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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巡许远之外 唐人眼中的陷伪臣僚（第1页）

四、张巡、许远之外：唐人眼中的陷伪臣僚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文天祥《正气歌》中将在安史之乱中壮烈殉国的张巡、颜杲卿作为唐代的表率加以抉出，放入诗歌织就的历代忠臣烈士谱系之中。但若我们仔细观察安史乱中唐廷臣僚的表现，则不难注意到如张巡、颜杲卿这样守节不挠的人物只是浮现在“为贼所污者半天下”这一庞大的“贰臣”群体之上几颗闪亮的星星。“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选，践履清贯。荣利溢乎姻族，繁华恣其侈玩。或拘囚就戮，或胥附从乱。曾莫愧其愚懦，又奚闻于殉难”[169]，正如萧颖士所描述的那样，在乱中与世浮沉、自保家门者占据了大多数，“世难无死节之帅”，士大夫阶层的自利与苟且导致了天下瓦解的局面。更值得玩味的是朝野舆论对此暧昧的态度：

《太平广记》此则出自《谭宾录》，《谭宾录》多取材于国史[171]，《旧唐书·崔器传》亦录此事，唯文字稍简，知两者同本自国史。[172]因此，此事虽涉及因果报应，在现代人看来似有不经，但绝非一般小说家捏造的神异故事，国史载录此事盖存诫鉴之意，指责崔器严酷好杀，故招致现世之报。[173]崔器卒于上元元年（760）七月，时史思明气焰正炽，而唐廷处置陷伪臣僚的政策则已转向，这一传说的流行大约与此背景有关。时议或将安史的复起归咎于崔器等主张严厉处分陷伪旧臣的官员。

乾元收复之际，两都衣冠多系于三司诏狱。御史中丞崔良器议事失入，时宰苗太师、崔赵公等虽廷诤之，然未坚决。公有犯无隐，引经正辞。上是其言，刑为之省，所全活者盖数百人。明主收霜电之威，圣朝行宽大之典者，系公之力也……今太常议荆南之政详矣，而曰在台司龊龊，无匪躬之能者，乃扶瑕掩德，非中适之言也。[179]

另一反映当时舆论风向的记载见诸《旧唐书·刑法志》：

这一段议论总括唐高宗至玄宗历朝刑名之宽严，特别将崔器等置于武后以来的酷吏传统中加以批判。由于行文尚避中宗李显讳，考虑其论述的时间断限，推测这一段文字或出自韦述国史。[182]而崔器卒于肃宗朝，关于他因达奚珣冤魂作祟而亡的记载很可能出自《肃宗实录》，那么这两条记载形成的时间都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不久，透露出朝野上下对于之前严厉处分“贰臣”举措的不满，足以见当时舆论之一斑。另一方面，之前被肃宗所表彰的忠臣楷模甄济的事迹最初却没有被国史存录，其子甄逢“每冤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将欲抱所冤诣京师告诉于司史氏”[183]，直到元和九年（814）经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的奏请，方才得以青史留名。[184]两相比较，意味深长。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正史传记对官员陷伪的经历多有讳饰或淡化。即使上文所云因称病不受伪职，被擢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的苏源明，亦未如史传所表现的那样忠贞不贰，安史乱中葬于洛阳的苏颛墓志曾提及“工部侍郎预之□兄”[188]，苏源明初名预，知其亦曾仕伪。又如中唐名相苗晋卿，本传云“及朝廷失守，衣冠流离道路，多为逆党所胁，自陈希烈、张均已下数十人尽赴洛阳，潜遁山谷，南投金州”[189]，成功地自拔于乱中。但《通鉴考异》引《天宝乱离记》记载苗晋卿曾陷伪，只是此说未被司马光所取。[190]不过李华所撰苗晋卿墓志中早已隐晦地承认了这段经历，“天宝之末，胡羯乱常。公身在陷穽。心图辽廓”[191]，本传讳言其事罢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记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本自国史、实录，或因此稍可窥见同出自士大夫阶层史官之倾向。

这种同情不但充溢于庙堂之上，士大夫私人往来唱和应酬的文字中亦不鲜见。如王维遭贬后，杜甫有《奉赠王中允维》云，“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192]，极力为其辩诬，认为王维非如陈琳反复于袁绍、曹操间，阳喑以全臣节。如果说王维确曾闻有“服药取痢，伪称喑病”之举[193]，不得已才受伪官，如陈希烈这样以唐旧相的身份在安史政权中表现活跃者，亦未在舆论上受到太多的非难。如王维《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之作》：“已相殷王国，空余尚父溪。钓矶开月殿，筑道出云梯。积水浮香象，深山鸣白鸡。虚空陈妓乐，衣服制虹霓。墨点三千界，丹飞六一泥。桃源勿遽返，再访恐君迷。”[194]天长寺系陈希烈舍宅所建，诗大约作于乾元元年，时陈希烈已被赐死，诗中以“空余尚父溪”感慨景物依然、人事变迁，有淡淡怀人忆旧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