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三二 为南屠取证（第1页）

三二为“南屠”取证

1。对日索赔会

从海外回来之后，我一如既往，从事学术研究。并常为年轻学子做报告，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治学心得。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为有关机构提出一些建议，践行自己的“参与史学”理念。研究方面关注的重点，依然在辛亥革命、张謇、教会大学等方面，尤其是在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方面，用力最深。

我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结缘，始于1988年。那年5月，我应邀参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里，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筹建对日索赔会的问题。唐德刚是颇负盛名的历史学者，而邵子平则是一位国际法学者，供职于联合国。他们邀请我参加，我感到义不容辞，爽快答应了。正要提笔签名之际，耳旁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你敢吗？”

抬头一看，是旅美华裔作家从甦。大概她认为大陆学人在国外一般都谨小慎微，唯恐触犯什么“外事纪律”。但我认为此乃民族大义，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我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乎？”

摄于“中国民主运动讨论会”期间（1988年，纽约）。右起：高慕柯、章开沅、张朋园、黎安友、唐德刚、胡佛

哥大的会议在5月22日结束。德刚夫妇于23日下午邀请我们一大帮友人到他家做客，似乎可以视作是对日索赔会不那么正式的成立大会。唐太太是国民党高官吴开先的女儿吴昭文，是一位医生，颇贤惠。吴开先曾经领导过上海党、政、军、团地下抗日工作，吴昭文则支持丈夫创立对日索赔会。据德刚在聚会上介绍，他找过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唐树备，介绍索赔会的宗旨不仅是一般性表达爱国热情，而且是以国民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唐总”表示能够理解云云。大家还商议，要在《纽约时报》刊登大幅广告，借助主流媒体扩大影响。也有人建议我回国后向中央政府反映此事，说明大家热爱中国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真诚意愿。

索赔会成立之后，开展了很多活动。我在1990到1993年在美国期间，参加得比较多。会员们活动能力很强，没有经费，就自己掏腰包。令我最难忘的，是1990年末的庄严寺会议。

那年12月14日，我接到邵子平电话，一开口便是“章开沅同志”，很像国内什么熟人。他和我商议，要为南京大屠杀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举行一场抗议，并通知我，28日将在纽约附近的庄严寺举行索赔会工作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来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一事。后来我才知道，会议地点之所以选在庄严寺，是因为该寺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可以避开城市烦嚣，而且食宿也特别便宜。

但那一次天公不作美。26日仍是大好晴天，27日晚间却大雪纷飞。28日下午4点钟，索赔会司库姜医生来接我。姜医生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收入甚丰，但对日本军国主义极为痛恨，对索赔会各项活动颇多经济支持。

美国东部冬季天黑得早，路远地滑，而且曲折回环，我们几次迷路，绕道而行。到达庄严寺所在山麓时，天色已经漆黑。积雪逾尺，山路又陡，汽车无法前行。我们只有把车停在路边，徒步摸黑进山。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寺庙，有素菜热饭果腹。正进餐时，又有几位冒雪进山，其中，齐协生教授一家三人轮流开车，冒大风雪行驶了近10小时。

晚饭后，我们与捐建该寺的沈老居士交流了一会，然后到预订的僧房集合。邵子平夫妇早已携两女提前到达，七八岁的小女孩也协同料理会务，天真热情，可爱之至。为节省开支，男女分住两大间空空洞洞的僧房，每人钻进简易卧袋席地而卧。

次日晨起最早的是我和杨学勇。杨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与齐协生一样原籍东北，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更为痛恨。他已年近古稀，孤身驱车，黑夜冒雪入山，精神可感。

早餐后齐集观音殿，首先聆听显明法师说法，随即由邵子平主持开会，讨论1991年12月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筹备问题。讨论细致而认真，经常出现争论，但极为注重民主程序与尊重少数，如有坚持不同意见者均记录在案以示保留，绝不含糊了之。会毕进餐，无非粉丝、毛豆、豆腐泡、黄豆芽等僧众大锅菜，每人交5美元（含早餐）。

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索赔会接受我的建议，在中国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代为联络。宪文慨然允诺，并且得到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据说中宣部已表示同意举办。但是，那一年，日本首相海部要访华，中央外事口的领导遂提出反对意见，纪念活动于是垂成而败。明明是上级没有批准，却又推说南京不具备举行这种大规模国际会议的“接待条件”。这种话，宪文自然说不出口，只有借故到处出差，躲着邵子平等人。我夹在中间也十分尴尬。因为邵老兄们虽然到处找不到彼“张”，但却随时可以找到此“章”。每逢他们问及此事，我也只好含糊应付。

南京的活动没法举行，于是改为在纽约举行纪念。其时，“对日索赔会”已经更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集会在1991年12月12日下午举行。会场比较小，到会者却颇多，非常拥挤。美国许多媒体和日本电视台均来采访。会议首先用幻灯机放映老照片，接着放映当年与贝德士一道参加救援活动的马吉牧师拍摄的“南屠”电影，最后由唐德刚、熊玠和我以英语演讲，因为到会欧美人士居多也。

这次集会开得很好，影响也较大，会后耶鲁等校均曾放映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影片、幻灯并举办座谈会，但邵子平仍为南京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夭折而耿耿于怀。会后他并未向我谈及自己的近期行踪，我也不知道他竟然飞往南京。但12月18日上午我到纽约JFK机场迎接从中国前来探亲的妻子时，却在人群中发现了子平。他行色匆匆，略显疲惫。平日总是西装笔挺的他，那天却穿了一身在大陆“隐退”已久的蓝色化纤旧“毛装”，令人费解。由于机场人多，我还要忙着寻找妻子的踪影，因此未及细谈便匆匆握别。

事后从张宪文处得知，子平这一次在南京捅了一个大娄子。原来，纽约集会结束后，他就飞抵南京，与香港索赔会的少数代表会合，在南京大屠杀历史遗址附近游行并静坐默哀。这些举动显然引起安全部门注意，据说南京很多热心研究“南屠”历史的朋友都被通知不得与邵子平一行接触。子平是个急性子人，有些事情往往是想做就做，风风火火，不顾一切。此类活动在美国本来是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但却极端不适合于中国“国情”。

子平夫妇都是非常爱国的海外华人，子平虽是前南京政府驻日本大使的公子，但却对日本侵华罪行深恶痛绝。他为纪念“南屠”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民族大义，而且都是自己出钱出力，既无政治背景又无名利谋求，而无端遭遇误解与猜疑，真是天大的误会。好在子平生性豁达，而且精力充沛异常，并未因为这些误解与阻力却步不前。

吴章铨是索赔会的另一骨干。和邵子平的外向不同，吴章铨很沉静。他是学历史出身，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联合国服务，与邵子平是同事。他负责索赔会很多具体事务，非常得力。他为索赔会做了大量募捐的工作，自己也捐了不少。90年代，索赔会设立奖学金，鼓励国内年轻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由我物色培养对象。第一个受培养的彭剑，出自华中师范大学“文科培养基地”。那一笔奖学金，听说就是吴章铨自己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