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四政治默契的形成（第1页）

四、政治默契的形成

藩镇割据一直被视为中晚唐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天宝十节度是有意的政治规划，那么随着安史之乱的蔓延，遍置于内地的藩镇则是时势的产物，其兴置多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即使河朔三镇也不例外。因此所谓藩镇割据的局面绝非一个静态对峙的画面，而是渐次形成的动态过程，并随着中央和藩镇两方政治实力的消长而不断变易。如果说唐前期的皇权是均质的，除羁縻府州外，唐王朝对于各州郡有着大致同等的控制力，那么安史乱后随着具有自利取向藩镇及节帅的崛起，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受到了挑战[168]，这种局面无论对于唐廷还是藩镇而言都是全新的。唐王朝最初试图重建统一，而藩镇也不愿意轻易让渡因安史之乱获取的地盘及利益，于是双方关系不得不依据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重新来加以定义，这种“界定”不免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进行。其实，当时不但中央与藩镇关系是不稳定的，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关系同样亦不稳定[169]，田承嗣分割相卫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而在代宗、德宗两朝，不但中央与藩镇之间多有征战，藩镇之间的冲突亦不稀见。元和中兴的成功大半缘于田弘正的主动归附，改变了河朔与中央的力量对比，但无论唐宪宗还是田弘正，都无力改变河朔的政治结构，更遑论动摇藩镇这一地方层级的存在，因此唐廷对于河朔的重新控制难免沦为昙花一现，但长期的战争亦使得双方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力量的边界与相互间的行动逻辑。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的形成，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战与和，逐步达成的妥协。[170]以下举魏博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政治惯例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

伏准国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亲王遥统节度事，或逾数月而后，方降恩命。[171]

节度使自相承袭是河朔故事的核心，但对唐廷而言，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公开挑战，也是安史乱后双方战争不已的关键所在。但当唐廷无奈默认了这一故事之后，双方便有了形成新的政治惯例的可能：由朝廷先除亲王遥领[172]，数月后才授节钺于藩镇自行推举的继任者，既保全了河朔故事的实质，又成功维系了朝廷的体面，政治的“实践”与“表达”之间的紧张得到了缓解。

永泰元年七月，以郑王邈为开府仪同三司，充平卢淄青节度度支营田等大使。先是，平卢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为副将李怀玉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请罪。特诏赦希逸罪，乃以郑王邈为大使，令怀玉权知留后，姑务息人也。[173]

贞元七年，（张）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謜为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使；以昇云为定州刺史，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节度观察留后，仍赐名茂昭。九年正月，授节度使，累迁检校仆射、司空。[174]

事实上，这种借助于“遥领”来装点藩镇自相承袭实质的政治表演，并不局限于魏博，也非最早出现在魏博。这一故事的形成本身就是唐廷与藩镇博弈的结果：

朝廷不获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帅、黄门侍郞、同平章事王缙为幽州节度使，授（朱）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诏缙赴镇，希彩闻缙之来，搜选卒伍，大陈戎备以逆之。缙晏然建旌节，而希彩迎谒甚恭。缙知终不可制，劳军旬日而还。寻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节度留后。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幽州卢龙军节度使。[175]

大历三年六月，朱希彩杀李怀仙自立，这是安史乱后河朔藩镇节帅的第一次更替，此举不但遭唐廷侧目，甚至亦为河朔内部所不容，“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怀仙世旧，无辜覆族，遣将率众讨之”[176]。朝廷虽无力讨伐，但并未立刻承认现实，而是正授王缙节钺，仅以朱希彩为副使、权知军州事。唐廷最初并不以遥领为满足，王缙尝试前往幽州赴任，不料碰了一个软钉子而还，无奈由“实”变“虚”，闰六月以朱希彩为留后，至十一月即真。[177]这一偶然事件成为故事的起源，之后类似的“遥领”在唐廷与藩镇的角力中反复出现，最终演变成一种公开的“默契”[178]，“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179]。而如本书第六、七章将要讨论的，对这些政治惯例不同的认知与实践，成为我们窥测唐与藩镇关系的晴雨表。

如果说“遥领”默契涉及的无疑是唐廷与河朔间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一惯例的形成与运作显示出中唐以后，双方已有成熟而稳定的沟通渠道及相当的政治互信。以下所举元和四年的一个小事件则透露出这种政治信任是如何长期积累的：

