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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 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第2页）

但仍需指出的是，尽管“忠”的观念在此之后得到了强化与扩展，但士大夫在具体行动中依然存有犹疑与权衡，即使如文天祥这样的忠臣楷模，亦不例外。[252]清军入关之后，本人坚守气节，遗民不仕，但允许子孙应举做官者更比比皆是，可知士人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在整个历史时期都依旧存在。而我们在关注士大夫新面貌形成的同时，亦需要注意到中唐之后“国事既毕，家道乃行”[253]这一自觉产生背后的皇权膨胀阴影。[254]

[1]《旧唐书》卷一八七下《赵晔传》，第4906～4907页。《新唐书》将其事迹附见于其子《赵宗儒传》（第4826页）。按“赵骅”，《旧唐书》误作“赵晔”，今据严复墓志可知当以“骅”为正。

[2]《旧唐书》卷一八七下《赵晔传》，第4906页。

[3]《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第5370页。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7～6938页。

[5]《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9～250页；卷五〇《刑法志》，第2151～2152页。

[6]《册府元龟》卷八〇四，第9557页。

[7]《通典》卷二一，第564页；另参《唐六典》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5～276页。

[8]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323、355页。

[9]王德权从法制史的角度对散官的本品地位有详细讨论，参见《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1期，第39～90页。

[10]拓本刊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701页。

[11]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0～42页。

[12]李昂墓志，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282页。

[13]《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81，第1818页。

[14]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对赵骅生平已有考订（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第310页）。

[15]《旧唐书》卷一八七下《赵晔传》，第4906页。

[16]《册府元龟》卷四一三记李晟平定朱泚之乱后，“表举守节不为泚所迫胁者程镇之、刘乃、蒋沅、赵骅、薛岌等数十人”（第4914页）。或缘此赵骅被视为死于王事者，得以最终被列入《忠义传》。

[17]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第168页。关于刘秦生平的考证参见王楠、史睿：《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志书家丛考》，载《书法丛刊》2017年第2期，第73～74页。

[18]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中曾对书待诏的人选与地位有简要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9～163页）。

[19]严希庄墓志所题结衔除未书“彭城县开国男”外，余皆同。

[20]李氏墓志、刘奉芝墓志，分见《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58、上元001，第1711、1747页。张少悌妻刘鸿墓志，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建中0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26页。

[21]需要说明的是清乾隆编修国史时首设《贰臣传》记载降清诸臣的事迹，寓褒贬之义，唐代本无“贰臣”之说，而且时人对于忠于一姓的观念亦不如宋以后那么强调。本文使用“贰臣”一词主要为了行文方便，并不认为当时已明确将依违安史与唐廷之间的臣僚视为“贰臣”。事实上，正如下文所讨论那样，唐廷内部对如何看待及处分这群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22]拓本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904～905页。

[23]志文第四行最后一个字为“氏”字，又在第五行起首重抄了“氏”字，这一类情况在敦煌文献中不乏其例，学者一般称之为“提行添字例”。第二个重抄的字应不读，在墓志中也能发现类似的例子，如齐运通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收入的樊偘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62页）。整理者因不明此例误作樊偘偘墓志，据《文苑英华》卷四一四《授樊偘益州司马制》知当作“樊偘”（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099页）。

[24]此处志文疑脱一字。

[25]王伷墓志未及其妻姓氏，仅记“夫人故安州刺史炜之长女”，王伷子王素墓志亦发现，云“先夫人河东裴氏，定州刺史炜之子”，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288页。裴炜，《文苑英华》卷四一〇收孙逖撰《授裴炜等诸州刺史制》载“前守安定郡太守裴炜等”（第2078页），《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8王同人妻裴夫民墓志记“舅炜万年县令泾州刺史”（第1587页），即其人。

[26]裴君妻王氏墓志（按王氏系王伷之女）亦于近年在洛阳出土，后辗转入藏通州区博物馆，拓本刊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编：《记忆——石刻篇之一》，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7页。

[27]李彦允天宝元年被列入宗室属籍（见《唐会要》卷六五、《唐大诏令集》卷六四《许凉武昭王孙绛郡姑臧等四房子孙隶入宗正属籍敕》），先后历殿中侍御史、河南道采访使、刑部尚书等职。安史乱中，亦陷伪职，表女婿崔圆以官当赎之，免死流岭外，此事见《太平广记》卷一四八引《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李彦允的生平另参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五“金部郎中”条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23页。

[28]对于吏干型官员的讨论，参见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见《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第196～208页；卢建荣：《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03～143页。

[29]关于张介然的官职，各处记其为河南道采访使、节度使、防御使不一，按此事最原始的记录见《册府元龟》卷一二二：“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张介然为汴州刺史、河南采访节度使。”（第1457页）今从之。

[30]关于张介然的出身及出镇河南的背景，可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8～21页。但李著未论及陈留之役。

[31]《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第3209页。起兵之初，安禄山“先令将军何千年领壮士数千人，诈称献捷，以车千乘，包藏器械，先俟于河阳桥”，封常清此举扼杀了安禄山奇袭洛阳的图谋（《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4页）。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考异》引《肃宗实录》，知《安禄山事迹》的记载出自实录，但司马光未采信此则（第6935页）。另《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将断河阳桥归功于李憕等，“东京留守李憕、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烧绝河阳桥”（第5370页）。

[32]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95页。

[33]《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7～6938页。另参《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张介然传》，第4892页。

[34]《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