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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廷处置贰臣政策的形成与转变（第1页）

三、唐廷处置“贰臣”政策的形成与转变

至德二载十月，唐军收复两京之后，如何处置俘获的“贰臣”，便被提上议事日程：

初，汾阳收东都后，差人送伪朝士陈希烈等三百五十余人赴京，兼奏表请从宽恕以招来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从，其恨颇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胁从，受任数年，得非同恶，戴天履地，为尔之羞，宜付三司详理处分。”后三司谳刑奏曰：“达奚珣、珣子挚、薛兢、韦恒、韩澄、井大通、丹大华、刘子英罪当大辟。陈希烈、张均、门用之、郭纳、许彦蒿并赐自尽。许房、宇文班、卢自励、达于□、萧克济、陈□、柳芳、李彦光、何昌裔、郝处俊、崔肃等流于徼外，勿齿。”帝曰：“珣、挚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挚一等，囚于所司。太师房琯曰：“张均欲往贼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减死一等，流于崖州。[106]

在光复之初，对陷伪官员处分的轻重，便已激起朝野争论。作为率军收复两京的前线统帅，郭子仪从一开始就力主怀柔，“初闻广平王奉宣恩命，释放陈希烈已下”[107]，所谓广平王恩命，无疑是由军队实际的统帅郭子仪承制下达的，同时郭子仪也上表请求从宽处分陷伪之臣，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支持。几乎与之同时，“关东献俘百余人，敕皆斩之”，虽赖监察御史李勉的进谏，得以获免[108]，无疑透露出肃宗本人的态度。

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壬申，斩达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1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六等定罪中，前三等实际上都处以死刑。其中达奚珣、韦恒遭腰斩更溢出了《唐律》规定的范围，依据《唐律》，死刑仅有绞、斩两种[114]，而“重杖一百”表面上是代替极刑，存君主恩赦之意，但执刑的结果则是“达奚挚、张岯、李有孚、刘子英、冉大华二十一人，于京兆府门决重杖死”[115]。除陈希烈等七人赐于大理寺自尽外[116]，达奚珣等十八人斩于独柳树下，“集百僚观焉”[117]，达奚挚等二十一人杖毙于京兆府门，皆属在公众场合行刑[118]。而且在此之前，已令这些贰臣“免冠徒跣，抚膺号泣，以金吾府县人吏围之，于朝谢罪”[119]，当众的羞辱及公开而严厉的惩罚，无疑皆为了收取“与众共弃”效果。除了惩处贰臣本人之外，更带有以儆效尤的目的。

较之于对“贰臣”的严厉追究，唐廷对于安史政权降将的态度则称得上宽宏大量，优遇有加：

张万顷、独孤问俗、张休，并复旧官。禄山令问俗坏太庙，问俗迁延，终以获全。令万顷捕杀皇支，万顷多所脱免。休数面谏禄山。此二三人者，本禄山宾佐。[120]

这三人都是安史叛军中的要角，独孤问俗出自安禄山幕府，伪授御史中丞[121]；张万顷本为博陵太守，投降安禄山后，伪授河南尹[122]；张休为安禄山范阳节度使判官[123]。三人中仅张万顷为唐旧臣，因有“全活宗枝”之功而获宽宥[124]，授濮阳太守，后转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125]其他两人皆系安禄山元从，独孤问俗归唐后授鄂岳沔等州团练使[126]，张休反正后历仕豪、舒、润三州刺史，卫尉卿、洪州都督，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127]，皆获得重用。张万顷、独孤问俗、张休等多少有立功唐室的表现，或至少自述曾有反正之谋，李史鱼墓志自云“公与张休、独孤问俗密结壮侠，志图博浪之举，间遣表章，请固河潼之守”[128]，允予革新。如果说这些人获重用尚有一定的理由，那么厚遇兵败来降的安禄山谋主严庄则显得相当突兀了。

严庄本为安禄山谋主，后又伙同安庆绪谋杀安禄山。安庆绪继位后，以其为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兄事严庄，每事必咨之”[129]，权倾一时，是伪燕政权中的核心人物。严庄与张通儒率领的叛军主力在新店被郭子仪击败后，安庆绪出奔相州，在逃离洛阳之前，仍命严庄尽诛囚于客省的被俘唐臣哥舒翰、程千里、许远等。[130]严庄奔至河内，又虑及本与孙孝哲不合[131]，在走投无路之下，才被迫投唐。

