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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讲学台湾

1993年8月27日，我和妻子终于踏上了赴台的旅途。是日台风来袭，暴雨如注。上午9时许，久保田文次乘出租车来（如非预订，街上已无出租车踪影），冒大风雨送至羽田机场。因气候恶劣，飞机延误至下午2时50分始起飞，高空飞行尚属平稳，但到达桃园机场已是晚6时许。

初次入台，又不知手续如何办理，幸张朋园事先领取特别通行证得以入内迎接，亲自引导顺利办妥入境手续并通过海关。时值交通繁忙高峰，沿途不断堵车，行2小时许始到木栅政治大学“学苑”客舍。因夜已深，赶紧到附近小餐馆晚餐，蒋永敬闻讯亦赶来作陪，并邀至其家小坐。

回宿舍，见门口停一轿车，表弟萧泰生突然跑来，泪眼相对，默默无言。1949年，他参加国民党军并撤退到台湾。先前离别时还是顽皮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原来他与女儿也到机场迎接，不料我出关特快，且走的不是通常出口，因此失之交臂。相别40余年，他急于见面，便守候在“学苑”门口。因时间太晚，侄女已经睁不开眼，遂约定明晚到他家团聚。

第二天晚上如约到泰生家，饭后互叙别后情形、亲人近况，不觉夜深。泰生在“中国石油公司”任职，他的妻子是台湾本土人，有一子一女，生活尚属优裕。原在台湾的亲人还有舅父徐叙贤，经常想念我们，且约定1988年5月在美国见面，不料这年大年初一猝逝，言之不胜伤感。

在台半年，可分为两段。前段是在政治大学，后段是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政大5个月，在近史所1个月。在政治大学有教学任务。我9月18日的日记对上课情形有简单记载，直录如下：

9月18日星期六，晴

政大已上课一周。我系研究教授，不要求教学工作量，原定计划每周只在历史所为研究生授课两小时，但外系要求选课者甚多，遂在中发所（原为三民主义研究所，现改组为中山学说与国家发展研究所）另开一班，亦为每周两小时。都安排在星期六上午，以便在职研究生（较多）按时听课。

晨8时，中发所教学秘书开车来接，8时半开始上课。听课者12人（其中2人系旁听），有好几位是在职副教授或讲师；专业各不相同，如国际关系、政治、新闻、社会学等。所长张亦云湖南人，始终陪同，颇为热情。

上午10时l0分在历史所上课，听课者20余人（包括旁听者），一副教授专程从高雄前来听课，课室外围观者亦多。我开玩笑说：“你们大概很少见过‘中共’，我就是‘中共’，‘中共’可怕吗?”有调皮女生答曰：“老师很可爱。”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

政治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改换门庭，在台湾不是孤立现象。全台本有多所三民主义研究所，但在蒋氏威权统治结束之后，三民主义的影响力日渐衰微，甚至还引起日益增多的反感，各所为求生存与发展，遂相率改名，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在台期间，我曾参加在台湾大学举行的由6个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发现所提交的论文，很多都或多或少离开三民主义，而研究社会现实前沿问题者则不少。台大一位学者谑称：“挂羊头，卖狗肉。”

由于教学任务不重，我在台期间与台湾同行交游比较多，经常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或应邀到各地做学术演讲，足迹遍及全台。1994年初，在“中研院”历史所参加研讨会，讨论国家与认同问题时，我感觉到有些台湾学者的“台独”倾向很浓，居然对“中国”一词都异常抵触。我也因为口无遮拦而遭侧目。休息时，蒋永敬告诉我：“你讲话的时候，有人用眼睛盯着你。”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说从美国一到台湾就感到又站在中国土地上了。”据永敬介绍，对我侧目而视的那一位，是民进党中的活跃分子。

参观乡长选举

不过，类此者不多。和台湾学者的交往，整体上还是非常愉悦的。甚至与秦孝仪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十年前在芝加哥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彼此心存芥蒂，但十年过去，大家已不复当年心态。他邀请我和妻子参观张大千故居，即非常有名的摩崖精舍，同行的还有李云汉、蒋永敬、张玉法夫妇、张哲郎夫妇。秦孝仪虽略显老态，但脑力体质仍较健旺，亲自导游精舍各处景点。精舍在山水之间风景佳妙处，建筑、园林、布局、藏品均精美绝伦，众人皆赞叹为“神仙世界”。大师虽已仙逝多年，但厨师与原有老工人仍在，精舍维护整洁一如主人生前。大师最宠爱的长臂猿嬉戏如故，时而长啸数声，犹可联想当年主人飘逸神态。秦孝仪邀我与怀玉并肩坐在大师生前画桌前摄影留念，大师蜡像长髯拂胸栩栩如生，仿佛仍在殷勤待客。三对夫妇均在精舍花园连理枝前留影，以示百年偕老。中餐肴馔为湖南风味（因我妻子为湘籍），菜谱的确定与印制均系秦孝仪亲自设计，可以想见他为此次宴请花费多少心力。

与政治大学的学生，也建立了很好的情谊。课程结束时，大家都热烈鼓掌，有些还当场送贺卡、小礼品留念。离台前夕，谢政谕等几位政治大学的学生跑到近史所看望我，并邀我去“京厨”餐叙。餐馆在偏僻小街上，多亏其中一位曾经去过，否则根本无法找到。大厨原来在蒋经国府邸服务，所以招牌菜均为蒋氏生前最爱，大抵即梅干菜烧肉、红烧蹄髈、狮子头之类浙江家常菜，并无任何奇珍异馐。但烹调精细，颇为可口；缺点是浓腻偏甜，蒋氏最后死于糖尿病，良有以也。据说蒋经国嗜糖如命，虽经医院严禁，但他仍将糖私藏衣裤被枕各处。医护人员亦无可奈何。用餐毕，他们陪我到“中正纪念堂”看灯会。回学术交流中心后，又在咖啡室小坐叙谈，颇有依依惜别之意。

不过，天下无不散之筵席。1994年3月初，我和妻子告别台湾诸友，取道香港，回到了阔别的武汉，回到了桂子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