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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田野

省委态度明朗之后，武大、华师、武师（现湖北大学）等高校老师立即分头准备学术论文。为此，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到上海、南京搜集过档案文献。在南京主要是去了史料整理处。史料整理处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来独立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三所即今日的近代史研究所。史料整理处人员不够，对史料的最基本的整理尚未完成，连编目都未做好。我们去了，提出要看资料。工作人员问：“你们要看的材料大致属于什么时段？”我说：“清末民初，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到库房，用手一指，说：“大概就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吧。”我顺着他的手一看，一麻袋一麻袋的档案摆在桌上，连封都没有开过。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查到有价值的档案，我们只能尽量找一点。

除了查阅档案，我们还进行了田野调查。几个老师分头带学生到湖北一些地方调查辛亥革命前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情况，收获比较大的，是陈辉老师带的那个分队，在襄樊地区搜集到大量江湖会的文献，后来编了一本书，叫作《江湖会资料选辑》。我记忆最深的，是田野调查时的生活状况。

才南下武汉时，生活水平比较高。我记得和华大合并之后，一个星期至少打两次牙祭，都用脸盆去端肉。虽然没有桌子，只能蹲在地上吃，但吃得确实比较好。与在河南时的生活相比，那时过的，简直就是神仙日子。1957年的生活也还可以，1958年我在农场，遭遇水灾之后过了一段苦日子，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生活也还不错，那一年自认为丰收，“粮食吃不完”，大家都敞开肚皮吃。1959年以后开始有问题了，到1960年以后最明显。我们恰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去开展田野调查，经常忍饥挨饿。

有一回，我一个人走在乡野，由于饥饿过度，瘫了下去。那时候，在全国范围内，瘫下去之后再没有起来的恐怕不胜枚举。我很幸运，正昏昏然感到灵魂要出窍的时候，有一个挑萝卜的乡民路过。我掏点钱给他，买了一个萝卜，稍微擦一擦泥巴就吃下去了。待体力略略恢复了一点，继续赶路。

乡村的集镇上也有卖熟食的。在那年头，所谓熟食也很可怜。有一种是菜叶子里包点萝卜丝或别的什么东西，象征性地给一点点油，蒸熟了，就算是点心。也有萝卜汤，要一块钱一碗。若是藕汤，那就更贵一些。我们历史系有位老师，个子高大，食量也特别大。因为饿得难受，工资的结余，都喝萝卜汤喝掉了。这听起来像是笑话，但却真实不虚。

不过，就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也可以感受到干部的“特殊化”。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事借住在一个大队的队部。没有正式客房，在地上铺稻草打地铺。我跑了一天，困乏极了，很快入睡。后来被队里干部叫醒：“宵夜，宵夜！”我眼睛还没有睁开，就闻到了白米稀饭的味道。在缺少食物的日子里，味蕾最为敏感。平常只是淡淡清香的稀饭，在那天晚上，简直芳香扑鼻，令人口颊澜翻。我们一骨碌爬起来，接过就喝了。原来，队干部把我们当干部，让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小秘密”。我们虽然觉得这是一种干部特殊化的表现，喝着有些别扭，但还是本能地服从了味蕾的指挥，一口气喝得精光。

讲到田野调查中的伙食，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虽发生在多年以后的“**”后期，仍不妨在此一并记下。

那一天，我跟刘望龄一起在阳新县半壁山调查完毕，走几十里山地赶轮船。乃至到码头，已是夕阳西下，船要第二天才开。码头边冷冷清清，几家小店早已关门，船上也没有东西可买。我们吃了午饭，但赶了半天路，早已饥肠辘辘。

我们离开码头，信步走去。一路死寂。突然，不远处乡村小街的某一处，灯火通明，非常热闹。走近一看，又是蒸东西，又是炸东西，还挂着红彩。原来，有人家在办喜事。我计上心头，高兴地对刘望龄说：“有了，今天晚餐有吃的了。你去找主事的要一张红纸，我来给他们写几个字，落上华中师范学院谁谁来贺，包你有得吃的。”

川江漂流的经历使我知道，中国农民好客，喜庆时尤其爱热闹，我们一脉斯文，前往道贺，东家肯定心生欢喜，必定邀请我们吃酒席。但刘望龄觉得这样做不好，他似乎觉得这么做是骗吃骗喝，因此不愿意过去，还一个劲地催我走。我还想动员他，他说：“要去你去，我先回船去了。”

刘望龄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是我的学生。我本以为凭着自己的“江湖经验”，能够解决那天的晚餐问题，没想到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只好跟他回船，饿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在码头边的小店进食。其实望龄有胃溃疡，饿得比我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