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借调北京
1。想去北大,却去了文史委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我一头扎进了张謇研究之中。1962年,我正在南通阅读张謇的家藏文献,得到消息,作为奖励与补偿,华师给我两年时间外出进修。我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问题是,去哪里进修呢?
我当时最想去北京大学,跟随邵循正先生进修。邵先生出身世家,是郑孝胥的女婿,曾师从法国学者伯希和,学问极好。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期间,我曾向邵先生请教,他教给我很多小窍门。比如说,关于读书,他告诉我:“并非所有书都要精读。该精读的就精读,不该精读的就浏览,更次一些的就翻翻。对有些书,不要说一目十行,一目百行都是可以的。”做历史研究需要海量阅读,如果任何书都精读,确实无法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1959年5月成为全国青联常委之后,我认识了北大的侯仁之。他也是常委,也是历史专业的,而且都有教会大学背景,我们因此走得近。在得到有机会出去进修的消息后,我与侯仁之联系了一下,表达了想跟邵先生进修的愿望。侯仁之向邵先生说了一下,不久之后,邵先生通过秘书告诉我,他同意我到北大进修。
没有想到,华师领导替我做主,另外联系了杨东莼先生。东老50年代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对我早有较多了解。1957年,他被周恩来调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负责文教战线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副秘书长并负责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
东老得知我要外出进修,很是高兴,一口气应承下来,并且,很快以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名义向华师发了借调函,把我借调到他身边,协助征集北洋史料。这样,北大就没法去了。
文史委成立于1959年,分成若干小组,搜集、整理、出版20世纪各重要历史时段的文史资料。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文史委出版了一套《辛亥革命回忆录》,主持其事的,就是东老。
文史委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但并不管事。真正管事的,是两位副主任委员,即在文史委内部称为“两老”的杨东老杨东莼和申伯老申伯纯。两位都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东老常年做桂系“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申老则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办公室主任,参与过西安事变的全盘策划。
我于1963年春到文史委报到。报到的时候,“两老”发生了一点争执。大概申伯老那边也缺人吧,他很主动地说:“你来了正好,和我一起整理西安事变资料吧!”东老一看着急了,说:“那不行。华师派他出来,是希望他研究北洋军阀的,应该以他学校的意见为准。”看两老那架势,我当时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伤了和气。不过还好,“两老”性格耿直,当面争执而不伤和气,以申伯老让步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