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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乱中的葬礼（第1页）

三、动乱中的葬礼

正是由于年号的书写具有实录性，我们也可以借助行用唐、燕年号墓志的分布、数量等窥见双方控制范围的消长，不过由于目前所发现的墓志绝大部分皆出自两京，这一观察提供信息的价值受到了相当的局限。也正因如此，在安禄山相继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五载六月攻陷两京后，尽管肃宗很快就在灵武称帝并改元，但迄今为止发现行用至德年号的墓志仅4方，远少于使用圣武者。其中至德元载十二月葬于平遥的轻车校尉阎神，先世皆无仕宦经历，志文云：“往以羯胡作鲠，有乱天常，公乃应募临边，长缨出塞，斩其枭帅，直奉阙庭，旋蒙授上轻车都尉。”[62]大约是安史之乱起后应募从军的地方人士[63]，志文行用至德年号，可知肃宗正统的地位至是年末已被广泛认可。

随着唐军攻势的渐次展开，至德年号开始出现在两京出土的墓志中。至德二载九月癸卯收复长安后，十月在郊外举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安葬的是左领军卫大将军弥姐亮。弥姐一作“弥且”，系羌中大姓，散见于十六国北朝史籍中，《周书》曾提及夏州首望弥姐元进。[64]耀州地区曾出土隋开皇中弥姐显明造像碑与弥姐后德造像碑[65]，知为地方大姓。弥姐亮曾任华阴郡潼津镇将，长安失守后，“日者国步艰难，诏征翘勇，以公之武足畏也，特拜大将军”[66]，至德二载寝疾中部，死于王事。[67]因此在长安光复后，立刻为他举行了正式的葬礼，以酬勋劳。

唐军继续乘胜前进，十月庚申，安庆绪出奔相州，壬戌，广平王的大军收复洛阳。[68]庚申、壬戌分别是十月十六日、十八日，但直至十七日下葬的长孙君妻杜氏墓志仍使用了圣武年号。[69]但至次月便可看到唐的年号重新出现在东都，十一月十日有一场葬礼仓促举行，死者明希晋出身世家，祖父明崇俨因擅术数而得幸于唐高宗[70]，志文未明言其死因，“当退寇驰城，织途矢刃，获全伊幸，属害何惊”，推测大约死于唐军收复洛阳的战乱中，于是等到局面稍稍稳定后，“权殡于洛阳清风乡曜店里北邙之原”[71]。同样死于战乱的还有王元妻元氏，元氏去世时已九十五岁高龄，“何期魄散于胡兵，金躯陨于邻室”，至德二载九月廿八日死于乱中，三载正月下葬。[72]上文提及隐居不出的苏颛也在此之前死于兵匪之手，“会群盗剥其舆，焚其庐，恐凶而病，臲卼而卒”，皆透露出战乱波及一般士民的景象。

安庆绪奔走至相州后，众叛亲离，特别是随着史思明的降唐，处于两面夹击之下的安庆绪所能控制的仅是相州周边。因此提及天成年号的四方墓志皆发现在相州地区，王光庭及妻刘氏葬于相州，程思泰及妻胡氏葬于相州下辖的邺县，杨春及妻□氏张氏则葬于相州治下滏阳县，辛庭迁窆于故邺城西南廿里故县村[73]，恰好反映出安庆绪版图日蹙的窘境。几乎与此同时，在史思明归唐后，范阳立刻进行了一场更易年号的运动，目前存世的悯忠寺宝塔颂，原碑“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至德”等字石面明显凹陷，系磨去原石文字后改刻[74]，所记立碑时间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五日是史思明归唐的时间[75]，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无疑出自后来追记[76]。考虑到悯忠寺在范阳城市空间中的重要地位，此碑的改刻重塑了当地的政治景观，成为史思明归顺的象征。[77]房山石经保留的题记中也透露出了同样的变化，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仿玄宗之故伎，用年号冠名官寺，将唐代的官方道观开元观更名为圣武观[78]，以示维新。而至次月，幽州便出现行用圣武年号的题记，“弟子宣德郎行范阳府范阳县主簿独孤擢妻唐外甥女张十娘子圣武元年二月八日上经一条”。同样史思明短暂归唐期间，乾元年号也出现在题记中，参与造经者不但有一般僧俗，也包括了幽州的军将，如“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赏绯鱼袋上护军南阳张鼎造经一条乾元元年四月八日”。史思明再度起兵后，顺天、显圣等后燕年号同样不出意外地出现在石经题记中，其中还包括史思明在正式称帝前行用仅三个月的应天年号。[79]