后（安）庆绪奔相州，军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称永王第十一女，诣怀镇。时遏将李建，将请归顺，及见元帅代宗及汾阳告之，遂云：“是严庄妻薛氏，恐在道留滞不达，故假称永王女。今严庄已背庆绪，见在获嘉，若许归投，请给铁券在军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与汾阳议曰：“若严庄招到，则余党可招，特许奏闻，必大用。”便将铁券兼赐衣，差官领妻薛氏招庄，仍差衙前魏羽奉状奏闻，便令庄及妻乘传诣阙，到京之明日除司农卿。[132]

这样一个元凶首恶之徒在穷途末路之际，唐廷仅欲因其进一步招徕安史余党，便轻易赦免其罪，赐予铁券，授以高官[133]，唐廷对于“贰臣”与“元从”的宽严有别，于此可见一斑。因此，之后史思明、高秀岩等相次归降，各获致高官厚禄以为酬庸便不足为奇了。

可知唐廷收复两京之后，对曾仕宦于安史政权伪臣的处置，虽斟酌其陷伪期间是否有立功唐室的表现，但先前是否为唐旧臣，沾霖国恩，则成为考虑处分轻重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唐廷对在安史政权中与严庄地位相若的张通儒，态度便有相当不同。张通儒祖父张仁愿是武后时名臣，世受唐恩，因此收复长安后，“发韩公张仁亶之墓，戮其尸，以张通儒故也”[134]。在此背景下，从上至下，大量陷伪官员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诗人王维或许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禄山陷长安，（王）维在贼中，佯狂失音久之。贼重其名，追赴洛阳，伪授给事中。至德二年冬，收东京。三司类例，陷贼官六等定罪。时弟缙为刑部侍郎，抗表请以官爵赎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后为尚书右丞。[135]

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郑）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三人者，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等方悸死，即极思祈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维止下迁，后数年卒。[136]

郑虔、王维等皆属陷伪安史的中层官员，以文学、艺术名世，虽然本传对他们在安史政权中的活跃程度多少有所讳饰[137]，但总体而言，此类文臣在战乱中不过与世浮沉，起不了多少作用。唐廷对于这一数量庞大的人群进行了严格甄别，分别予以不同的处分。[138]王维所受处分较郑虔为轻，盖是缘于他有心怀唐室的《凝碧诗》行于世，为肃宗所知，更关键的是其弟王缙“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方得以仅责授太子中允[139]，未遭远贬。

事实上，唐廷清查范围要广泛得多，不仅包括曾任伪职的官员，至德二载十一月壬申诏中对此有巨细靡遗的罗列：

其诸色行人因阵没，并坊市百姓及诸色蕃胡召募，并元恶凶党昨因破败，所在潜藏，并仰于府县及御史台陈首，一切原其罪。如有被人言告捉获者，并从军令。其京城内外文武官，有受贼补署，罄其心腹，自祖及父皆承国恩，就逆背顺，顿忘臣节。或有守旧官者，请俸料为贼判官；或判官之际，中间得替，并有摄贼伪官，兼知职掌。其中有京官及私白身，皆受擢用；其中有隐迹不出，固辞疾病，色类既广，人数又多。宜令御史台、宪部、大理三司据状勘责，条件闻奏。其外官充使，及先有职掌，并事故及隔绝未赴任在京者，亦委三司勘责奏闻。又贼中台府坊市所由人等，比与逆贼追捕，造事之端，损害忠良，仍夺财物，为蠹尤甚，情不可容。宜令崔光远禁身，切加推勘，一一状奏，勿令漏网。其内侍省及左右龙武羽林军，并闲厩飞龙诸武官，应先合从驾人等，其中临行潜避，遂受贼驱使，并各委本司使括责，量情状轻重奏闻。其隐盗仓库及偷劫逆贼家钱物，或受贼寄附，并与贼请料禄等，因此隐没者，并限敕到十日内，各于所由陈首，其物便准数送纳，本色并还，不须科罪。虑已有破用，征纳艰辛，仍十分放三，以示弘贷。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又闻人家子女，多被侵逼，且非本情，宜一切不须寻问。或与逆贼居住邻近，及作义故往来，情非切害，一时之事，有殊逆党，亦宜释放。其有受贼伪度人，宜令所司括责，并勒还俗。其僧及道士各收本色，所在寺观，勿许居止。[140]

