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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2页）

[23]这两方墓志拓片刊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页。

[24]这两方之外，葬于大历元年十二月的辛庭，墓志中也提及了“天成”年号，只不过在“天成”前加一伪字，参见《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25]《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

[26]《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41页。

[27]这种案例在唐代墓志中并不仅见于安史时，如石暎墓志，《唐文拾遗》卷四七，《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页。由于志盖篆大汉，用干支纪年，之前学者多误以为是北汉墓志，柯昌泗指出系兴元二年朱泚之乱时葬于长安的墓志，故用干支纪年以寄意。参见《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一，第38页。

[28]《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390～391页。按苏颛未出仕，所谓百石君，盖指寓居汝南，“夏课丝千两，冬入粟百石以自奉……汝封人共号百石君”。

[29]另外两个可注意的例子是赵留四墓志及袁恒墓志。赵留四天宝十四载六月卒于邺，至次年二月安葬时，安禄山已称帝建元，志题作“大唐故处士赵府君墓志铭并序”，并云“即以度载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迁厝”，避免使用圣武年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114，第665页）。袁恒为名臣袁仁敬之子，天宝十四载夏卒于晋陵，次年四月迁葬洛阳，用“翌岁”回避了年号问题，志盖篆“故袁公墓志铭”，志题作“故晋陵郡晋陵县令袁府君墓志铭”，未书国号（拓本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829页）。

[30]除了上文论及的宋微墓志，类似例子尚有封安立墓志。

[31]新近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凃宗呈：《洛阳万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6～140页。可惜除姚懿墓系考古发掘，其余皆盗掘出土，损失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32]姚勖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06～607页。

[33]相关考释参见张明：《唐〈姚辟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63～268页。

[34]姚伾墓志记“以圣武二年□月廿日，陪葬于先茔之西北三百步，礼也”，月份恰好漶漫，而姚辟葬于是年四月廿日，日期与姚伾同，推断所缺者盖“四”字。

[35]姚辟墓志志盖题“姚府君墓志铭”，亦未书国号。

[36]《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第5776页）。

[37]《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1～6422页。

[38]《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2页。

[39]《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9页。

[40]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7～44页。

[41]除此之外，房山石经中也有圣武二年三月题记，但未见用载初年号者，参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42]其中尚需辨析的是贺兰君妻豆卢氏墓志，此志志文简短，仅数十字：“载初元年九月十四日，故泽州录事参军贺兰府君夫人豆卢氏墓。圣武二年二月十八日，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已俟他岁，求于良圣记。”前揭冻国栋文对此志有详细讨论，认为此志两处提及安史伪号，并将“将举大事”推测为结众抗击安禄山，似对文意有所误读。按志文所谓“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是指试图将贺兰府君及妻豆卢氏合葬而未果，因此文中的载初，是武后所用的年号，系豆卢氏初葬的年份，与安史无涉。

[43]查屏球已指出了这点，参见《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79～380页。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由于安禄山于圣武二年正月被杀，若安庆绪遵循逾年改元之义，则要至次年才改元载初，但至十月唐军便收复洛阳，安庆绪出奔相州，载初年号或曾颁布，但未及行用。

[44]《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2页。

[45]《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5页。但《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庆绪传》云，“二月，肃宗南幸凤翔郡，始知禄山死”（第5372页），则唐廷较晚才获悉此事。

[46]《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8页。

[47]《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48]《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云其长庆初“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知安禄山墓在范阳，此是史思明招魂葬后建造的坟茔（第3611页）。

[49]直到至德二载十月唐军兵临城下之际，安庆绪仍为严庄之父严复、弟严希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50]《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6418页），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30页）。按《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云“贼窃号燕国，立年圣武”（第5371页）。

[51]冻国栋《读〈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涚）墓志序〉书后》一文受此误导，将卢涚墓志中“大燕元年正月廿七日”理解为顺天元年，恐不确（第205页）。事实上，细绎墓志中“属天地草创，家国未宁，公以忠信自持，回避无顾”等略显含糊的描述，可以推测圣武元年正月死于魏州官舍的卢涚更有可能是因为仕伪，被颜杲卿领导的义军所杀。

[52]《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110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明确记载安禄山所建国号即为“大燕”（第6958页）。

[53]李碧妍指出与安禄山不同，史思明称帝后，急于举行郊天大典，有一系列整备礼制的计划，崇重佛教，军队中也不再以蕃将占据主导，显示出了较强的汉化倾向（《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86～289页）。另本书第二章对前后燕之间在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化也有论述。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前燕政权的政治中心在洛阳，因此如严复等皆自河北归葬于此，而史思明虽亦控制洛阳，但死后却归葬范阳，其“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30页），似仍以范阳为根本。

[54]由于志文中未出现年号，仅志题署“大燕”国号，《唐代墓志汇编》将其系于安禄山时。彭文峰《〈大燕赠右赞善大夫段夫人河内郡君温城常氏墓志铭并序〉系年考论》已注意到志文中“前燕”一词，将其系于顺天中（《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第416～419页），大致可从，更稳妥的办法是将墓志系于后燕。

[55]《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

[56]按宋微是在史思明攻占洛阳后陷伪的，故所谓“大燕创业”，只能是后燕而非前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