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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德晨昏四季咏中的中国主义（第4页）

十二

我沉湎于古时的梦想，

与花相亲，代替娇娘，

与树倾谈，代替贤哲；

倘使这还不值得赞赏，

那就召来众多的童仆，

让他们站立一旁，

在绿野里将我等候，

捧来画笔、丹青、酒浆。

十三

为何破坏我定静之乐？

还是请让我自斟自酌；

与人交游可以得到教益，

孤身独处也能诗兴蓬勃。

十四

“好！在我们匆匆离去之前，

请问还有何金玉良言？”

克制你对远方和未来的渴慕，

与此时此地发挥你的才干。

初看上去，歌德歌德这部组诗中仿佛未能摆脱中国花园热潮的影响，只是重又给出了一座中国式花园而已。其实不然，歌德歌德笔下的中国式花园与洛可可风气中那种死板、僵化的中国式花园已经判然有别。因为，在歌德歌德的花园里，四季更替非常明显，万物也随之纷呈百态，整个园子呈现出生机盎然之意。换言之，歌德歌德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赋予了中国式花园以时间脉搏，从而还原了它自然、真实的特性。

循着四季的节律，首先，早早开放的水仙花，燃烧着一腔爱慕，整齐地在翘首迎接春的到来。随后便是绿草萌萌，百花怒放，整个园子恰似一座人间天堂。孔雀刺耳的叫声和印度鹅令人生厌的啼鸣，把诗人从情趣盎然的沉醉中惊醒。孔雀身上的羽毛色彩鲜艳，在落日的万道金光里熠熠生辉，撩起诗人内心深处爱的情思。倏忽之间，新的季节来临了。尽管杜鹃和夜莺竭力把春光挽留，夏季还是随同毫无诗意的荨麻蓟草，逐渐地把春天挤出了花园，带来了诸多的不和谐，也给诗人造成了深深的遗憾：他那含情脉脉的目光再也无法直穿繁枝茂叶，去俯视被彩瓦、窗棂、廊柱等紧紧锁住的美人儿。春天的大好时光仅存于记忆之中，或只能在憧憬中想见。依诗人之见，春天应永驻在旭日东升的地方，那里才是诗人心目中永恒的“东方乐土”。

季节变迁，斗转星移——眼前的一池湖水被柳荫团团围住，一片静谧透澈。暮色徐徐下沉，夜雾袅袅升起，让一切都变得摇曳不定。这时，一轮明月从东方悄然而起，树影婆娑，倒映在湖面上。温柔的月光再次唤起诗人爱的遐想。秋天飘至，迟开的一朵蔷薇才使人意识到花季的美丽。诗人赞颂蔷薇美艳绝伦，堪称花国的女皇。在赞颂中，诗人自己也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诗人看来，蔷薇融会了外观与信念，成为美的化身。但是，美并不能阻挡或代替人们对真的渴望和追求，即对自然的不倦探索。“灰线织成的忧虑之网”，笼罩着诗人，让他忧虑不已。于是，诗人便用自然的永恒法则来与之相颉颃。遵循着这样一条永恒法则，蔷薇和百合将永放不息，生命也将永远勃勃向上，因为这是一条在真和美相交融之中的永恒更新的法则。如此良辰美景，叫诗人怎能忍心辜负。他带着“仆仆风尘”，遁入园内，与自然相遇，与花木相亲。并在“孤身独处”中，喷发出“蓬勃的诗兴”。

既然诗人这样苦心孤诣地构筑了这座“中国式花园”，我们便完全有理由以此入手透视这部组诗。我们在前面说过，表面上看，歌德歌德似乎未能走出曾令他憎厌不已的花园主题。但细析起来，我们不难发现，歌德歌德实在是创造性地借用了中国式花园。正如卢卡契卢卡契所说，歌德歌德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以及比他长一代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所钟爱的都是些大众化的题材。[20]其中，既有神话人物（如浮士德等）和历史人物（如葛兹·封·贝利欣根等），无疑也应包括像中国式的花园和“东方主义”等异国题材。歌德歌德的天才也恰恰表现在他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些大众化的题材相等同起来，并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重新思考和安排，进而独立地建立起对民族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自我意识。

就《中德晨昏四季咏》来说，歌德歌德所运用的重构中国的花园的独特方法是隐喻化（Metaphor）。歌德歌德所用的这种隐喻，我们可以由修辞学和本体论两个角度加以阐述。具体而言，诗人对待中国是以神遇之，而非凭目击之。换言之，歌德歌德是从文化层面着眼，运用隐喻化的创作技巧和修辞手法，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隐喻对象，从而赋予中国形象以某种新鲜的内涵：即从根本上把中国当作一个“文化上的隐喻”（eiaphorderKultur）。

无论是就修辞学或是本体论来看，“隐喻”在当前都已受到热烈的关注和深刻的探讨。词源学告诉我们，“隐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Metaphora”。“Meta”的意思是“超越”；“pherain”表示“传送”。总起来说，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个程序，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是第一个。换用雅各布森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的语言学理论，“隐喻”也就是在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实体之间，提出一种“可以转换”的相似性或共通性。可见，“隐喻”所强调的是喻指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或类同性”。[21]

