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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大党的早期活动（第2页）

1878年，殖民当局又颁布了两项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法令：《武器法》和《印度语种报刊法》。苏·班纳吉立即领导印度协会开展反对这两项法令的新的政治鼓动。1883年艾尔伯特事件发生后，要求实现印度民族主义组织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苏·班纳吉顺应这个潮流，首先采取行动，他以印度协会名义于1883年1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了第一次印度国民会议。当1885年12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成立大会时，印度协会等组织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印度国民会议也在加尔各答开幕。苏·班纳吉在加尔各答会议结束后立即宣布把自己的会议并入国大党。

苏·班纳吉虽未直接参加国大党筹建工作，但所有印度民族主义者都认同他的活动对全印统一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大党成立后，苏·班纳吉成了国大党讲坛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3]。从第二次国大党年会到1918年他退出国大党为止，这32年中只有一次年会他没有参加。1895年和1902年他曾两次被选为国大党年会主席。

国大党成立后，苏·班纳吉不像原来那么重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了。他认为国大党既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由它通过决议或派代表团提出要求，是最好不过的宪政鼓动方式了。在国大党激进派19世纪末提出司瓦拉吉斗争纲领后，他也赞同把自治作为斗争目标，但一再强调这是遥远未来的事，说任何企图用革命手段或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争取很快达到自治目的的做法都将危害目的本身。

寇松担任总督后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分割孟加拉，使苏·班纳吉感到惊愕。他认为这是在侮辱印度人民，破坏孟加拉的政治发展。所以，当孟加拉人民起来进行反分割斗争时，他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带领群众宣誓抵制英货。1906年4月在巴瑞赛尔举行孟加拉省会议时，他带领会议代表游行而遭到拘留。这些行动又恢复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然而，当运动继续发展时，他就感到格格不入了。他参加反分割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分割，并没想过把运动变成反英运动，所以他竭力劝说群众不要听信激进派的宣传。他公开要求停止运动，并于1907年3月亲率温和派代表团晋见总督，要求制止孟加拉的风暴，并在总督面前指责激进派“行为过激”。这年年底，温和派在国大党苏拉特年会上制造分裂，把激进派从国大党排除出去，他是积极参与策划者之一。他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班纳吉和其他国大党领袖们一样支持英国作战，希望借此感动英国，换取在印度建立责任政府的让步。然而，战争结束后，英国统治者并不打算马上允许印度自治，而是抛出了《蒙太古—蔡姆斯福改革方案》。国大党内关于如何对待这个改革方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提拉克和国大党大多数人都认为改革方案令人失望，而苏·班纳吉和原来温和派中的极少数人则完全接受这个方案。当国大党决定于1918年8月在孟买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这个方案的正式态度时，苏·班纳吉和与他观点一致的少数人拒绝参与会议，并于1918年11月在孟买另外召开会议，立了一个新党“印度国民自由同盟”。苏·班纳吉正式退出了他一生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大党，并固守宪政改革的传统斗争方式，反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虽然苏·班纳吉晚年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但综观其一生，他的功大于过。孟加拉极端派领导人比·帕尔在评价他时说，无论他一生的经历多么曲折，他毕生都在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他是“现代印度的复兴者之一”。

4。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

戈·郭克雷

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1866—1915），开始政治活动的时间比上述3位要晚。他是20世纪初国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国大党秘书。他也是甘地最崇拜的人，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后选择他作为政治导师。

戈·郭克雷出生在孟买管区的科哈浦尔，属婆罗门种姓。在大学学习时，他就受到达·瑙罗吉和马·伦纳德思想的影响。毕业后，参加了提拉克创办的德干教育协会，在其所属的一个学校任教，后任该校教授和院长。他受到有“浦那无冕之王”之称的马·伦纳德的器重，加入了浦那全民大会，并任秘书。

这个时候，以提拉克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始出现。1895年，提拉克提出司瓦拉吉纲领，并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1896年，以提拉克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了浦那全民大会的领导权。戈·郭克雷和马·伦纳德不赞成提拉克的主张，一同退出了浦那全民大会，另外建立了德干协会。

这时，马·伦纳德因当局禁止有官方身份的人参加国大党活动而只能隐居幕后，达·瑙罗吉早已去英国，所以戈·郭克雷就成了国大党孟买地区的新领导人，并成为全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4]1899年戈·郭克雷被任命为省立法会议成员，1902年又任帝国立法会议成员。他在立法会议上发表演讲，抨击时政，揭露英国殖民剥削对印度造成的巨大损害。

1905年，孟加拉人民开始掀起反分割斗争。戈·郭克雷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并受国大党委托，前往英国，向英国公众和自由党呼吁，要求他们支持印度人民的反分割要求。这年年底，国大党举行年会，他被选举为国大党年会主席。这次年会后，运动在深入发展，他却不愿意再前进。他反对激进派中部分人提出的争取独立的口号，也反对激进派提出的消极抵抗策略。

