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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易其主 安史乱中的王伷（第1页）

二、四易其主：安史乱中的王伷

近年来随着不少与安史之乱有关碑志的刊布，学者对于安史集团的构造及叛乱所造成的社会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在安禄山攻占两京前后，有大批唐廷重臣投附安史，而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夕，同样也有大量安史将领归降唐廷，这批依违于两方之间“贰臣”的向背不但对于叛乱的扩大或平息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21]，同时对安史降将的安置失当也被视为中晚唐藩镇问题形成的滥觞。相对而言，此前我们对于降臣翻覆双方之间的具体过程及其政治影响所知不多。新出的王伷墓志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章以此为中心[22]，探究这一群体在安史之乱的作用。王伷墓志长、宽各56厘米，31行，满行30字，为便于讨论，先据拓本校录志文如下：

志盖：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

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琅邪王公墓志铭并序

河阳主簿刘复撰恒王府参军张文哲书」

维大历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王公终于东都私第，春秋六十有六。嗣子河」南府参军素以建中元年二月廿五日葬于洛阳三川乡之南原，夫人河东」氏祔焉。[23]公讳伷，字敬祖，琅邪临沂人也。族茂山东，世多才贤。曾祖迪，有隋骠骑」大将军。祖弘，皇朝散大夫、洪州司马。考崇古，中大夫、深州长史。公虔奉先德，炳」其元贞，高陵深源，瑰宝以生。天宝初，进士登科，署宋州襄邑县尉。天朝以此官」为士之初祑。采访使李公彦允，奏充支使。以优选授左领军卫胄曹参军。后使」郭纳表请如前职，其奉事以广平称。十四年，禄山叛于幽都，兵及二京。胡臣衣」冠，辱戮寇庭。公逃居陆浑南山，凶徒大搜山泽，不从逆命者诛无遗类。公慷慨」激愤，陷于迫胁，勒充萧华判官、河北道宣慰。后元凶殪于都城。其明年，大司徒、」汾阳王奉肃宗皇帝，龚行天罚，克清关中，暨于东夏。禄山子庆绪走保相州，」又为所胁受职，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节，诏拜东宫文学。后思明潜谋大逆，引兵趣邺城」杀庆绪。遂惊王师，济河而南。公苍黄于戎马之间，不得走去，卒为所执。胡人以」专杀为威，而公以死无所益，不若受职而图之。外虽缨縻，内守忠鲠，奋行阴谋，」潜表国朝。其欲有所攻取，无不沮议。宝应初，大军临东都。思明子朝义将保河」阳，决谋于公。公虑其凭险守固，矫陈利害，贼竟奔走，而官军整行。上闻，召至」阙下，拜襄王友。又除侍御史。汾阳王表授尚书司门郎兼河东县令，迁金部郎」中，领河东少尹。莅官多能，诏居中朝，累升驾部、考功、吏部三郎中。佐于天官，肃」其权衡。公鉴孔明，九流以平。及大臣权政，以公亮直多悟，移左赞善大夫。无何」为风疾所中。有诏赐归，竟以疾终。乌虖！守忠不谅，才不极用，骨鲠无所告，以」至于没齿。哀哉！夫人故安州刺史炜之长女，以淑德归于我，显修内职，叶于国」风。性至孝，太夫人源氏居陆浑，以春秋高，每岁归宁，视寝膳不如常，其忧见于」色，竟以勤劳遘疾。十四年五月五日终于太夫人之内寝，享年五十有三。权厝」于伊阙县南界之西山，及今而返葬焉。尝受微言于释氏之师，及终，如师旨。公」亦学于弘正大师。故道蕴于内，才显于外。既没，如夫人，然莫知其极焉。公一子」八女，四适人，四在室。闵凶号天，闾里感伤。子素多病，苫居杖行，与从父弟兄奉」营窀穸，迁神而归焉。命同师之友，志于贞石。铭曰：

于穆琅邪，淑灵英姿。」遭世明夷，或洁或淄。运开中兴，五登省闱。清芬葳蕤，命服有晖。宜秉台衡，移替」宫司。降龄不永，殂于清。[24]僚友殄瘁，邦人涕洟。彼洛之湄，与室同归。