诏书秉持对安史逆臣较为宽容的态度，“并元恶凶党昨因破败，所在潜藏，并仰于府县及御史台陈首，一切原其罪”，而集矢于曾有陷伪经历的旧臣。依据他们在乱中的不同表现，逐一分类清查，并委三司勘验奏闻。除内外官外，禁军、内侍未及从驾人中，凡与燕政权有所纠葛者，亦各委本司括责。而在乱中与安史合作、参与劫掠的普通民众，则命京兆尹崔光远拘禁推勘。其他因各种缘故与安史政权有所干系者，亦在诏书中一一说明处分或赦免的条件，甚至燕政权所度的僧尼，亦被勒令还俗，可谓法网严密，惩治苛酷。正是在这一肃杀的氛围中，连被俘后殉国者，亦遭另眼相看，如上文提及在安庆绪逃离洛阳前被仓促杀害的程千里，便因“终以生执贼庭，不沾褒赠”。[141]而与张巡共守睢阳而闻名天下的许远之所以横遭非议，或也与当时对被俘者猜忌的风气有关。[142]

甚至可以说这一系列烦琐的甄别程序运作得相当有效，结果也堪称细致准确，这从李收、李昂伯侄的不同遭际中便可窥见一斑。李昂墓志云：“属边将构逆，兵入洛阳，乃与族父收携手逃难，窜伏山谷。寻逢贼骑，竟陷虏庭。皇运中兴，贬虔州南康尉。”[143]志文讳言李昂在安史政权中的具体经历，仅述及他与伯父李收同陷伪，后循例遭贬。不过比对李收墓志的叙述，便不难推知伯侄俩在乱中的表现颇有差异：

其后燕将于诛，周京弛固。少师府君沦铺于寇，盛忧以薨。剧贼炽威，劫公从政，乃折臂自勉，奉身获归。朝廷褒之，特降优诏，拜右补阙，历秘书郎。避齐兖佐戎之请，退居洛下。属北胡嗣凶，东夏仍覆，公默明毁色，伏莽匿端。逆徒大搜，祸机潜及。伪书累至，假病自辞。舆至贼庭，胁临兵刃。合瞑于一篑之内，誓死于万戟之中。神实保持，虏亦宽纵。国朝重嘉大节，超拜司勋郎中。[144]

志文中的“少师府君”指的是李收之父李彭年，李彭年本党于李林甫，后因贪腐而遭贬，天宝末复起为吏部侍郎，声名并不佳。安禄山起兵后，李彭年曾出任冯翊防御使，长安失陷后，未及从驾而被胁授伪官，但不久即忧愤而卒。因此，克复两京后，唐廷仍追赠其为礼部尚书。[145]根据李收、李昂的墓志，我们可以推知长安陷落时，李彭年家族曾有多人陷伪，其中以李收的经历最为传奇，先后两次被俘。但他守节不挠，不惜折臂自残，成功地脱离安史政权。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李收再陷敌手，亦坚贞不仕，因此两次获得唐廷褒奖，“往属时难，保兹艰贞。事君之节，足以存劝”[146]，大约可以算是“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黯淡时局下的稍许亮色。[147]而李彭年家族中的三代人，虽曾一度同陷伪庭，最终或获追赠、或被拔擢、或遭贬谪，他们的不同命运无疑是唐廷仔细检覆各人在乱中不同表现后的结果。

除了对陷伪臣僚在乱中的作为详加甄别外，唐廷同时大力表彰守节不挠的官员。除李彭年、李收父子外，如原安禄山掌书记甄济在胁迫之下，仍坚拒伪官，收复东都后，“表送上都。肃宗馆于三司，使臣于贼者瞻望以愧其心”，授秘书郎。[148]国子司业苏源明也因称病不受伪职，被擢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149]即使一度被迫仕伪者，如韦斌因被俘伪授黄门侍郎，后忧愤而卒，因奖其大节无亏，亦获赠秘书监。[150]