所以，在国大党1906年年会上，他所起的作用就是与温和派其他领导人一起，用折中的办法约束激进派。而1907年，他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来收缩运动了。他提出了“政治精神化”的观点，即主张政治斗争从目的到手段都要符合的原则。戈·郭克雷是印度近代政治家中第一个在印度斗争中提出这类观点的人，与当时在南非的甘地的思想正相吻合，这也是他特别吸引甘地的地方。

1906年后，英国殖民当局用越来越残酷的手段镇压运动。戈·郭克雷对此是反对的，但是他对英国当局打算用改革立法会议的办法来阻止运动的发展却乐于接受。1907年，在国大党举行年会之前，他和其他温和派领导人一起千方百计阻止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在年会上因选举问题发生裂痕后，他不是积极斡旋，解决冲突，而是同其他温和派领导人一起单独召开温和派的会议，制定国大党新章程，把激进派排除于国大党之外，从而造成了国大党的分裂，给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把激进派排除之后，国大党失去了活力，变成了一潭死水。这以后戈·郭克雷的活动也就主要集中于在会议厅发表演说，要求政府合作实现改革。这段时间，他所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事，是1912年去南非支持甘地领导的反种族歧视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采取支持英国作战的政策。戈·郭克雷也认为，这是争取实现国大党要求的好机会。他起草了一份对战后实行改革的意见书，中心内容是要求逐步实现印度的自治，首先是实现省自治。这代表了他晚年的政治态度。他去世前处理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重新进入国大党的问题。他不希望激进派回来，害怕他们会取得国大党的领导权，从而把运动引向激进道路。

总之，戈·郭克雷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始终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20世纪初仍然坚持印度早期活动家所制定的斗争策略目标。戈·郭克雷代表了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的态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并不希望国大党越出宪政鼓动的范围。

二、早期活动概况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严格说来，早期的国大党更像一个松散的群众团体。它既没有章程，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只有一个常设的英国人秘书长。原有各地方组织，继续各行其是，缺乏相互联系。在它一年一度的年会上，各省民族组织的代表会协商制定出总的政治纲领，以协调民族运动的斗争。直到1899年，才制定了党的章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组织，成了一个健全的政党。

国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内容都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围绕着扩大公民权利，争取更多的印度人参职参政，在立法会议里增加印度人议员，以及地方自治等问题，在年会上通过决议，向殖民当局陈述要求，去英国议会请愿等。

早期国大党与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慢慢有所变化。虽然国大党的成立主要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发展的结果，但换个角度看，它又是殖民政策的产物。因此，国大党的领袖们对殖民者总是感恩戴德。

每逢国大党召开年会，必设宴招待英国人，殖民总督也常接见或宴请国大党代表。历届年会主席致开幕词，都要对殖民者先颂扬一番以表忠诚。英国人不仅参加每届年会，有时还担任会议主席，如1888年和1889年的年会主席都是英国人。

会议参加者，除歌功颂德外，就是高谈阔论，议论时政，提出某些改革主张和要求，通过几项决议。在会议上，有时也会提出一些尖锐问题，发泄不满情绪，但与会者往往是知难而退，适可而止。

然而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在日益觉醒。歌颂之余，他们对殖民统治的黑暗，也敢于尖锐揭露。如警察的专横、森林法的不合理、关税的不平等诸问题等。这说明他们越来越明确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改革主张。

国大党这种不满情绪和要求，必然要触怒殖民统治者。最初积极赞同创建国大党的达弗林总督在离任前对国大党的态度大变。他对国大党人越来越多的要求表示十分不满，甚至辱骂他们只不过是显微镜下的少数，代表不了民意。他说，他会考虑“以怎样的方式让国大党自动解除”，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国大党继续存在”。[15]

1890年，殖民当局规定，不许英国官吏接受国大党邀请出席年会。这是英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同时也反映出国大党在日益壮大成熟。

三、与殖民统治者的关系

国大党成立头20年，对殖民统治者的态度是温和的，只限于发挥“英王陛下政府的合法反对派”的作用，目标还是要求改良，斗争方式还是限于合法范围。

国大党向殖民统治者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基本上还是原来各地政治组织提出的要求。主要包括：增加各级立法会议印度成员名额并扩大立法会议权限；提高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考试；实行陪审员制度，反对司法上的种族歧视等。前两点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参与国家管理的心情，因而也最主要，成为国大党头20年的政治纲领。

印度国家机构重要职位由英国人垄断的现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有些印度人去英国通过了文官考试，1870年又在印度建立了低一级的印度文官系统，但担任中高级职务的印度人仍然寥寥无几。国大党领导人以大量统计材料揭露这个事实，并指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的恶劣后果。例如，1895年戈·郭克雷在英国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印度民政和军事等部门中年薪在1万卢比以上的官员有2388人，其中印度人只有60人。达·瑙罗吉从理论上概括了英国人垄断高官的危害。他说，这不仅加剧了印度的物质财富外流（英国官员工资特别高），而且造成了精神财富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