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北京
1961年春,我奉派与省社联秘书长李德仁、学术秘书欧阳一道前往北京。她们负责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我则专门与学术界联络。在此之前,我已经将自己执笔撰写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初稿寄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前辈。因此,到北京之后,我就直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
那时,近代史所的人都下放了,但因范老的托付,留下了刘桂五、王仲、赵金钰三位专门接待我。刘桂五是学术秘书,王、赵二位则奉派具体审阅我的文稿。浙江大学的杨树标正在近代史所进修,我就和他住在一间房。
在近代史所安顿下来之后,我认真听取了刘、王、赵三位的修改意见,其余时间就用来阅读该所收藏的重要书刊。
有一天,桂五对我讲:“你来了,刘大年你见不到了,他们都下去了。有一个人你非见不可。”
我问:“哪一个?”
他说:“黎澍。”
原来,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史所的领导,黎澍在前不久已被任命为该所的副所长。不过,办公地点暂时仍在中宣部。
一听说要到中宣部见黎澍,生平怕进衙门的我有点紧张,问桂五:“我能进去吗?”桂五说:“没问题。你有证件,你说明要找谁就行了。”
经桂五安排,我在约定的时间前去拜会。中宣部的门禁并不严,也没人查我的证件,我径直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几个人也不得要领,都说:“他调走了吧。”
正在为难之际,一个中年妇女路过,主动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
跟在这位女同志的后面,我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前,一个谢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这不是列宁在十月吗?”我心里这样说道。
女同志上前,轻声说道:“有客人来了。”说完便进了内室。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同志乃是黎夫人。
黎澍让我坐下,不等我说明来意,便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看来经桂五安排,他已知道我的来意。他所讲主要围绕两点展开:双百方针,实事求是。
讲双百方针的时候,反复解释之外,还给我打比喻:“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样形状,一样颜色,好看吗?又好比一百只鸟,叫起来都是一种声音,好听吗?”看我点头,他才满意地笑了。
讲到实事求是,他说:“现在学风不好,尽讲空话,空头理论,范老要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放空炮》。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你们要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借此改变学风。”
他还问我准备提交什么论文,我说是结合辛亥革命探讨资产阶级性格。他对此未置可否,只是强调一定要有大量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并劝我不要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争论,切切实实做自己的研究。
临别,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央已经正式同意在武昌举办这次会议,并且希望通过此会纠正当前学风。”他还叮嘱,因为尚未正式发文,暂时不要向湖北传达消息。但我实在大喜过望,没有想到我的一个临时动议,中央如此重视,将其放到纠正学风的高度,忍不住向李、欧两位大姐透露了这一信息。有了这一重要信息,我们就等于吃了定心丸,北京之行的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