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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东老（第1页）

2。关于东老

东老是我的恩师。我们相识，是在他1954年奉调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之后。在与全院教职员的第一次见面会上，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我叫杨东莼，常被叫作杨东專，名字取得不好。”（莼的本字是蓴，“秀才”念字读一边，被念作專了。）他的发言非常风趣，一下子就增进了全院师生对他的亲近感。

大概由于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缘故，历史系是他分工亲自抓的基层单位。他和历史系每个教师都谈过话，并且所谈很有针对性，不是走过场。和我谈话的时候，对我的家世与经历，他都非常清楚，可见他事先看过我的人事档案。

也许是由于我教中国近现代史，与他的研究领域相近，此后他对我非常关心。每逢接待外国来访历史学者，他必定要我陪同，并为他准备发言稿。遇到“近代史分期”一类的问题，他还会对坐在一侧的我说：“章开沅，这个问题你谈一谈。”我一般情况下只是随侍在侧，不发言，在他点名的时候，才谈一谈。这种陪同给我很大锻炼，让我较早学会国际学术交流。

1956年“向科学进军”期间，我的工作热情很高，有点忽略了身体。有一次，历史系大三的学生邀请我为他们做“向科学进军”的报告，讲到快结尾时，喉头突然一痒，我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唇，轻轻一咳竟发现唾液中布满血丝。强忍咳嗽结束报告之后，躲进厕所，一咳嗽，竟大口大口吐起血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口吐血，心里有些害怕，回到宿舍稍事休息之后，到医务室看急诊。经诊断，不是肺病，而可能是运动时出力过猛，损伤了肺部若干毛细血管，演讲时又过于激动，以致血管破裂溢血。

这件偶发事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有一天，当我走进昙华林校区大门的时候，遇见了东老。他喊住我，亲切地问：“听说你最近‘失红’？”我点头承认。他没有深究，只是慈祥地叮嘱：“年轻人不要霸蛮。”“霸蛮”一词是拖着湘音说的，听来备感亲切。东老是湖南醴陵人。

东老此举，影响我终生。从他的简洁话语中，我真切地领受了他的关切与规劝，我意识到，努力拼搏的同时要时时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更为重要的是，东老作为一个老教育家，对于我的带病工作，未给予任何奖励，更不要说宣传，这是他对青年真正的关爱。“拼命三郎”式的不惜损害健康以追求眼前功利，毕竟不该提倡；如果领导者竟然以这种事情来宣扬自己的“政绩”，那就更是其心可诛。东老此举，确实给我上了极其深刻的一课。

1957年暑假，东老奉调离开华师，去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行之前，虽然很忙，仍嘱人将一箱子常用的中国近代史书籍赠送给我。其中有一本李六如送的《六十年的变迁》，他还特地用毛笔注明书中主人公季交恕就是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的简历。这些细微之处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东老本是中国有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以翻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享誉进步学界。他参加革命也很早，长年在白区工作。不过，由于一度脱党，因此留有“污点”。虽然后来恢复了党籍，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他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联络人是周恩来。听说周恩来曾私下批评他：“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小了点。”意思是说他胆小怕事，“革命性”不够。这种批评难免使他背上心理包袱，变得更加小心。

政治上的小心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不过，在有的时候也确实保护了他自己。在“大鸣大放”中，他就一如既往谨小慎微，没有发表任何偏激言论。反右阶段有一篇署了他名字的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标题是《何物自由主义》，其实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他儿子杨慎之的代笔。他没有“大鸣大放”，并且及时表态支持中共中央，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并尽力对受到冲击的朋友们伸出援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首当其冲的都是原来在“白区”工作的。据东老讲，此事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那些“白区”来的人们，平常难得见面，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聚首，于是物以类聚，坐到了一块。有来自根据地的人看到了，马上说：“你看，那些人坐在一起了。”其实，他们来自根据地的也坐在一起。后来的一系列恩仇记，似乎都可由此看到一点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