结合《中德晨昏四季咏》一诗来说，隐喻性的创作技巧首先就反映在歌德歌德所采用的抒情组诗这种文学形式上。在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借用诗歌形式来塑造中国形象、表达中国观念的，固然并非只有歌德歌德一人，但是像他这样在一部诗中如此专心致志地塑造中国形象的，并不多见。而且，依据雅各布森雅各布森的理解，“相似性”原则是诗歌的基础，因而，对诗歌来说，“等值作用就变得极其重要，它试图凸显的是一种隐喻模式”。[22]这种注重“等值作用”的隐喻模式，在歌德歌德的组诗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具体的考察。

其一，歌德歌德使用了诸如“花园”（“中国式的花园”）、“蔷薇”、“水仙花”、“杜鹃”、“孔雀”等一大批东方（中国）的特有之物，来常规性地喻指中国，从而把中国喻定或设定为一片自然和谐的“人间天堂式”的“东方乐土”。依照歌德歌德的想象，这片乐土里的“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看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有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23]歌德歌德的这番话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其组诗的注解，或者倒过来说，其组诗正是这片想象世界的本文化和图式化。

其二，歌德歌德把中国说成是东升的旭日和悄起的明月。单就自然属性而论，日、月，一阳一阴，无法相列而喻指一物。但是，在歌德歌德看来，日月同辉，是一体的，或是一致的。因为，只有日月轮回，才促成昼夜流转。而且，歌德歌德还认定，月亮“和太阳一样明亮”。[24]说中国是旭日，犹好理解，因为“太阳”在德文里是“dieSonne”，属于阴性名词，符合整首诗以温和、柔美为特征的意境。而把中国比作“明月”，则需要我们费些周折，加以转换之后才能清楚。因为，“月亮”是“derMond”，是一个阳性名词。为此，歌德歌德大胆地摆脱了德语的语言常规，转而从古希腊的神话入手，指出“月神”是女性之神，她有犹如柳丝随风飘逸的秀发。歌德歌德之所以这样做，既与他注意到“月亮”在中国的自然语境里的特殊地位有关，更是为了突出强调中国的阴柔温和的女性特征，为他由此角度去深入领会中国文化打下基础。

当然，歌德歌德并没有停步在单纯表层地玩弄修辞技巧上，他的高超之处更在于，他能迅捷地从中抽身出来，把中国由修辞的隐喻对象提升到一个本体论的高度，注重其中的文化含义，使中国形象整个地显示为一个作为本体存在的文化隐喻。从本体论角度看，“隐喻”的本质是把一个具体可感的形式赋予一种无形的存在。在《中德晨昏四季咏》中，歌德歌德也力图从这个角度去捕捉陌生而抽象的中国文化。就此而论，小而言之，中国犹如诗人作品中的那座“花园”，或者说，组诗中描写的“中国式的花园”就是中国的缩微化身：里面四季流变，景象万千，是诗人逃避业务，脱离社会，放逐丰富心灵的最佳场所。歌德歌德认为，在这个国度里，最高旨意来自“自然法则”，因此，他自警并警醒那些追逐异国情调的人，应遵循这条永恒法则，“克制对远方和未来的渴慕，于此时此地发挥你的才干”。扩大来看，生根于这种自然情境中的中国文化不仅“美艳绝伦”，犹如花园里的女皇蔷薇，“具有一个造化神奇的外表”，而且还融会了“外观与信念”，洋溢着“道德和礼仪”，“在一切方面保持着严格的节制”，[25]而且又永不倦息地探索“何以”与“如何”的法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歌德歌德看来，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文化的支撑力才得以绵绵无尽地向前发展。

综合修辞学和本体论两个方面，我们在歌德歌德这里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文化氤氲和伦理道德的东方文明古国。作为隐喻，它是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的一个语词”，[26]一个在其中能听到“存在的号召”的语词，是诗意的生成中的“存在者”。歌德歌德所青睐的也正是它身上的这股本真性和自然性。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RichardWilhelm）在仔细研究歌德歌德与中国文化间的关系后，曾概要地指出，歌德歌德笔下的这片世界与他理想之中“充满活力”的“变换进展”的世界是相契合的，[27]其实，它与歌德歌德创造的浮士德所热情向往的自然哲学也是相一致的。按照歌德歌德的理解：

这种哲学应使人完全亲身感受到自然的灵活多变，这种哲学应该超越仅仅是冥思苦想出来的东西，超越僵死的客体，从而摆脱认识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状况。[28]

