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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前此天宝初，玄宗皇帝创开甲第，宠锡燕戎。无何，贪狼睢盱，豮豕唐突。亦既枭戮，将为污潴。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作洞宫，谥曰回元。乃范真容，以据正殿，即太一天尊之座，其分身欤。[119]

肃宗在回元观塑造老子真容的举动，大约不无厌胜之意，借助政治空间的重构，宣示了与安禄山的决裂。另一方面，检索史籍，亦不难注意到，在安禄山叛乱后，唐代官方文献及稍后编纂的实录、国史中已固定地将安史称为“逆胡”[120]，这一蔑称具有官定的色彩。这些举措的推行无疑都有彰显唐、燕两个政权之间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的意图，这种对立同时也成为现代史家理解安史之乱的重要起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大都是在安史之乱后才渐次生成的，从行用安史年号墓志透露出的信息来看，起初并非如此。

在安史治下的洛阳，原有士大夫的人际网络依然得以维持，唐室忠烈与安燕新贵之间并没有那么壁垒分明。如上文提及的因参与河北诸郡起义而被杀的司马垂，死后家徒四壁，“公前后秩俸给孀孤吉凶之费，余悉为舅氏塞债。及启手足，笥无具制，厨无盈炊”，赖旧友燕御史中丞独孤问俗的襄助才得以顺利下葬，“御史中丞独孤问俗，公所亲重。经营丧事，归葬河南府”，可见虽分属两个阵营，并未伤及私谊。[121]同样，李华作为安史政权的中书舍人，亦不避忌先后为司马垂、姚辟两位唐之忠烈撰写墓志，并盛赞因密谋反抗安禄山而被杀的姚辟是“危不忘本，死不逃法”的仁义之士。姚辟虽因反对安禄山而被杀，并连及家族，但最终仍被允许收敛安葬，“圣武二年有诏：原前后坐法者，仍许收葬”，透露出政治气氛仍有放松的时候，而为其操办丧事的“君之故人殿中侍御史彭城刘为幹等数人”，恐怕也是陷伪的唐旧臣。[122]事实上，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安禄山攻陷两京之后，有大量唐旧臣陷伪，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显贵，时称“为贼所污者半天下”[123]。尽管这些唐旧臣并未真正跻身燕政权的决策核心，但如陈希烈、达奚珣之辈皆被授予高位，安禄山无疑也乐意利用这些玄宗朝的名臣显宦来装点门面、邀买人心。在此背景下，两个政权的文臣群体实有相当的延续性，原有社会网络也依然得以运转如常。因此，本章借助墓志所透露出的零散信息对士人心态的索隐，所勾勒安史治下两京社会的“变”与“不变”，也应当放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来加以理解。

表一行用安史年号墓志出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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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8页。

[2]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见《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第259～277页。后冻国栋又以卢涚墓志为个案进一步申论了其观点，参见《读〈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涚）墓志序〉书后》，见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203～208页。另查屏球也曾借助行用安史伪号墓志探讨乱中的士人心态，参见《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384页。

[3]墓志的基本信息及出处详见章后附表一，为行文省便，本章引述表中墓志，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4]其中最重要的是安禄山谋主严庄之父严复、弟严希庄墓志，相关研究可参见本书第一章。

[5]《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一，第38页。

[6]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见《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第266～268页。

[7]《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李邕传》，第5043页。

[8]传统的金石学颇重视对金石例的讨论与概括，这点在现代学术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承继。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有将括例与考释相结合，才能更准确地解读石刻文本。参见叶国良：《石学蠡探》序，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9]例如前引宋微墓志云“至德之初，王室多故”，仍以称唐为“王室”，但后文又云“□大燕创业、楚才晋用”，可知前文的“王室”不过习惯而已，并无深意。又如下文提及朱泚时的石暎墓志，虽用干支纪年暗示了志主心怀唐室，但志文中却称唐为“前朝”，亦是墓志书写习惯之一例。

[10]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的具体时间并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折中各家之说，认为当在六月十六日或十七日之后（第6979页）。

[11]呼啸：《新发现大燕〈赵府君墓志铭〉浅析》，见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9～36页。

[12]如下文所论述的那样，在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与赵嗣宗墓志类似，志题书燕国号，后面所署官位为唐所授者，颇为常见。

[13]赵嗣宗墓志志盖篆“大燕故赵府君墓志铭”。

[14]《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第3591页；另参殷亮：《颜鲁公行状》，《颜鲁公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15]《全唐文补编》，第2280～2281页。相关考释可参周铮：《司马垂墓志考证》，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第118～125页。但本文所论及的问题或与周文不同，或周文未涉及，读者自可参看。

[16]《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3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05～7006页。

[17]殷亮：《颜鲁公行状》，《颜鲁公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18]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并不见载于《旧唐书·颜真卿传》，《新唐书·颜真卿传》《资治通鉴》皆据《行状》补入。

[19]起先无疑玄宗更具有正统性，如玄宗入蜀途中于七月丁卯下制，部署平叛事，“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稳定了四方人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3～6984页）。玄宗入蜀，获悉肃宗自立，乃于八月丁酉下诏逊位，但从成都出发的韦见素、房琯等至九月丙子才赍册书及传国宝至，正式宣布此事，河北义军未必能及时获悉。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2、244页。

[20]《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引《张中丞传》，第6989页。

[21]如困居长安的杜甫《哀王孙》云，“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杜甫集校注》，第207～208页），知杜甫在贼中仍能获得唐廷方面的消息。由于诗中有“已经百日窜荆棘”一句，历代注家多将此事系于至德元载九月，谢思炜认为当作于回纥援兵消息至后。

[22]与司马垂兄弟墓志情况类似的是杨涛墓志。从志文来看，曾任安东大都护府户曹参军兼平卢军司马的杨涛当系唐之纯臣，墓志对杨涛的卒年语焉不详，推测其可能参与了平卢军反对安禄山的起兵而被杀。志盖题“杨公墓志”，志题署“太子家令杨公铭并叙”，皆未署国号，不知是否有深意存焉，但志文仍使用了安史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