王伷其人在史籍中仅留下寥寥数笔，但借助新出墓志所提供的详尽生平，足以还原这一人物在乱中四易其主的诡谲人生，同时也涉及安史之乱双方实力消长的多处关节，值得做进一步分梳。王伷云出自琅邪王氏，“族茂山东”，妻出身河东裴氏，系定州刺史裴炜之女。[25]王伷之女复嫁入裴家，可知其与河东裴氏有世婚的关系[26]，从婚对情况而言大体可以确认出自山东旧门。王伷天宝初进士及第，历任宋州襄邑县尉、左领军卫胄曹参军，先后受到两任河南道采访使李彦允、郭纳的赏识[27]，得领支使。究其经历而言，属于玄宗以来在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吏干型的官员[28]，但擢升的速度并不算快。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变起突然，河北郡县未及防备，望风而降。十二月，安史叛军自灵昌渡河，兵锋进抵河南。此时玄宗已从最初的慌乱中冷静下来，着手调整人事安排，试图组织有效的抵抗，选派出身陇右的张介然为河南道采访节度使[29]，负责陈留防御[30]。由于此前封常清已“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31]，迫使安禄山只能从滑州方向渡河，迂回至洛阳[32]，陈留之役便成为整个河南得失的关键。张介然到任之前，见任的河南采访使便是郭纳，正是由于两人仓促交接，导致了陈留的陷落。

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安）禄山至，授兵登城，众忷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33]

正如上文所论郭纳的出降是导致陈留迅速失陷的关键。关于此时郭纳的官职，史籍所载不一。《考异》云：“《实录》以介然为汴州刺史；《旧纪》以介然为陈留太守。按是时无刺史，郭纳见为太守，介然直为节度使耳。”[34]《考异》试图折中各说，恐有未的，目前所见《册府元龟》卷一二二与《考异》所引《实录》同，亦云张介然兼任“汴州刺史”[35]，《册府元龟》所记本自《实录》。《旧唐书·玄宗纪》已注意汴州刺史的不词，改写为陈留太守，《新唐书·玄宗纪》仍之。[36]按《玄宗实录》系代宗时编定，时属大乱之后，“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37]，或用当时之官名追叙前事，以致疏失。[38]郭纳恐未有自河南采访使转为陈留太守之命，只是在交接后滞留前线而已。

郭纳为高宗时宰相郭待举之孙，开元二十六年（738）举文词雅丽科[39]，本系文官，将略非其所长，“（萧）颖士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忽不用”，感慨他“以儿戏御剧贼”。[40]这本是玄宗调整人事布局的原因所在，孰料反起到了负面作用。郭纳的投降或许有失职后抑郁不得志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郭纳投敌之后，不少故吏随之投向安史，包括上文提及的赵骅。

累至大理评事，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李）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41]

陈留采访使郭纳复奏（赵）晔为支使。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42]

因此，尽管志文自述王伷在洛阳沦陷后，“逃居陆浑南山，凶徒大搜山泽，不从逆命者诛无遗类”[43]，在威逼下方才被迫出仕安史，但考虑到郭纳及其旧僚的动向和志文惯常的掩饰之词，未必足以凭信。

安禄山攻克陈留后，洛阳成为叛军的下一个目标，洛阳发生的故事如同是陈留的翻版，只是主角换成了河南尹达奚珣：

玄宗遣安西节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为将，召募于东京以御之。（李）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珣，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44]

玄宗同样派遣久历疆场的封常清负责编练新军，组织洛阳防御。在此非常时期，封常清的地位无疑凌驾于原来留守东都的官员之上，或因此在不经意间引发了双方的矛盾。大敌当前之际，封常清与达奚珣发生了激烈冲突，“常清欲杀珣，恐应贼，憕、奕谏止之”[45]。关于两人不和的起因，史籍中并未记载，新出达奚珣墓志揭示了其中的原委：

安禄山叛逆，或称河尹之拜，出自禄山……陈状于御史大夫封常清，请诣阙待罪。常清不然其言，遂以所陈状奏闻。不逾信宿，俄有制称达奚珣此拜，简在朕心。如闻东京官僚妄云禄山荐用，是何道理，宜即依旧知事。[46]

