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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生荒管右派（第1页）

2。开生荒，管右派

草埠湖农场是1954年开始建立的，是一片生荒。所谓生荒，是指从来没有被开垦过的荒地。北大荒虽然也艰难，但有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是熟荒，比开生荒要轻松一些。草埠湖农场原来是一个湖**，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拖拉机很少，并且经常陷入湖**，不能工作，因此基本靠人工，用锄头、十字镐、铁锹开荒。

不过，我们干劲很足。劳动起来，完全是一种嘉年华，气氛很活跃。为了助兴，互相充当啦啦队，赛歌，唱号子。唱号子的时候各个队之间互相喊，有时还编一些歌谣来唱。我的力量不是很大，劳动力不是很强，但劳动起来还蛮积极，很卖力。中文系的人就把我编进歌里面唱：“章开沅，像头牛……”我们有时候也回敬他们一下。虽然劳动强度大，一天下来累得全身都瘫软了，但于我而言，心情是愉悦的。

由于身份不同，心情各异。对于下放的右派而言，心情就很难愉快。白天劳动的时候，他们所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其辛劳可想而知。到了晚上，篝火一生，还要开展政治学习。虽以学习文件为主，但文件中也经常涉及右派问题。尤其是一抓阶级斗争，右派就成了“活典型”，遭受冲击。

同是下放干部，对右派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通情达理一些，有些则拼命上纲。我作为下放干部，有些政治学习就是我组织的。为了工作的需要，我的表现肯定不是那么好，难免在会上说一些“你们这些右派要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但在内心里，我从未将右派当作敌人看待。那些学生出身的右派，在我看来，还是学生；那些党员出身的右派，在我看来，还是党员。并且，在重要场合，右派还是我最重要的倚靠。开荒的劳动不用说了，就是在教育知青方面，他们也出力甚多。有些知青下放到农场之后，心定不下来。我请右派老师出面，组织夜校，在不需要政治学习的时候，给知青们传授一点知识，组织知青们开展一些诸如唱歌之类的活动，免得他们分心，甚至想开小差。至于1958年洪水泛滥之后，右派更是我抢险时的亲密战友。因此，对于右派，我的“斗争”很难“坚决”。

我虽然在政治学习中对右派说了一些“硬话”，但在劳动中，甚至在批判时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总能传达我的一些真实想法吧。因此，有几位右派，在多年之后，还对我表示感念。其中有一位，在学校被划为“极右”，落实政策后曾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歌来感念我，内有“行堪轨范言堪法”，“教学有方施化雨，育才无数沐春风”等语。另一位，在我离开农场后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弄得家破人亡，母亲得知消息之后，悲痛病死，妻子被迫离婚。1980年落实政策，他到学校来办手续，第一个就来看我。一清早就来了，门敲得咚咚响。打开门一看，他站在门口，一身崭新蓝色帆布服，就像获释战犯一样。他妻子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已经复婚了，两人一起来向我报喜。他后来在广西社联任副秘书长，总算有个好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