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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贝德士文献

我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于贝德士文献的发现。我之发现贝德士文献，多少有些偶然。

1988年，“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有1个月时间在国外查阅相关历史文献。由于那时我已开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正筹备下一年在武汉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会后专程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

但工作开始不久，我就发现馆内保存了贝德士博士的个人专档。贝德士是我就读金陵大学期间的老师，对于他的相关文献我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浏览这些卷宗。在贝德士文献中，我居然发现了一张我们历史系师生在玄武湖边的合影。更出乎意料的是，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贝德士

原来，南京沦陷之后，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参与了保护中国难民、抗议日军暴行的正义事业，亲眼见证了南京大屠杀。当时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该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该会的往来公文以及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都由他保管。50年代回国之际，他将这批文献带回了美国，后来成为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藏品。

粗粗浏览，我便认识到贝德士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但当时因时间不允许，我只是对这批文献稍作索引，来不及认真阅读研究。

1990年8月，我终于摆脱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到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第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仍然顾不上接触贝德士文献。1991年7月，我得到耶鲁大学邀请并获得鲁斯基金资助，专程前往耶鲁神学院，与妻子一道，住在靠近图书馆的学生宿舍中，历经8个月，将贝德士文献系统阅读了一遍，并复印了1000多页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宝贵资料。我还将自己复印的这些文献复制一份，送给“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

在国外访学的那几年，由于工作忙碌，仍然没有时间系统整理、研究南京大屠杀文献。直到1994年回到武汉之后，研究工作才正式展开。此后，便有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书的出版。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系湖北人民出版社主动约稿。时在1994年10月。他们希望能在次年夏季出书以便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但临到出版，却由于“不合时宜”，差点被封杀。多亏该社有一个副总编辑是我妻子的学生，一直以来与我们家有一些交往。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如期印出来，但纸张、印刷都比较差。

《南京：1937。11—1938。5》一书则是应导演汤美如的邀请而编译的，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95年出版。其时，我正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香港三联书店负责编辑此书的李素娥，在1995年5月到7月间，不断从港岛过海来沙田与我商讨有关内容、编排与插图等各种细节，有时深夜才踏上归途。多亏她的高效，此书能在极短时间里印制出版，赶上香港书展，并且很快就销售了1000多本。此书出版以后，我才知道，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邀请汤美如和崔明慧两位导演共同制作纪录片《奉天皇之命》，她们乃为此大量搜集资料，在拍摄电影之余，邀请我编译此书。我与汤、崔两位长期无缘谋面，直到1998年在纽约参加AJPAP[1]举办的“日本证人访美代表团”报告会，才有机会见面。两位女士虽然都已在影视圈中事业有成，但穿着、语言、举止都很朴素纯真，与国内某些影视界人士大异其趣。

《天理难容》一书出版于1999年。1998年春，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任天石与历史系茅家琦两位，鉴于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大本部校园就是原金大校园，而1937年冬奉命留守的金大教职员为救援南京难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敦促我为该社编译一本更为完整并更具权威性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英文原始文献。于是，我与妻子在同年5月再次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进一步扩大资料搜集范围，并与该馆特藏室负责人玛莎·斯玛丽（MarthaLundSmalley）女士协商，决定以她主编的《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1937—1938》（AmeriMissioheNankingMassacre）为底本，进一步扩充编译。由于《天理难容》与斯玛丽所主编的那本书在体例上有变化，尤其是内容上多所扩充，后又出了英文版。

《贝德士文献》及南京安全区档案收藏处-耶鲁神学院档案馆，摄于1998年

《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此书可以说是对我从1988年参加索赔会、开始接触“贝德士文献”以来，到2000年止，研究南京大屠杀并参加有关社会活动的一次盘点。全书由三卷组成，卷一为“耶鲁情缘”，卷二为“东京往事”，卷三为“屠城血证”。卷三系收录贝德士等传教士的证言，卷一和卷二则分别记载我在美、日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的经历。

[1]全称AlliesforJustidPeaAsiaandthePacific，可译为“亚太和平与公正联合会”，在《从耶鲁到东京》一书中，有《AJPAP的偶然聚合》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