另两方发现在两京之外的墓志也隐约透露出唐与燕之间的消长，发现在大同的贾君墓志一合[84]，志石划有罫线，但仅刻志题“燕故河东道横野军副使贾府君墓志并序”，其余部分未刻文字，似未及完成便仓促下葬。“横野军，在蔚州东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马千八百匹”，隶于河东节度使辖下。[85]乱前安禄山虽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但起兵时并未真正控制河东，不过河东节度辖下的大同军在军使高秀岩的统帅下[86]，叛乱伊始便加入安禄山一方。“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87]，其后高秀岩被任命为伪河东节度使，成为安史方面与唐军争夺河东的主将，甚至曾有“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鄜、坊”，进逼关中之谋。[88]至德二载十月，安庆绪逃奔洛阳后，河东、河南相继为唐军收复，燕政权呈土崩瓦解之势，至十一月“惟能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未下”。随后高秀岩从史思明归唐，唐廷拜其为云中太守。[89]高秀岩伪河东节度使实际控制范围不详，但结合传世文献及贾君墓志，横野军所在的蔚州、大同军所在的朔州及墓志发现的云州，大约是其比较稳定的控制区域，而这方未及刻完的贾君墓志或许正是高秀岩降唐前匆匆埋入的。

另一方则是上元二年六月的卫思九墓志，墓志出土于兖州瑕丘。安禄山起兵后，卫思九“起授潞州上党府果毅”，参与平叛，时隶于兖郓节度使能元皓麾下，“时兖郓节度使、刑部尚书能公尚德宠劳，表公拟游击将军、左金吾卫翊府中郎将，加之紫绶”[90]。能元皓本燕北海节度使，乾元元年二月降唐，能元皓虽归唐较晚，但之后一直效忠朝廷。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在相州大败唐军，进而吞并安庆绪称帝，九月攻克洛阳，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又在邙山击败李光弼，进逼陕。在这两年中，史思明一直掌握着河南战场的主动，占领了河南的北部与西部，而位居河南东部的能元皓则显得有些势单力孤。他在李光弼邙山败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频频与叛军交战，四月丁丑，“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破史朝义兵”，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91]墓志云卫思九“以上元二年夏六月廿日，卒于景宾之官舍”。其子卫景宾时任德州司马，但由于卫思九九天后便“权殡于瑕丘之临泗里之南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无可能自德州迁葬至兖州，可知当时德州当在叛军控制下，故卫景宾亦寓居瑕丘。卫思九妻王氏“塍于历下，今尚睽阻，未遂回棺”，历城、瑕丘相距不远，却未能合葬，可知能元皓曾一度兼领的齐州亦不在唐廷手中。[92]卫思九墓志中的上元年号透露了在河南战场最困顿的时候，作为安禄山旧臣能元皓的尽忠与坚守。最终这份坚守迎来战场的转机，次年建寅月，“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于青州北渡河而会田神功、能元皓于兖州”[93]，平卢军主力的渡海而来，大大增强了唐军在河南战场上的实力。[94]

如果说伴随着唐、燕两个政权的攻守易势，墓志所呈现的是年号的频繁改易以及死于乱离中士人的匆匆落葬，那么在安史统治两京的岁月中，构成出土墓志主体的中下层士人的面貌又是如何。尽管在墓志这种格式化的文体中，中下层墓志的行文往往更缺乏个性，使得这一群体面目模糊，难以把握，但仍有些许可供窥测的缝隙。目前所见有完整卒年、葬年资料的行用安史年号墓志有48方[95]，其中去世与安葬间隔少于一个月者有15方，占据了近三分之一，这大约与一般的印象相符契，乱离期间，诸事潦草，不得不匆匆落葬。[96]但同时呈现的也有一个与之相悖的现象，即在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卒、葬年间隔很长的并不少见，其中相隔5年以上者亦有5方。其中间隔最久的贺兰君妻豆卢氏，卒于载初元年，至圣武二年曾孙迁葬谋划祔葬时，时间已过去了近70年。因此，确实不少人依然选择在战乱中完成迁延已久的葬事，这与一般的印象恐稍有距离。

