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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评李秀成挨批（第1页）

二一评李秀成挨批

1。我的急就章

1964年10月的某一天，祁龙威的学生小金来访。其时祁龙威已经回扬州师院。小金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编辑，此前我们已经熟识。我们聊起时下史学界的热点，尤其是对太平天国重要将领李秀成的评价问题。

这是我一直都很关注的问题，我写电影剧本《太平天国》就是以李秀成、陈玉成为主角。学界的讨论围绕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住之后写的供词（即通常说的《李秀成自述》，以下简称《自述》）展开，有两种倾向。一种以罗尔纲为代表，对李秀成尽量美化，认为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的那些向曾国藩求降的言论，都是他愚弄敌人的“伪降”，甚至把太平军在天京陷落之后若干地区的抗清斗争都归于这一妙计的作用。这一说法确实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李秀成形象，但是，何以证明李秀成的《自述》是“苦肉缓兵计”？罗尔纲提出了很多理由，但都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无法坐实，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种倾向以戚本禹为代表。他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对罗尔纲等人的美化倾向加以批评的同时，走向了反面，一意抹杀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蜕化变节分子，从一开始就缺乏革命理想，在困难时失去革命信心，充满封建思想遗毒，背离本来的阶级，贪恋珍珠宝物等等。戚本禹断定，李秀成的《自述》“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自白书”，“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既然如此，那他应该怀疑《自述》的史料价值，至少在论述中不可完全依赖《自述》。但是，他却把《自述》当作了揭露李秀成一生缺点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依据，因此，立论同样缺乏坚实的基础。

以我的见解，罗尔纲和戚本禹都是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为标准要求旧式农民领袖。前者是根据无产阶级气节标准为李秀成辩护，所以力图把《自述》中的大量求降言论都解释成欺骗敌人的“妙计”，以求维护这个英雄形象的洁白无瑕、完美无缺；后者则根据无产阶级气节标准要求李秀成，不惜处处贬损李秀成在被捕前的英雄事迹，力图把他说成是一贯不坚定的而且有通敌行为的叛徒。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虽然是两个极端，但逻辑则完全相同：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会动摇求降，既然一度动摇求降就必定不会是什么英雄。

我觉得如此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很大。真理总是具体的，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总离不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评判李秀成的时候，罗尔纲和戚本禹都患了用抽象的原则框框来摄取历史现象的毛病，因此都误入歧途了。

在我看来，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李秀成被捕时对天国已经失去信心，因而幻想投依曾国藩以求获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时机，并且极端错误地以美化敌人丑化自己的言辞来取信于敌人，甚至还打算以协同“招抚”太平军余部来换取对自己的宽大处理。但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因此，在求降的同时，也还认真叙述了不少革命信史，对其他起义领袖做了应有的肯定，并且也有意掩盖了某些重要内部机密。对于这矛盾的两面，我们不能只夸大一面，而忽略另一面。

听我谈了以上见解，小金大为高兴，说：“您的意见很中肯。其实，有类似想法的北大学者还不少，就是没有人出来公开讲。”

我正在兴头上，未加思索就接了一句：“那么，我来写吧。”

乘着高昂的兴致，我一个晚上就把文稿写出来了，署名“一川”。我很为自己的写作效率自得，自认虽未查阅任何文献，但说理清晰，引证准确，堪称一气呵成。很快，小金又来到我的住处看稿子，认为写得精彩，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直接带走了。

以下是那篇文稿：

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杀

——对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点浅见

一川

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交织着错综重叠的社会矛盾，很多英雄人物在尖锐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走着迂回曲折的道路，时时散发出瑰丽的光焰，但间或也留下耻辱的阴影，往往使后人感到迷惑不解，难以捉摸。无怪乎林则徐曾经充满郁愤地写道：“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论是非？”

当前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应该给予明确的答复：只要我们遵循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真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推想出发，把握主流、实质，而不是摭拾枝节、表象，就一定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探索，判定这一段历史的“是非”。

尽量美化不是正确的颂扬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李秀成的研究工作，确实存在某些尽量美化的偏向。即以罗尔纲同志最近发表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来说，也还存在着这一偏向的不少“痕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不仅不批判李秀成对于反动派的幻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度动摇屈膝，反而力图把他的求降言行完全美化成为愚弄敌人的“妙计”，甚至把太平军余部在天京失陷后继续英勇奋战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也一律归功于李秀成这条“妙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罗尔纲同志自称已经“放弃了”以前提出的“李秀成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以图复兴太平天国的假设”，实际上这个假设却在《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贯串于前后两者之间的，则为罗尔纲同志研究方法中的某些缺点——如过多的推论和有时难免流于穿凿的考证等。

罗同志详细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说明李秀成有可能实行这条苦肉缓兵计。但是，谁都知道，可能并不等于现实，由此并不能得出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乃是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幻想”的肯定性结论。

罗同志具体证明李秀成确曾实行苦肉缓兵计的一些主要论据，也大多属于主观推论性质。

譬如说，《自述》认为幼天王定然被杀，这就表明李秀成有意保全农民革命的中心。但是，为什么不能做另外一种设想，李秀成被捕以后确实不知道幼天王是否冲出重围，而在悲观失望思想支配下断定他“必不能有了”？

譬如说，《招齐章程》建议曾国藩让他带领“几个自己的人”，并由清方派一二人“陪同”前往“招抚”长江两岸的太平军余部，这就表明李秀成想“暗中却做两岸的联络……以谋取长江南北大军（指太平军）会师任务的完成”。又说，李秀成随带的“自己人”必然都是广西人，他们可以利用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隐语和太平军余部联络，“就使曾国藩监视得严密，也无法对此防范”。这种推论更难成立，因为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李秀成不会不知道，曾国藩决不至于幼稚到派几个饭桶给他“做掩护”，竟连太平军要讲广西话的问题也没有想到。罗尔纲同志还特别强调方言问题是苦肉缓兵计的关键，可是我们很难相信，李秀成本人竟会主要乞助于语言的“魔法”。

又譬如说，罗同志仍然坚持认为李秀成深受《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旧小说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肯定他行使过苦肉缓兵计的根据。可是，这些旧小说除了“对敌战略战术”以外，也还描写了很多“择明主而事”的降臣叛将，为什么不可以作另外一种设想：李秀成的动摇求降也正是由于这些旧小说的影响呢？

再譬如说，罗同志仍然把《自述》中“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这句话，解释成为慷慨就义的言辞，可是却偏偏略去了前面这一段：“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对于史料这样的随意解释，显然也不符合罗同志一贯强调的历史考证的严谨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