诏（吐突）承璀还师，路出于魏。魏将田季安屈强不顺，亦内与（王）承宗合。承璀不敢以兵出其境，请由夷仪岭趋太原而来。上以王师迂道而过，是有畏于魏也，何以示天下。计未出，公使来京师，上召对以问之。公曰：非独不可以示天下，且魏军心亦不安，而阴结愈固矣。臣愿假天威，将本使命谕季安，使以壶浆迎师。上喜，即日遣之，驻承璀军以须。公乃将袁命至魏，语季安以君臣之礼，陈王师过郊之仪。季安伏其义，且请公告承璀无疑，师遂南辕。[180]

在此之前不久，吐突承璀刚设计擒下卢从史，帮助唐廷重新控制了昭义军，因此当其欲假道与成德叛军暗地勾结的魏博时，难免让人有假途灭虢的怀疑。另一方面，唐廷亦担心遭到魏军的袭击，若迂道太原，不但有失朝廷颜面，亦使得双方的矛盾暴露于天下。因而柏元封自告奋勇出使魏博，斡旋其间，最终达成了默契，使得唐廷与魏博得以各取所需，至少维持了表面上的君臣合作。这一斡旋的成功，无疑增进了此前互相猜忌双方间的信任。事实上，唐廷与藩镇之间从冲突到稳定关系的形成背后仰赖于无数这样小的政治默契的积累，而如何看待这些非制度性的、不成文惯例及其背后运作的政治规则，将成为学者探索中晚唐历史重要的“知识符码”。

附表田氏魏博时代祠堂、碑刻一览表

[1]尽管中古史研究早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但各国学者根据自身的学术传统所选择、关怀的论题多少仍有“区域特征”，讨论的对象尽管都是中国，提问的出发点则往往受制于学者所在国当时流行的理论及本国史研究中的经验。就笔者粗浅的观察，即使以对中古史研究范围广泛而深入著称的日本汉学，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研究的论文也不多见，而日本学者的政治史研究重点并不在于辨析具体的事件，更多关心的是政治变化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构造、时代分期。中国学者则似乎对于事件本身着墨更多，这多少承续了传统读书人读史的趣味。

[2]胡宝国曾评价田余庆的研究有“细节的嗜好”（《读〈东晋门阀政治〉》，见《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稍可引申的是陈寅恪、田余庆等学者对于历史细节的详密考订，往往是为申说其对时代构造的整体性理解服务的，并不是单纯的细节偏好；关注事件，但更关怀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结构。对于具体事件的精妙考证，不自觉地强化了其所揭橥时代特质的说服力，或是这些著作读之引人入胜，超越时流的关键所在。

[3]如果说前辈学者尚能自信历史学家的天职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的事实，那么对成长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年轻一代来说，一方面面临着展现更加精致而规范性学术的自觉与压力，另一方面则对历史的真相是否可以“抵达”并没有那么自信。

[4]较早在史学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用以分疏法律的实际运作与官方表述及条文之间的巨大落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笔者虽受此启发，但对于“实践”与“表达”的界定与之有所不同，望读者留意。

[5]作为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藩镇，关于魏博的个案研究并不少见，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便可举出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见《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49～417页；对于魏博牙军构造的研究，则有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85～648页；渡辺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96～139页），通过对成德与魏博的比较，指出牙军在魏博政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新近的综合性讨论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13～335页。尽管表面看上去已题无剩义，但正如本章所欲揭示的那样，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与细读，在更加微观的研究尺度下，仍有可能大大丰富我们对于魏博内部与外部的认识。

[6]或许有人会认为古代民众对于高层政治的变化并不甚敏感且所知甚少，但侯旭东已依据北朝造像记材料指出，除了皇帝、文武百僚外，执掌国柄的权臣宇文泰（大丞相）、高澄（大丞相）、宇文护（晋国公、大冢宰）都会成为民众祝福的对象，显示出对朝廷权力结构变化的清晰认知。参见《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75～285页。

[7]古人的世界中虽没有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但烦琐的礼仪典章无疑是在官僚阶层中将尊卑差序加以视觉化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竖立于全国各地的德政、纪功之碑乃至于避讳更名、皇帝诞节、国忌行香等手段都使得一般的庶民得以感知皇帝权威的存在。