既往学者已注意到安史之乱平定后，在动乱中避地江淮的士人纷纷筹措资金、卜定吉期，克服种种阻隔而将在乱中故去的亲人归葬两京，形成了一股浪潮。[97]第二章曾提到过李粲的经历便是其中典型：

公晚娶又出，诸子无子，遭厥寇难，彷徨旅次。闻从子吏于南陵，溯流从之，期年少安。洎关右克复，而河洛犹梗。每登高北向，极目乡思。曰：悠哉悠哉，曷月余旋归哉？因遘疾而卒，年亦暮矣。公有长姬，临没，以橐中装数百金谓之曰：谨守此，洛阳无事，葬我于先人之茔，一棺之外，尽以与汝。时中表阻远，而季弟左宦，亡殡江州。有子犹毁，来窆我于金坛之下。次我又逝，神之为旅十年矣。己酉岁，公之甥为御史大夫，理扬州。乃心载悲，竭俸以葬，归于东周。公犹子惟城洎侄孙廷尉评琰实主之。七月癸未，宁神于洛阳北山先大夫之茔次，礼也。[98]

安史乱前，李粲官至濮州刺史，乱起后弃官南奔，乏人依附，不得不托庇于从子[99]，常有故国之思，最终郁郁而卒。李粲因晚娶而无子嗣，季弟又遭远谪，虽不乏财力，却无亲朋替他经营迁葬。直到大历四年，因其甥韦元甫出镇扬州[100]，积极推动，最终才在其侄李惟城、侄孙李琰的主持下得以返葬洛阳。这样的事例很多，直到贞元中，仍有不少士大夫汲汲于此，不但包括出身名门显宦者，更不乏普通士人罄家竭力的身影：“天宝末，属国步艰难，版舆江介，云阳避地，殃衅所钟，二纪于兹，中间多故，岁月遄迈，奄至兹辰。今罄其有无，选以时日，宅兆既近，玄堂启扉。”[101]

同样我们也能读到不少在安史乱中，因战乱无法归葬，无奈权厝异乡的志文。如严亢、严房先后于天宝十二载（753）四月、十三载九月卒于江表，“属中原未平，乡路修阻，羁魂□□，返葬何期”[102]，兄弟两人一同被潦草地权葬于丹徒。即使去世于两京者，也有因战乱导致葬事迁延者，如李从偃天宝十五载四月卒于长安青龙佛寺，因乱权窆京师，直到大历十三年十一月，才最终得以迁祔于河南府偃师县亳邑乡凌仙原之旧茔。[103]但总体而言，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逝者，或有亲属子胤不辞辛劳地将其迁葬祖茔，即使权厝于异乡者，至少亦埋下墓志存录生平事迹，以防陵谷变迁，而死于乱离中的普通民众恐怕并无这样的幸运。广德元年有一方特别的义葬墓志，时任北海县令的宋公，早年大约曾隶广平王及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麾下，在代宗继位之后，出资收敛在战乱中身亡的将士及民众：

睹邑里之破坏，见枯骸之狼藉，亲收葬焉……属秋有赦，复令埋祭。宋公先举，悬合天心，父母之恩，孰能如此。其致墓也，选高固于县城之南，建大墓于营丘之北，东临白水，西枕青山。灵柩既多，男女合杂，各归房户，共为一墓。衣冠服饰车马牛羊什物器玩，悉宋公之自费，无赋于他人。以广德元年岁次癸卯十一月庚子朔廿五日甲子葬事毕矣。[104]

