰文指出：割电线、撬铁轨、毁桥梁等群众暴力行为是合法自卫行为，非暴力革命者必须像对待轴心国那样对待英国政权，采取同样的措施反对它。马西鲁瓦拉后来说，他正是受了阿麦里广播讲话的启发，希望把阿麦里的臆说变成现实。

甘地在“退出印度”运动中演讲

可见，“退出印度”运动之所以爆发并脱离非暴力轨道而转化为暴力斗争，责任完全在于英印政府，那种认为“政府和国大党对大规模的暴力同样负有责任”的观点是不敢让人苟同的，是为政府的残暴行径减轻罪责。

总之，就爆发方式而言，“退出印度”运动是自发的；就进程而言，则是有计划的；从动机上看，“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性质的；从结果上来看，则是暴力的。既不应因为“退出印度”运动爆发方式上的自发性而否定它在爆发前和实施当中的计划性，也不应因“退出印度”运动结果上的暴力性而否定它在动机上的非暴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