尽管志文中对封常清与达奚珣关系的描述恰好与正史记载相反，但达奚珣因与安禄山有旧谊而遭猜忌一事当属无疑。事实上，达奚珣不久前才沮破安禄山以献马为名奇袭长安的图谋[47]，很难说他最初就与安禄山暗中款曲。事实上，玄宗这种叠床架屋的人事安排导致了文武、主客臣僚间的矛盾激化[48]，不但恶化了河南战场的局势，多少也最终驱使如达奚珣之辈彻底投向安禄山一方。

洛阳陷落后，王伷出仕伪职，表现相当活跃，“勒充萧华判官、河北道宣慰”。萧华系玄宗开元时宰相萧嵩之子，萧嵩父子深受玄宗眷顾，萧嵩另一子萧衡尚新昌公主。萧华为给事中，天宝末为兵部侍郎，长安陷落，从驾不及，受安史伪职。关于萧华陷伪的情况，本传仅叙其在魏州刺史任上，欲反正一事，未及其他[49]，塑造他心怀唐室的形象，甚至在大中二年（848），萧华还获得了图形凌烟阁的荣誉。[50]不过据志文可获知萧华形象的另一面，他在仕伪之初表现积极。天宝十五载六月，长安陷落，十月，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食尽援绝，弃城渡河，于是河北郡县尽陷于贼。[51]萧华河北宣慰之行当在此前后，安禄山或借其新附唐廷贵胄的身份来安抚顽强抵抗了近一年的河北诸郡[52]，其后伪授魏州刺史，任职河北，或与此行有关。

至德二载正月，安史政权发生内讧，安庆绪伙同严庄谋杀安禄山自立，唐军借机渐渐夺取了战场上的优势。九月，迭经苦战后克复长安，十月，大败严庄、张通儒于陕，进而收复洛阳。安庆绪仓皇出奔相州[53]，“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但安庆绪设奇计击败屯驻滏阳的李光弼，收辑余部，稍获喘息，“众至六万，军声复振”。[54]志文云王伷“又为所胁受职”，由于其之前受命在河北宣慰，推测时正在相州，或因此再次被卷入安史政权。关于安庆绪在相州稳定局面后，征召士人，重整政权的举措，邵说《让吏部侍郎表》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适会老母弃背，服丧河洛。及禄山之至，礼制当终，臣愚不脱缞麻，更逾再岁。而贼中言议，往往纷然，臣惧凶党不容，寓游洛魏。值庆绪奔遁，保于相城，大搜词人，胁为己用。以凶威责臣，不至，以驿骑逼臣，遂行。与潘炎始陷凶逆。[55]

邵说为相州安阳人[56]，居丧退避乡里，反而阴差阳错地被安庆绪挟制。王伷的遭际或与之相仿，而他与邵说在相州的相遇也成为其在安史政权后期活动的一大转机。不久之后，拥兵范阳的史思明宣布归顺唐廷[57]，内外交困的安庆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背景下，邵说、王伷等唐旧臣竟与张献诚这样的叛军骨干暗中联络，结成同盟，密谋摆脱安庆绪的控制。据张献诚墓志记载：

顷者禄山乱常，庆绪有毒。公所悲侯印犹在虏庭，乃于邺中与王伷、邵说、崔溆等相约而言曰：潜归圣代，贤人之节；耻饮盗泉，高士之志。今请逃于寇难，誓比骨肉。[58]

张献诚乃故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之子，而张守珪是安禄山得以飞黄腾达的恩主。天宝中，安禄山奏授张献诚为檀州刺史，后张献诚追随安禄山一路南下[59]，无疑属于安史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在安庆绪政权危如累卵时，背景迥异的“贰臣”与“元从”竟然联合起来，暗自谋划如何自保。

“遽闻思明款附，燕赵服从，欲取黄沙岭路，因此得归阙下。”[60]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八万人归唐后，受封归义王[61]，但仍保持独立地位，同时积极扩展实际控制的地盘，招徕首鼠两端的安史旧将[62]，进一步挤压安庆绪的势力范围：

先是，（安）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史）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开太原兵自井陉出常山之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63]

因此，当邵说、王伷、张献诚等人北上至赵州时，便进入了史思明的势力范围。但这批脱离安庆绪的文武臣僚北上的目的到底是投奔史思明，还是借道归阙，中路遭史思明拦截，各种文献所述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