这种将“贰臣”“元从”区别对待的措施，体现出唐廷在战乱之后，强调以“忠义”为标准来检覆群臣在动乱中的政治表现，进而整顿官僚队伍，重塑帝国正统的努力。这在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庚午制中表述得很清楚：

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叛而必诛。况乎委质贼廷，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顾恩义，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将何施？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或历践台阁，或职通中外。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自逆胡作乱，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愤，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受任于枭獍之间，咨谋于豺虺之辈，静言此情，何可放宥。[151]

此制强调君臣间的“恩报关系”及人臣所需承负的道德义务，孰料这一举措当时在现实与意识形态层面都招致了强烈的反弹。从现实层面考虑，陷伪官员数量庞大，时人云：“属逆贼安禄山屠陷洛阳，窃据宫阙。天降鞠凶，人罔不从，东周之人，谁非王臣。”[152]若要做大范围的清查甄别，施以处分，不但工作量巨大，更会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进而摇动人心，所谓“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贼也”[153]。主张从宽处分陷伪旧臣的官员，大体皆以此执论，其中以李岘所言最具代表性：

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义，又失国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覆。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154]

这些物议最终促成肃宗在乾元元年六月下诏，“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155]，停止了进一步的清算行动。

事情进一步的转折出现在乾元元年十月九节度会攻相州之役时，先前与王伷一起为安禄山巡抚河北的萧华时任伪魏州刺史，他先与唐廷暗通消息，意图反正，事觉被囚，所幸崔光远不久之后便攻下魏州，救出萧华。萧华短暂留任魏州刺史后入朝[156]，功罪相抵，降授试秘书少监。[157]史载萧华归阙后，所述安史阵营中的情况对肃宗颇有触动：

后萧华自相州贼中仕贼官归阙，奏云：“贼中仕官等重为安庆绪所驱，胁至相州，初闻广平王奉宣恩命，释放陈希烈已下，皆相顾曰：‘我等国家见待如此，悔恨何及。’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复摇。”肃宗曰：“朕几为崔器所误。”[158]

当然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战争形势的陡变，史思明在兼并安庆绪后，再次攻取洛阳，叛军气焰转炽，重新占据了主动。在此背景下，这一彻底清算“贰臣”的政策已无继续推行的可能，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159]

在此之后，唐廷对于无论是“贰臣”还是安史“元从”都采取怀柔绥服的政策，以期尽快结束战争，重致太平。宝应元年十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史朝义奔亡河北，代宗立即于十一月辛巳下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160]次年七月，因重致太平，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皇帝”，改元广德，大赦天下[161]，赦文中对此做了进一步重申：“应授伪官等并已昭洗矜才宥过、宜有甄收。委所由勘会本官名衔资历闻奏。量才处分。”[162]不但不予处分，还要量才擢用。前后对比，恍若隔世，不免让人有宽严皆误之讥。[163]

而如王伷这样辗转于安禄山、史思明、唐廷之间的反复之臣，无疑正是受益于这一策略的改变，得以在战乱平定后，毫发无损地继续其在唐廷的仕宦生涯。累历驾部、考功、吏部三郎中，晚年因卷入党争，左迁左赞善大夫，于大历十四年五月去世。和他同在安史政权中的两位同僚，归唐后仕途更加畅达，萧华在上元二年二月入相，肃宗去世前，因与李辅国不睦，而遭罢相，代宗继位后遭贬，卒于贬所。[164]邵说降于军前，郭子仪爱其才，留置幕下。[165]累授长安令、秘书少监，迁吏部侍郎，一度甚至有入相之望，因严郢得罪而遭贬。[166]宦海沉浮，得失无常，但无论是腾达还是贬谪，陷伪的经历都没有成为他们仕途上的妨碍。

另外值得进一步申论的是传统观点认为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仆固怀恩在平叛时怀有贰心，将薛嵩、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等安史旧将复置为节度使，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167]现代学者对此已多有辨析驳正，认同者渐少。[168]若我们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唐廷在整个安史之乱中处置“贰臣”政策的变化，便不难进一步确认，仆固怀恩所为不过因循唐廷的既定方针，以期尽快结束战事。薛嵩等人获得宽宥并非个案，之前仆固怀恩在洛阳释放许叔冀、王伷，稍后仍以张献诚为汴州节度使，前后作为一脉相承，大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这一聚讼不已的问题定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