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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余研究（第1页）

5。公余研究

不论是在文史委，还是在史调会，我的工作都比较清闲，有比较多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这是东老关照的结果。

全国政协文史委有两个公用的红色借书证，主要是方便东老等高层领导人借书用的。我经常借用这种借书证，到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借书、查档案。我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文献，总能给人留下好印象，原因很简单：我“坐功”一流，一坐下去就不站起来，闷着个头在那里看。当然，也还是有起身的时候，比如遇到不认识或者看不清的字，需要向别人请教。另外，为了提高效率，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负责人还替我物色“抄手”帮我抄原始文献。那些“抄手”非同平凡，多半都是过去的大知识分子，但被戴上了“反动分子”“右派”等罪名，赋闲在家，以抄字为生。一千字八毛钱，都用铅笔抄，非常工整准确，有些本身就可以作为文物保存。

除了查阅文献，我也经常与北京的学者交流，切磋学问。我研究张謇，对我有较大帮助的，一个是陈庆华，一个是祁龙威。陈庆华不是专门研究张謇的，但他为专门研究张謇的法国学者巴斯蒂提供过许多有益的指导，对张謇相关文献特别是其相关师友的文集了如指掌，给我指点不少。祁龙威正在为《张謇日记》做签注工作，和我交集最多，因此常能深谈。

更妙的是，当我还在社会主义学院住的时候，祁龙威就住在中华书局了。待史调会办公室成立，我搬到中华书局，刚好和他住在一个套间里。两室一厅，客厅大，卧室小。他签注张謇日记，我则为张謇写传记。由于有一段时间朝夕相处，我的生活方式都有点被他同化。祁龙威是名士派，我也跟着他过了一阵子有点名士派头的生活。

祁龙威是常熟人，长期住在扬州，他最喜欢的生活也是扬州式的：“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白天在茶馆喝茶，是“皮包水”；晚上到澡堂泡澡，是“水包皮”。他要签注张謇日记，白天不可能到茶馆喝茶，但也可以在屋里品茗，茶韵同样悠长。晚上是必然要到外面的澡堂子里泡澡的，一边泡着，一边聊天。

龙威不抽烟，但离不开酒。每天下午到了四点多钟，他就开始坐不住了。他家庭负担比较重，酒资不是很充足，朋友们经常接济一下。1962年，李侃约我为“学点历史丛书”写一本《武昌起义》小册子，预支了很大一笔稿费——我记得有500元，花100多元做了一件很厚的呢子大衣，以免在北京挨冻，其余的，我都带在身边——因此，可以时不时做东，和龙威一起出去喝点小酒。他喝白酒，我喝啤酒。吃点小菜，喝点小酒，聊一聊学问，那真是一段惬意的生活。

每逢周末，李侃又常约同龚书铎来看我们。最欢喜的地方是玉渊潭活鱼饭店，抽烟、喝酒、神聊，许多学术观点就是这样交集、碰撞、萌发的。

在这么一种没有任何压力的宽松环境里，我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写完之后，稿子被上海人民出版社拿去。没多久，稿子被寄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我对张謇的评价太高，需要加强批判。我一看，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我感觉没法改，于是就把稿子收起来了。

“**”期间，为了远祸，我曾烧掉不少东西，唯独这部书稿，我没舍得烧。那时住在昙华林校区的宿舍，木地板，可以撬开。我用油布把书稿包起来，放进去，再盖上地板。还好，没有谁来掘地三尺。到1986年，这部书稿才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