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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3页）

[57]根据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哀册，称之为“昭武皇帝”（《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载《文物》1991年第9期，第30页）。对于“昭武”之称的含义，学者意见分歧，袁进京《唐史思明玉册试释》认为表现了粟特人的身份认同（见于炳文编：《跋涉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55～256页）；陈尚君则怀疑“昭武”模仿的是十六国后燕慕容熙的谥号，如果后一种推测可以成立，倒是为史思明集团的“后燕”认同提供了证据，参见《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见《贞石诠唐》，第54页。

[58]志文提及其子令望为奉谏郎行光禄寺丞上柱国赐绯鱼袋仍中书驱使，从其任官来看，当具文才，这也为志文存微言大义提供了一旁证。

[59]安史一方亦制作或利用关于“燕”的谣谶，如“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尽管姚汝能将其解释为“毡上一贯钱者，言禄山只得一千日”，但这只不过是安史之乱平定后解释的转义。安禄山云“才入洛阳，瑞雪盈尺”，明显是将此视为燕兴起的祥瑞。

[60]《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作“大圣周王”，第6430页。检《太平御览》卷一一二引《唐书》《旧唐书·史思明传》皆作“大圣燕王”，知《新唐书》误。

[61]或许我们也因此能够理解史思明命官稷一撰写的安禄山、安庆绪墓志，并没有用代表皇帝的玉册之礼，是出于对前朝有所贬损。同样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随葬的也是墓志而非玉册。但在史思明墓中发现了玉册，相关考古信息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载《文物》1991年第9期，第28～39页。

[62]《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至德001，第670页。

[63]时官爵猥滥，“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24页）。

[64]《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91页；《周书》卷二七《蔡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43页。

[65]弥姐显明造像碑、弥姐后德造像碑，拓本及释文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编：《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15、24～43页。

[66]弥姐亮虽系蕃人，但父、祖皆未仕宦，应当并不是蕃部中的豪酋，对其地位不宜估计过高，且乱中“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24页）。

[67]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68]《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7页。

[69]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葬日系事先卜定，墓志在落葬前也已刻成，并非完全的实录。另值得一提的是赵怀琎墓志，目前各书皆系于至德二载九月，但墓志中实未出现至德年号，志文云赵怀琎“以天宝十五载三月四日归化于西都静恭之私第”，“明年九月季旬之二日，合祔于北邙原”，赵怀琎恰好是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从长安归葬洛阳。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是年十月，洛阳发现的墓志仍一律行用圣武年号，而此方墓志右上部残损，已不见志题，颇疑此志当题燕国号。拓本刊《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07页。

[70]《旧唐书》卷一九一《明崇俨传》，第5097页。

[71]明希晋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至德002，第1731页。

[72]王元妻元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752页。

[73]辛庭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74]叶昌炽对此类现象曾有概括：“又若闰朝僭号，讳于纳土之余，吴越钱氏诸碑有建元者，宋初纳土后皆毁去。所毁经幢尤多。叛镇纪年，削自收京以后。悯忠寺宝塔颂，史思明纪年皆磨去，重刊唐号。”（《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九，第532页）正是由于石刻具有景观效应，于是碑刻的建造、破坏、重建乃至改刻往往透露出政治风向的变化，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四、五章。学者指出在青铜器上便已出现类似的情况，参见来国龙：《记忆的惩罚：春秋时期铜器上有意磨毁改刻的铭文》，见朱渊清、汪涛编：《文本·图像·记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44页。

[75]之前学者多指出史思明于至德二载十二月归唐，故碑刻十一月误，《金石萃编》卷九一汇录了诸家意见（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但做进一步考察的话，《旧唐书·肃宗纪》记十二月己丑，史思明归唐。按十二月甲辰朔，无己丑，故《新唐书·肃宗纪》改为乙丑，《资治通鉴》从之，其实至德二载十一月乙亥朔，十五日恰为己丑，若此史思明归唐的时间，实录系错月份的可能性更大。

[76]《金石萃编》卷九一引《庚子销夏记》等皆已注意到碑文所记肃宗“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的尊号是在至德三载正月才上的，并非当时实录（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1页）。

[77]悯忠寺宝塔颂的拓本见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较为细致的研究可参见尤李：《〈悯忠寺宝塔颂〉考释》，载《文史》2009年第4辑，第107～132页。

[78]彭文峰：《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见《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第438页。

[79]《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04～107页。

[80]《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元008，第680页。

[81]《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7页。

[82]李百勤编：《河东出土墓志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83]除此之外，查屏球曾指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1所收张备妻李三娘墓志（第682页），云其上元元年十一月葬于洛阳，在史思明治下仍有用李唐年号者。按检核墓志，不难注意到张备卒于永徽元年，李三娘卒于上元元年，此系高宗所用上元年号，非肃宗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系年有误。（《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83页）

[84]贾君墓志、盖，刊大同市考古所：《山西大同西北郊五代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16年第4期，第26～31页。墓志仅刻志题，考古报告认为其为五代刘守光行用燕国号的墓志。刘未《贾府君墓》一文指出刘守光控制的范围未曾至大同，而且墓的形制及出土文物（彩绘陶罐、铜镜等）的组合反映的是天宝年间样式，当定为行用安史年号墓志（“鸡冠壶”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29日），今从之。

[85]《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第1386～1387页。

[86]关于高秀岩之前的经历，只知其曾隶于哥舒翰麾下，参与攻克吐蕃石堡城之役，似非安禄山旧部（《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第3213页）。清代金石学家曾著录《渤海郡王高秀岩墓碑》，如武亿：《授堂遗书》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据同治《稷山县志》辑出，并考订其系伪托（第729页）。

[87]《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

[88]《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6417页。

[89]《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4、7048页；《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79页。

[90]卫思九墓志，《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墓志卷》，青岛，青岛出版社，济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初步讨论见樊英民：《山东兖州的四件唐代碑志》，《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0～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