超越僵化，与自然一起永远向前，歌德歌德把中国文化所内含的这种生生不息的特征，看作是其古典理想和人生哲学的楷模；《中德晨昏四季咏》这部组诗因而亦可称为对其哲学观念和人格精神的形象性、隐喻性的图解。在这种基本的认同前提下，歌德歌德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不小的褒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解的确具有逆潮流而动的性质。在德国，源起于十八世纪的那股否定中国的情绪到了十九世纪变本加厉，发展成了一种普遍局面，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我们一般都很熟悉黑格尔黑格尔有关中国的著名论述。他认为，中国犹处于人类的童年阶段，甚至处于人类历史进程之外，是一个凝滞不动的静态存在物，它自足自为地自身发展着，还没有走向主体自由，而只有客体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抽象的，是没有得到发展的理性，相对于西方那灿烂辉煌的理性大殿必定显得寒碜窘迫。[29]在黑格尔黑格尔把中国视为处于永恒静止状态的国家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失去了精神的意义，即失去了文化的价值，因而，“公众舆论唯一关注的，渐渐只是作为第一流世界市场的中国这个概念了”，[30]即中国只剩下了物理上和地理上的价值了。然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歌德歌德却把中国人当作人类中之一部分，把中国文化当作欧洲文化的同在者，热情洋溢地同情和认同中国文化。他把中国理解成“生成中的存在者”，把中国当作“文化上的隐喻”，其先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在为歌德歌德有关中国的溢美之词激动之余，我们也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歌德歌德在其《中德晨昏四季咏》中对中国的态度，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一种反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一种平等对话式的立场出发的。根据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的解释，隐喻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命名和分类，隐喻化的过程就是命名和分类的过程。[31]因此，歌德歌德把中国视作文化层面上的一个隐喻，与其说是承认，毋宁说是赋予中国以“数千年的永久历史”和“光辉的文化”。尽管这种赋予相对于其同时代人的观点，尤其是黑格尔黑格尔那样无理的贬斥，无论如何都表现出其高屋建瓴的绝对优势，自有其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然而，由于命名和分类，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在歌德歌德笔下并未能彻底改变作为客体和对象被加以审视和利用的命运。换言之，歌德歌德在这部组诗中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是赛义德赛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式的”。

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赛义德精心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文学作品，用以分析所谓“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内涵。[32]其核心观点在于西方和东方有着根本的区别，是既相联系，又迥然相别的两级：西方东方、富有贫穷、男人女人、雄辩沉默等。在这些二元制度中，性别二分法又占主导地位。由此出发，赛义德赛义德指出，欧洲文化的主要成分是来源于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的文化霸权。在这种文化霸权的催逼下，西方对东方加以指令性的命名和界说。所以，西方文化中所构想的东方，其实只是欧洲的文明，并被作为“他物”（theOther）反复描写。由此形成的“他物”形象自然是扁平的，无主体性和人格性可言，而只能沦为单纯的关照和使用的对象。

赛义德赛义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和法国文学上面。有关德国文学，他只提到了两部作品，其中之一便是歌德歌德的《西东合集》。[33]我们认为，赛义德赛义德对这部作品中东方主义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中德晨昏四季咏》。因为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同质性是公认的，也是常识性的，只不过一个以广义的东方（阿拉伯世界等）为主要描写对象，另一个则偏重于狭义的东方，即中国。根据赛义德赛义德的意见，西方十九世纪的东方主义者一般可分为三类，即学者型、有才华的热衷者型以及二者兼具型。其中，第二类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根据有关文献资料，通过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诸种有关东方文化的抽象，并加以本文化。其目的在于到其中做“天路历程”式的漫游，放逐心灵和情感。这种类型东方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都是些天赋甚高、智性甚为敏锐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等。赛义德赛义德强调说，歌德歌德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34]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清楚，歌德歌德在《中德晨昏四季咏》中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认同的。但借用赛义德赛义德对《西东合集》的相关解释，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同情性的认同”（Sympathetitifi）。[35]而歌德歌德的东方主义立场也正暴露在这种同情态度中。因为，在认同之前，歌德歌德早已设定了东西文化或者说中德文化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他在组诗中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歌颂”成“美女”，赞美她的秀发及温柔的性格。在他看来，“最美的女子”就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就是他想象中“最美的女子”，是他心目中真正的“美的化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是沉默的，只是诗人“偷瞩”的对象。换言之，作为女性，尽管她“美艳绝伦”，“造化神奇”，她也只是诗人的一个“情人”，一个调情的对象。因此，歌德歌德不可能与她进入一种对话状态。整个组诗都可以说是歌德歌德的独白，或者说，是歌德歌德与他自己的对话，是一种“对其有效性毫无外在验证”的内部独白。歌德歌德的这种阳性中心主义，究其本质，正如赛义德赛义德所说，是其东方主义的一种变形，甚至说是其东方主义的直接体现。他基本上是在强调二元对立，即中德文化之间的对立，用以突出自身的雄辩和主体的地位，并用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的沉默和女性特征来进行陪衬。

进而言之，歌德歌德在这首组诗中，乃至平常的言谈中，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中国文化的静态特征。关于这一点，利奇温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根据利奇温的研究结果，“在歌德歌德看来，中国人并非一种已死而无形的集体，而是代表一种不能更加发展，而属于凝固了的形式”。[36]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它静而不死，具有某种象征的性质。所以，歌德歌德才乐于把这样一个恬静的世界作为自己的退避之所。“静态的文明的民族”，是歌德歌德对东方的概括，自然也是他对中国的理解。他在组诗的第八首中吟咏道：“夜雾袅袅升起，一池静谧湖水。”在歌德歌德看来，在东方的这片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