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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筹建史调会（第1页）

二〇筹建史调会

1。参与筹建史调会

1963年国庆节，受内蒙古大学戴学稷等邀请，我和祁龙威一起到内蒙古大学讲学，顺便领略塞上风光。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还没有离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就收到了东老发来的电报，叫我立即返回北京。

摄于内蒙古大学，右侧是祁龙威

回去之后，立即找东老。东老说：“现在有一件重要工作，是胡乔木同志委托的。”原来，前不久，住院疗养的胡乔木把他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找去谈话，认为对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展开调查很重要，希望能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一下。但该如何开展？当时并没有任何计划。大概东老在接到任务之后，一时也不知如何筹办，急切之中，便把我叫回来了。

不过，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筹建调查机构一事并无任何进展。我还照常在文史委审读稿件、陪伴北洋老人、研究张謇。不过，东老和大年没有放松。据赵庆云的《一次流产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一文披露的材料显示，东老和大年“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前后谈过几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提携一下华中师范学院，东老还把刘望龄也借调到北京。1964年2月7日，东老和大年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中宣部、统战部写信，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

在信中，他们建议，该委员会由学术界的代表和政协文史委的代表组成，业务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来讲就是近代史研究所）指导，动员政协系统人力的组织工作由全国政协领导。

他们提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有如下一些：（1）制定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2）和有关单位联系，了解调查对象和资料积累情况；（3）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4）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

他们还提出，这个委员会要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这个办事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

2月29日，中宣部、统战部复函，同意设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在那之后，筹建工作才有了正式依据。

首先建立起来的是办公室（这就是东老和大年在信件中提到的“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中华书局，工作人员由我、刘望龄和近代史研究所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组成。办公室不设主任，但有一个秘书，由王来棣兼任，负责内外联络。办公室成立之后，还专门刻制了一枚公章，上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

史调会办公室成立之后，我就搬到中华书局去住，此后与文史委北洋史组的工作就疏远了。多年以后，近代史所的朋友对我讲，在成立史调会办公室的时候，近代史所有一个小算盘：将来把这个办公室连人带文献“一锅端”，都收归近代史所。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一次，近代史所开例会，刘大年把我和刘望龄也叫去了，可见他们确实把我们当自己人看。

史调会虽有办公室，但并不是大家天天都要去坐班。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平常还是在近代史所工作，并不常去史调会办公室。有事的时候，东老才会召集他们来开一下会。

我常驻办公室，工作也不多，有比较多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我在史调会有一个权力：购买资料。这是我很乐意干的事情，经常往琉璃厂等处跑一跑。最得意的，是把满铁株式会社那套资料买齐了。这些资料，后来都“一锅端”到近代史研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