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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会议（第1页）

5。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会议

在我的一个笔记本上草草地写着如下一段话：“上午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电话采访。江苏人民出版社杨副总编电话约书稿，将来汉面谈。10时20分去机场（赴日）。”这是发生在1997年12月10日的事情。此次赴日，是去东京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会议。动身前接受的采访，也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社所约的书稿，还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从那一段简单的记录，可知我当时确实挺繁忙的。实际上，大概与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有关系，那一年，国内外对这一事件都给予了大量关注，和1995年的“内冷外热”颇为不同，我也因此而接受了国内外大量媒体的采访。过惯了寂寞的学者生活的我，一旦置身热闹场合，顿感纷纷扰扰，颇为不适，一度血压飙升，高到220110。

那时没有从武汉到东京的直航，我在10日先抵达上海，在东航招待所过夜，第二天再飞往日本。

到上海之后，才进宾馆房间，行李还未放好，便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看见两个陌生人并肩而立，本以为是敲错门，他们却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您是章开沅先生吗？”

我有点惊讶，他们忙递交名片，并自我介绍是TBS上海支部的负责人与资深记者，[1]原来又是有关“南屠”的采访！那天晚上，接到妻子从家里打来电话：香港无线电台也想到武汉采访我。只有苦笑婉辞。

11日上午，乘东航班机，于中午时分到达成田机场。会议事务局长上杉聪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科院的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伍正禧。投宿旅社就是我1993年暑假住过的后乐宾馆，所以环境比较熟悉。

晚宴接风实际上是工作餐，主要是让伍正禧、孙宅巍、胡菊容、我同几位翻译会晤，讨论演讲稿中某些词句的译法。因为我在文稿结尾引用了一位死于海上的少年学生兵的遗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翻译觉得这首诗很感人，但苦于找不到日文原诗，深恐从中文返译有失原意。我手头也没有原诗，只好求教于原诗的提供者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

回宾馆后，东京中文《时报》记者徐静波来访。他对我的研究工作兴味甚浓，决定作系列介绍并转载《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的部分章节。

12日下午，上杉聪开车送我们到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在田英夫众议员的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到会记者甚多，会上主要由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与伍正禧发言，并由上杉聪协同回答记者提问。

由于新闻发布会上我没有指定的发言任务，上杉悄悄问我：“能否接受《赤旗报》的专访？”我答应了。采访是在国会议员休息室举行的。《赤旗报》记者古庄智子属于该报社会部，是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士。由于她不知道我对《赤旗报》的态度如何，起初多少有点拘谨。我便借用列宁的话说：“有《国际歌》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同志，我们都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啊！”旁听的人都笑了起来，她的表情也顿时变得轻松愉快，所以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会后，《赤旗报》发表了她的专访，新华社《参考消息》立即转载。有人以为这是中共与日共两党和解的早期信号，其实我对此类旧时意识形态之争早已厌倦，丝毫也不了解两党关系新的解冻动向，纯粹是为了通过更多的日本媒体让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13日上午，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会议正式开幕。我做基调报告，题目是《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没有采取国内人们惯用的慷慨激昂的愤怒声讨方式，而是以比较平静客观的学术态度，讲述自己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如何由缺乏认知，经过查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终于了解历史真相的心路历程，并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狂虐残暴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

最后，我引用了两位死者的话作为结束。一是贝德士老师在那段苦难岁月说过的一句话：“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另一则是那个死于少年的日本士兵的俳句：“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

我从心底感激翻译鹿野裕实子，她对我的讲稿内容理解得那么深刻，情绪节奏把握得那么准确，翻译真说得上珠联璧合、丝丝入扣。我不懂日语，但从听众的眼神与情绪反应可以看出她的翻译功力，及其所促成的讲演者与异国听众之间的流畅沟通。

基调演讲之后的议题是证言汇集，由伍正禧作被害者证言，东史郎作加害者证言。

伍正禧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1937年冬天全家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只有十多岁的他幸免于难，但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他陈述着一幕又一幕亲眼看见的日军烧杀**掠的残暴情景，讲到悲愤之处不禁痛哭流涕，翻译伴随着哭了，许多听众也哭了。

东史郎以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的确凿事实，揭露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与其他各地的暴行，触目惊心，惨绝人寰。东史郎鹤发童颜，声如洪钟，他的慷慨陈词很富有感染力，听众报以掌声与呼号，把纪念大会推向新的**。我在台下亲眼看到一个老兵昂首挺胸站立起来，大声用当年军中的粗话痛斥现今日本政府迟迟不肯为侵略战争真正认罪。

那天下午散会以后，与会者手提灯笼（特地从南京制作送来），列成长长的队伍到大街上游行，为当年惨死于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人间地狱的众多中国受害者表达哀思。

游行出发前

对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右翼分子自然不会无所动作。第一天他们曾出动20多辆宣传车，以高音喇叭鼓噪干扰会议进行，同时组织游行队伍围聚在会场周围，到处都插着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标语旗帜，气势汹汹，颇有蠢蠢欲动的姿态。但会议组织者早已司空见惯，立即设定纠察线阻止他们进入会场，并且配合维持秩序的警察防止他们蓄意挑起冲突。

过了一段时间，宣传车不见了，高音喇叭不响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群众”，懒洋洋地守护着他们的标语与旗帜。会议休息时，我们好奇地出去观看，会议安排的纠察线早已撤除，只有右派标语、旗帜与为数不多的“群众”还留在原地。我拿出相机为他们“摄影留念”，他们也毫无任何反应。陪同我们出来的会议工作人员笑道，这些都是出钱雇来的，真正的右翼分子早已回去喝茶聊天了。

会议期间，正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在樱极园举行“忘年会”，我也利用晚上时间应邀参加。新老友人欢乐团聚，野泽丰在致欢迎词时充分肯定了我的“南屠”研究，但轮到田中正俊讲话时却出现了尴尬。他过于激动地说，人们正在东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我们却在这里欢度新年，真是不好意思！我唯恐因为自己的到来而使举座为之不欢，幸好大家对田中先生的内心隐痛非常理解，况且南京大屠杀毕竟是60年以前的往事，纪念活动与欢庆新年只是巧合，并非互不相容的对立事物，所以“忘年会”仍然延续到深夜才尽欢而散。

会议闭幕之后，我应邀到关西大学讲学。听说大阪右翼分子在12月13日举办了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气焰甚为嚣张，在学术研讨会上亦多次挑衅云云。可见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能量未可轻估。

[1]TBS，全称是TokyoBroadgSystemTelevision，中文全称为东京放送系统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