[8]值得注意的是石刻的景观效应或许比文辞更早受到重视，而且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被使用，《魏书》中的两个例子值得玩味，卷一《序记》云：“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第5页）卷二四《张衮传》：“又从破贺讷，遂命群官登勿居山，游宴终日。从官及诸部大人请聚石为峰，以记功德，命衮为文。”（第613页）尽管这两个例子都旁及立碑，但“累石为亭”“聚石为峰”恐怕才是草原上的习惯。因此，游牧人并不缺乏建立纪念性石刻的传统，但将石刻景观与典雅的文词相结合，无疑是复杂政治体发育后的产物。

[9]卢建荣在《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一书中对田氏家族的几方碑志有简略的讨论，但资料收集仍欠完备（台北，时英出版社，2007年）。

[10]对此当时人便已有充分认识，元稹《招讨镇州制》云：“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之众，归于朝廷，开先帝之雄图，变河朔之旧俗。”（《元稹集校注》，第1022页）

[11]关于刘辟、李锜之乱的平定及宪宗继位之初藩镇政策的转向，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两文有精彩而细腻的分析（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9～86页）。

[12]秦中亮、陈勇《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一文对成德之役有所讨论。（载《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30～132页）

[13]张遵墓志透露了成德内部围绕此事产生的矛盾，最终主张归顺唐廷的张遵借为母归葬洛阳的机会归阙，而其滞留在镇州的家属一度被扣为人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1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第7663～7665页。事实上，宪宗在精疲力竭后，仍不得不与成德妥协，承认河朔故事，并采取怀柔的举措。如宪宗本因王承宗之叛，不欲赐王士真谥号，但在冯宿的规谏下，最终仍加以美谥（《旧唐书》卷一六八《冯宿传》，第4389页）。

[15]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中便指出：“弘正籍其军之众与六州之人还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诸州，故得用为帅。”（《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827页）而元稹《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从反面胪列了河朔故事的主要内容：“公乃献地图，编口籍，修职贡，上吏员。凡魏之废置，不关于有司者悉罢，军司马已下，皆请命于廷。”（《元稹集校注》，第1316页）

[16]《册府元龟》卷三七四，第4451页。我们不难找到田弘正积极将唐廷官吏引入魏博，协助其控制局势的案例，如上请朝廷除节度副使，“田弘正以魏博内属，请除副贰，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副使，仍兼左庶子”（《旧唐书》卷一六三《胡证传》，第4259页），另下文所引韩愈《答魏博田弘正仆射书》中提及“尝承仆射眷私，猥辱荐闻，待之上介，事虽不允，受赐实多”，似田弘正曾有意荐举韩愈为节度副使，而韩、胡二人分别是《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撰者与书丹者，恐非巧合；又如“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宪为从事，授卫州刺史”（《旧唐书》卷一三三《李宪传》，第3685页）；又辟杨巨源为掌书记，按韩愈《答魏博田弘正仆射书》中提及的杨书记，沈钦韩考其为杨巨源（《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959页）。

[17]《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6页。王夫之则认为：“田弘正之输忱于王室，非忠贞之果挚也，畏众之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读通鉴论》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6页）但无论如何，田弘正的归附改变了唐廷与河北之间的实力对比。

[18]杜牧《罪言》对魏博的地理区位及其重要性有简要的归纳：“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故魏在山东最重。”（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34页）

[19]《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7页。按此事当源出韩愈《唐故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2365页）。但韩弘为人、事功皆无可称，而韩愈与他关系近密，故韩弘在此事中的作用或有被夸大的嫌疑，参见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见《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第67～70页。

[20]李翱：《百官行状奏》，《李文公集》卷十，四部丛刊本。因为宪宗建中兴之业，在中晚唐备受推重，如《唐大诏令集》卷一《文宗即位册文》：“永惟高祖太宗之翦定隋乱，玄宗之浸渍利泽，宪宗之坚拔蠹孽。艰难险阻，勖乃负荷”，已将其与太宗、玄宗并提（第3页）。而武宗会昌元年三月，宰相李德裕、陈夷行、崔珙、李绅等奏：“宪宗皇帝有恢复中兴之功，请为百代不迁之庙。”（《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86页）

[21]《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6页。

[22]《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825页。

[23]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2～108页；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的私家庙祀》，《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5～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