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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学术盛会（第1页）

一八学术盛会

1。放卫星

1959年下半年，我突发奇想，提出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我之发愿研究辛亥革命，是在1954年。那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我参与了接待工作。友邦学者亲临，湖北省当局很重视，把很多辛亥老人都动员起来。我就是从那时和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辛亥老人建立起交往的。贝喜发来访一事对我颇有触动，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不大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于是，我决心要研究辛亥革命。

为此，我向辛亥老人请教过一些问题，大都得到认真答复，尤其是李春萱的回信，不但最多，而且最长。我也曾向武汉大学的汪诒荪先生请教，汪先生热情鼓励我长期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并把自己历年抄录的珍贵史料全部借给我阅读抄写，他从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注意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中国近代史丛刊》的辛亥革命史部分出版后，我也认真研读了。这些工作可以说为开展辛亥革命研究准备了一些条件，但那时近代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是近代史分期与太平天国性质，受时风习染，我也热衷于此，加上政治运动多，因此虽已发愿，但并未对辛亥革命展开实质性研究。

我于1959年提出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当时的政治空气有关。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我想：“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我要放的“大卫星”。

我之所以有“放卫星”的勇气，恐怕和那时年轻气盛，有“想干点事情”的冲动有关，也与我在那时的境遇有关。在“向科学进军”中，我已经崭露头角。下放草埠湖虽然辛苦，也有不甚如意之处，但整体上还不错，有些英雄气概。下放期间，我先前投寄的两篇文稿发表了。下放期间，我还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青联会议，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1959年国庆节前后，单位组织观看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大片《林则徐》之后，我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篇影评，不但被《人民日报》刊登，并且得到该片导演郑君里的高评，他甚至给我来信，说他下一步要拍摄《太平天国》，请我写剧本。种种虚荣，使我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事情，有点底气，于是放了这么一颗“卫星”。

1958年参加全国青联会议时与湖北农民代表合影，以示工农化的决心

我的“卫星”是这样“上天”的：先找系里领导谈；系领导认可后，他们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领导认为不错，马上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由省委宣传部管）；省委宣传部觉得不错，马上责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此事。省社联主席是李达，具体负责者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密加凡和理论处处长彭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