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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记（第1页）

整理后记

2011年10月初，我陪章师到北京参加《宫崎滔天家藏》一书的首发式。供职于出版界的校友谭徐锋闻讯赶来相聚，当晚就在我的屋里休息。我们躺在**闲聊，对很多大学问家突然故去一事颇为感慨。

“要是身边的人能在老人健在时做点口述采访，留下一份口述文献就好了。”我说道。

徐锋深以为然，并说他有意组织出版一套学人口述自传，且问我：“你能不能负责对章先生的采访？”

章师虽然体力、脑力都还健旺，但毕竟已入耄耋之年。他很豁达，常和我们晚辈开玩笑：“别看我现在还行，但这个年龄的人，已是风烛残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迷糊过去了。”先生一生风雨，历经世变，阅尽沧桑，我知道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这些故事，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甚至能为歧路彷徨的人们提供些许正能量。如果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情形万一出现，岂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给人留下无可挽回的遗憾！

于是，我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临别，徐锋向章师正式提出此事。章师表示认可，只是强调：“等这一段忙完了再说吧。”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章师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泰山北斗，有大量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需要参加，忙碌异常。我们理解章师的苦衷，相约2012年正式启动口述采访。

不过，我的准备工作在2011年就开始了。我虽然学历史出身，但并没有什么口述采访的经验，因此必须猛补口述历史的理论课。囫囵吞枣地浏览了几部口述历史的理论著作之后，我开始着手起草采访提纲。提纲草就之后，曾提交到本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学术例会上讨论，很多同仁补充了许多细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谨致谢意。

当然，也有人觉得我的采访提纲完全不可行，太面面俱到，不如就一些学术问题，与章师展开探讨式交流。对于这一意见，我很遗憾未能采纳，因为此次采访的关注点，不是章师的学术，而是章师的生平，因此唯恐不面面俱到。当然，这样一来，在学术问题上，确实是不够深入的。这一遗憾，大概只能以一部学术评传弥补。此项工作，只能留待有心人了。

很庆幸，我的这一“不限定主题，而力求全面”的方案，得到了章师的认可。他翻阅了一下采访提纲，说：“那就按这个进行吧。”于是，采访工作从2012年4月初正式开始了。但在第一次口述之后不久，章师生病住院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他不允许研究所的同事去看他，还封锁消息，连在哪里住院也不让大家知道。但越是这样，大家心里越着急。好在月底的时候，他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办公室。我赶忙跑去看他，他笑道：“我知道这次牵动大家的心了，但大家不要急，我自信还可以陪大家玩几年。”乐观豁达，一如既往。

那次见面时，他还就口述事宜提出三点意见：一则以后不再用摄像机，二则由以他为主动改为以我为主动，三则每次采访时间缩短为一小时。

但后来真正落实了的，只有第一点。章师不愿摄像，原因很简单：“摄像机往那一搁，让人不自在，至少是要始终正襟危坐。”我也觉得口述的时候没有必要每次都摄像，因为口述者每次都坐在那里讲述，进入镜头的场景非常单调，录了也没有多少美感。因此，章师的口述文献中，只有第一次有录像。

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无法落实。章师思维敏捷，体力健旺，又是讲自己的故事，因此我很难争得什么主动。至于时间，我是很想控制在一小时之内，以免他老人家太辛苦，但他讲到兴头上时，自己不愿停下来，我也就只好“客随主便”了。

在5月初重启口述之后，进展颇为顺利。章师很重视此事，我也将其作为工作的重心。口述工作到11月底告一段落，总共有37次。

听章师口述，真是人生一大享受。他感情细腻，很多细节讲得栩栩如生。他关心社会，很多问题分析得入木三分。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因此讲得特别有历史感。听他30多次口述下来，我等于把民国以来的历史温习了一遍。

口述采访结束之后，我请了我的学生王本能当助手，将口述录音原原本本地转换成文字。这一工作，在口述史学界，称为制作抄本。王本能所制作的抄本，对我整理章师口述自传帮助非常大。在此，特对他的付出致以衷心感谢！对于本研究所愿意资助我请王本能当助手，也由衷感谢！

口述自传的整理工作，是从2013年暑假开始的，到2014年4月完成初稿。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主要得益于有一份完整的抄本。但口述抄本与口述自传，仍是两个不同的文本。抄本的文字超过60万字，而自传的文字却不足30万字，即此一端，便可看出二者差别之大。

并且，自传文稿的文字，也不是将抄本做简单的减法而来。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然来自抄本，但除此之外，尚有如下几种来源。

一种是别人所做的口述采访。在我为章师做系统的口述采访之前与之后，他老人家都接受过很多媒体和学人的采访，有一些没有发表，有一些则已经在相关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这种口述文献，也是我整理自传时的重要文献来源。比如说，2005年10月18日，《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徐思彦就章师与《历史研究》为主题做过采访，其中很多内容，可补我采访时之不足，因此，在整理“借调《历史研究》编辑部”等部分时，多所征引。