志文中提及的“属秋有赦”，系指宝应二年（763）七月上尊号“宝应元圣文武皇帝”，改元广德，大赦天下，除了赦书常规的内容之外，还特别宽宥“其安禄山、史朝义亲族应在诸道一切原免，并无所问”[105]。宋公敛葬死于战乱无辜吏民的义举，当系奉大赦诏书之意行事，亦是大乱之后恢复秩序、安定民心的有效措施。[106]

因此，在动乱导致葬事或潦草或迁延的大背景下，选择在战火正炽时将过世已久的亲人迁葬或合祔，无疑显得有些突兀。从志文中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些迁延已久的葬事之所以能够在安史之乱中被提上议事日程，或与志主后胤仕宦于新政权，从而具备了举办葬事的能力有关。[107]例如张义琛，其祖张后胤初唐官至国子祭酒，赠礼部侍郎，陪葬昭陵。[108]尽管出身唐初功臣家族，但至盛唐家道已中衰，张律师、张义琛父子皆仅仕至州司马，张义琛开元十八年（730）卒于楚州司马任上后，过了近三十年仍无法与妻子孙氏合祔，志文中提及“嗣子燕右金吾胄曹曰澄，未遑宅兆，中年弃世”，推想其子张澄大约因仕燕，重振家道，才得以有能力筹划完成葬事[109]，但仍未及举行便告去世。最终完成葬事的使命落在其孙身上，“□□□以未冠之年，当杖苴之日，方备于□君□□□□仪式及于王父”，张义琛、张澄同时安葬，葬礼举行的圣武二年十月十六日，郭子仪统帅的大军已经兵临洛阳城下，正是在这一天安庆绪弃守洛阳、出奔相州，为这场一波三折的葬事画上了惊险的句号。借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安史之乱造成了巨大的动**，同时也给不少人制造了脱离原有社会阶层的机遇。如上文提及的段喜妻常氏墓志，段喜因子仕燕而获褒赠，推测其妻常氏“河内郡君”的诰封亦如是。另一个例子是曹君及妻康氏墓志，从姓氏推测曹君夫妇可能出自昭武九姓，但曹君本人中年出家，僧腊30余年，去世已有86岁高龄，早无预世情，但因其“嗣子彦瓌，卓立杰出，挺生天姿。宿昔龙潜，早预纪纲之仆；今承凤诏，忽如环列之尹”，意外获得了一场风光的葬礼。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例子是唐恕墓志，许州扶沟县丞唐恕因为坐堂侄唐晙之累而遭远贬，唐晙系初唐功臣唐俭曾孙，娶太平公主女，先天政变中为玄宗所诛[110]，唐恕开元五年（717）七月死于永州贬所，起先“赖季弟愿自永阳輤葬造洛殡于鼎门外”。或因初葬较为潦草，至圣武二年三月重葬于龙门北张村，这次主持葬事的是唐恕妻族，妻侄贺兰广起到了关键作用，“广思大人先志及姑在堂，初惧兵车未宁，又喜日时之吉”，尽管志文将为何选择在动乱中举行迁延已久重葬的原因解释为“择时”[111]，但贺兰广燕福昌尉的身份或许也为新卜葬地提供了帮助。[112]当然“择时”本身确实也是时人选择葬礼时间的重要依据[113]，分别去世于开元二十三年及天宝十载（751）的李庭训、崔上真夫妇，“嗣子仙裔，相州参军。顷兵革不息，避地江干，长女二娘、幼女九娘在都，属其年大通，日夜号诉，良婿兴恸，是卜是营”。尽管嗣子李仙裔当时避地南方，并未在洛阳，但因吉时难逢，不得不在女儿、女婿的主持下于顺天二年十一月完成合祔。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因陷伪遭贬为台州司户的郑虔，卒于台州后筹备迁葬回洛时，家属亦面临类似的选择：“昨以询于长老，卜于龟筮，得以今年协从是礼。长女、次女相谓曰：吾等虽伯仲未集，而吉岁罕逢，今誓将毕乎大事。于是自江涉淮，逾河达洛，万里扶持，归于故乡。”为赶在卜定的吉时落葬，即使兄弟未能齐聚，也在女儿们的主导下完成了葬事。[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