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界观问题
我在1959年初奉命离开草埠湖,回到华师,在下放人员中算是比较早被调回来的。之所以会如此,有两点原因。第一点,是华师教学需要人。第二点,是宜昌市委有意挖人,华师怕夜长梦多,赶紧撤回一批。原来,我们下放的时候,人事关系已经转到宜昌地委。宜昌当时正在组建宜昌师专,需要大量人才。我们下去之后,都被当地政府摸了底,知道其中有很多理论骨干,非常高兴,有意留人。我也被看中,排名靠前。我对于留在宜昌工作,并非没有兴趣。宜昌离四川近,饮食接近四川口味,大米也要好一点。我在四川漂泊多年,早已将那里视为第二故乡。
我是奉命回了华师,一同下放的一些人,则真的留在了宜昌。留下之后,颇受重用,朱辕就直接被任命为教务长。但被留下的人中也有闹意见的,认为自己之所以被留下,乃是华师抛弃了他们。
由于在下放期间表现不错,我被农场评为一级劳动模范。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回可以入党了,我也积极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还是没有成功。系主任田家农是学校党委委员,由他传达最后结果:“系里面是通过了的。最后党委研究了一下,但批准的名单上没有你。”他私下对我讲,不让我入党的理由,主要是我的世界观还有些问题。说白了,就是我在下放期间依靠右派的问题。我知道他是非常希望我入党的,但他也没有办法。多年之后,“**”期间我被借调到北京,其时田家农在北京工作,我们见面,他还说起此事。种种因素之外,他觉得我个人也还是有点问题,那就是我不够积极。
我只有苦笑。我不是党员,党要我做右派联系人,我便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听取他们的心声。我不是党员,在生产过程中,在救灾过程中,都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并努力提振人心。这还不够积极么?是不是非要像有的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申请书,写汇报材料,不获批准之后,再写血书?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还有起码的自尊。别人不要你进入,你却还要用手扒着门,两眼泪汪汪地乞求:“让我入,让我入。”这种“积极争取”,有损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当时做不来,现在做不来,永远也做不来。
说到世界观,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下放期间,我的很多工作,都是依靠右派开展的。但是,在我看来,右派确实是我可以信赖的力量。相反,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却没有为我提供什么臂助。下放期间,我身边的右派都没有做坏事,他们做的,都是好事。相反,有的共产党干部却表现不好。我总记得,二分场党委书记在下放期间把一个老师的妻子(也在下放)勾引上了,在野外发生关系,被人抓住,后来被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还有一个书记,下放期间高高在上,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劳动。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他单独享用了一套,还配有一个女秘书,连洗脚水都要秘书倒。洪水过后,我们在那里出生入死,生产自救,他跑回武汉做报告,绘声绘色,讲他们分场员工在洪水中站在屋顶唱国际歌等故事,听得人们热泪盈眶。他俨然成了下放人员的杰出代表,荣耀由他来享受,好像能战胜洪水,乃是由于他领导有方。
我身边的党员干部如此,我在生产中,在救灾中,不依靠右派依靠谁呢?恰好是那些“左”派党员干部,在下放期间自己图享受,但对我依靠右派,对右派“斗争”不坚决的“劣迹”却记得很牢,到了学校党委讨论入党名单的关键时刻,能一举抓住我的要害。世界观有问题就有问题吧,问心无愧就行了。我如此安慰自己,我相信校、系党政主要领导毕竟是理解我的。
于是,我继续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好,那时还可以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再过一些年,到了“**”的时候,连“党外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做,我正因一向有“党外布尔什维克思想”而增添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