另一种是听章师或别人口述，但未记录者。我在章师身边工作，有很多机会接触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随时可能向我“口述”一点什么。他身边的人，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口述”一点关于他的轶闻。这些“口述”，虽然在我们的口述抄本中、在别人所做的口述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过，但我还是适度用了一些。比如说，在《成家》一章中，有如下一段：

出乎意料的是，2011年为日本学者野泽丰先生举行追思会，在座的都是我和野泽丰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怀玉在发言中很认真地说：“讲到在家里对妻子好，愿意做家务，在座的各位应该向野泽老师和章老师学习。”她如数家珍般地讲述野泽先生在家里帮助太太做家务的故事，也把我在家里做过的一些小事，以及妇女节、母亲节给她送鲜花之类的事情列举出来。

这一段就不是章师口述给我听的。在已经发表的所有关于章师的口述文字中，也没有出现过。真实情况是这样的：2011年10月，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规模空前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部分学者举行了野泽丰先生追思会，师母出席了，并做了充满人情味的发言。在深情回忆与野泽丰夫妇交往的经历之后，她号召在座的野泽弟子和章师弟子向老师们学习，好好珍惜自己的太太。在此过程中，她“口述”了大量野泽先生和章老先生疼爱老婆的细节。我出席了那次追思会，因此听得真切。当日的追思会没有录音，没有摄像，虽然很有可能没有留下“证据”——要是与会的哪一位写了日记，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章师在向我口述的过程中，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在家务方面贡献太少，对不起太太。如果只用口述抄本中的内容，很有可能让读者得出不好的印象，认为章老先生原来是不做家务的。而据我们这些身边人所知，章老先生其实还是挺会疼老婆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便用了那次追思会上师母的“口述”，只是借章师的口气说出来而已。

第三种是章师的笔述。有的内容，在章师向我口述的时候讲得很简单，但在他的有关文章里，却铺陈得很精彩。遇到这种情况，我便将他的已有文章改写一下，成为口述自传的一部分。如《马尼拉之行》一章，就是从他的《马尼拉印象》一文改写而来。此文刊于1998年出版的《实斋笔记》，我早已拜读，印象深刻。刊于此书的《芝加哥会议：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合宿”种种》《韩京十日》等文，以及刊于《寻梦无痕：史学的远航》一书中的《孟浪少年游》《“失红”与“霸蛮”》、刊于《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中的《巧遇东史郎》等文章，也被我改头换面，纳入到口述自传中。

第四种是章师的日记。章师没有系统的日记。在下放草埠湖期间曾经写过日记，且命名为《下乡日记》和《上山日记》，但毁于“文革”。1979年第一次出访美国和日本，1990年到1994年在海外访学，也都留有日记，并且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也成为我整理自传时的宝贵资料来源。《第一次出国访问》与《国外四年访学记偶》两章，就基本上脱胎于章师日记。

第五种是章师审读初稿时的亲笔修改。完成初稿之后，我打印了若干份，一份送给章师审阅，其余分发给我的在读弟子阅读，请他们提出意见。弟子们饶有兴味地拜读了“章爷爷”的故事，并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在此谨致谢意。但动作比较大的修订意见，均来自章师。如“评李秀成挨批”一章，初稿对章师和吴传启的争鸣文章，均采用转述的方式，章师批示：“不如两文并存，可能更为准确，转述费力不讨好，且流于俗套。”于是，修改的时候，我将两篇文章都照录了。又如“铜梁当兵”一章，述及章师五弟开永因病“开小差”，初稿关于送别一段颇简单：

按照张连长的指示，我们利用一个休息的日子，假装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让弟弟把衣服换过来。我当时手上有一点钱，都给他了，让他去找小祖父，好好养病。那时候真是胆子大啊！怎么就放心让弟弟一个人走了呢？他已经是病号了啊。但我也实在毫无办法，就那么看着他走了。

经章师亲笔修改，这一段大为扩容，成为定稿中的那副模样。诸如此类的修改，不下百数十处，补充了大量口述时没有谈及的信息。

由于有以上种种情形，显然，自传与抄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文本。如果有人要深入研究章师，一定要参考口述抄本，并且要亲自听一听录音。因为严格地讲起来，口述录音与口述抄本也是不同的文本。再努力忠实于录音的抄本整理者，也无法准确将口述者的语气、语速传达出来，而这些因素，至少对于研究口述者在口述时的心态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吸收了章师的审改意见，将初稿修改一遍之后，我又重新通读了一遍全稿，并做了一些修订，并插入若干照片。其后，将书稿打印一份，送给章师，又获得一些修改意见。虽然如此，书中的问题恐怕还有很多。作为执笔整理者，我理应承担全部责任，敬祈章师亲友、章门弟子、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彭剑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