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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刘广之乱与晚唐昭义军（第1页）

第六章刘广之乱与晚唐昭义军

一、李裔家世与高湜出镇昭义的背景

昭义军作为唐王朝防遏河朔三镇所设立的藩镇，由于其横跨太行山两麓的独特政区规划及重要的战略地位[1]，早已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研究的重点仍集中于辨析昭义军控遏河朔三镇的成效与武宗时平定刘稹之乱这两个议题。[2]对于会昌平叛成功之后晚唐昭义军的变迁，已有学者指出，在唐武宗平定刘稹后，昭义军的节度使改由文官出任，而且多不久任，朝廷控制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镇内动**不安，多次发生骄兵逐杀节帅事件，与前期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3]遗憾的是，由于武宗以后，实录修纂时断时续，晚唐昭义军的诸次兵乱不但记载寥落，而且舛乱不少，阻碍了学者进一步做细化研究。以本章讨论的刘广之乱为例，新旧《唐书》皆将其与中和元年（881）在昭义军发生的成麟驱逐高浔一事相混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辨明两事特意撰写了长篇考证：

《实录》：“泽潞牙将刘广据潞州叛，天井关戍将孟方立帅戍卒攻广，杀之，自称留后，仍移军额于邢州。初，高浔援京师，广帅师至阳平，谋为乱，不行，还据潞州，自称留后，用法严酷，三军畏之。方立乘虚袭杀焉。”又曰：“贬昭义节度使高浔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实录》又曰：“初，孟方立杀高浔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传》曰：“中和二年，为泽州天井关戍将，时黄巢犯关辅，州郡易帅有同博弈。先是，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方立见潞帅交代之际，乘其无备，率戍兵径入潞州，自称留后。”《新纪》：“八月，昭义军节度使高浔及黄巢战于石桥，败绩，十将成麟杀浔，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义军戍将孟方立杀成麟，自称留后。”《方立传》惟以成麟为成邻，余如《新纪》。按乾符二年《实录》，“十月，昭义军乱，逐节度使高湜，贬湜象州司户”。《柳玭传》云“贬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诏魏博韩简云“刘广逐帅擅权”云云。是广逐湜，擅据潞州也。《薛史·孟方立传》亦云沈询、高湜怠于军政，致有归秦、刘广之乱，是广乱在前也。《旧纪》：“九月，高浔牙将刘广擅还据潞州。是月，浔天井关戍将孟方立攻广，杀之，自称留后，贬浔端州刺史。”此盖《旧纪》误，《实录》因之。《薛史·方立传》曰：“见潞帅交代之际，帅兵入潞州。”不言何帅交代，若不逐帅，何能据州！事无所因，殊为疏略。《旧纪》恐是误以高湜事为高浔事。《实录》此云杀广，明年又云杀浔，自相违。新纪、传皆云成麟杀浔，方立斩麟，月日事实颇详，必有所出。今从之。[4]

据《通鉴考异》引文可知，两事在史源上已发生混淆，《实录》记载本身便自相抵牾，两《唐书》皆承《实录》之误。尽管经司马光的考订，初步厘清了两事的不同，但对刘广之乱的始末，温公亦未能检获更多的史料，仅于《资治通鉴》乾符二年（875）十月条下记：“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湜，自为留后。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5]其所据者，便是《通鉴考异》引及的乾符二年《实录》。

在此背景下，新出碑志对于研究晚唐昭义军的价值，便不再仅仅停留在作为传世文献附庸的补史、证史层面，而是成为重建史实的基本依据。近年，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刊布的李裔墓志便为廓清刘广之乱的前后因果提供了重要的史料[6]，本章以此方墓志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碑志，试图重新讨论晚唐昭义军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对唐代藩镇变乱模式提出进一步的分梳与解说。

李裔墓志长、宽各60厘米，39行，满行36字，兹先据拓本移录志文如下：

唐故随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赠尚书考功郎中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再从兄将仕郎前守尚书仓部员外郎钜撰」

朝请郎守监察御史黯书」

志主李裔虽不见于载籍，但家世显赫，出身宗室大郑王房，其父李福大和中进士及第，累历方镇，位至使相。李福兄李石更为当时名相，兄弟两人皆位极人臣，子孙荣显，门第清贵，为时人所称羡：

唐盛唐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7]

时又有三枝槐之说：

相国李福，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8]

这一系列传说的演绎流播，正反映出李石兄弟在当时的显贵。《剧谈录》云李福八子，及第者三人。《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其中六人，即就、扶、玩、黯、航、涪[9]，墓志云李裔为第三子，恰为失载者之一。而及第三人中，可考者仅李涪，《北梦琐言》卷九：“唐李涪尚书，福相之子，以《开元礼》及第。”[10]志文虽云李裔“自《何论》《毛氏诗》《左氏春秋》，莫不贯穿义理，穷讨旨奥，以至班马二史，开卷阅视，如素习者”，但其所擅长者大抵是明经、三史之科，而非考取进士所讲求的诗赋文章，故发现仲兄李扶屈于名场，久不售后，转而选择以门荫入仕，释褐河南府巩县尉。志文云“时相国在洛”，考李福事迹，其于咸通五年（864）自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任上出为西川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但至咸通七年（866）四月便因处置与南诏关系失当，为蛮所败，贬为蕲王傅、分司东都。李裔在巩县尉任上因勤政而受到卢携的赏识，并以从祖兄女妻之。卢携，《旧唐书》本传载其历官，“咸通中，入朝为右拾遗、殿中侍御史，累转员外郎中、长安县令、郑州刺史”[11]，未记曾宰洛阳。据《太平广记》引《闻奇录》，“后携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12]，则卢携在迁郑州刺史前，曾任洛阳县令，恰与志文所云“今分洛宾护相国卢公携时宰洛阳”相合。李裔墓志撰于乾符六年（879）闰十月，此时卢携身份为“今分洛宾护相国”，盖指他时以太子宾客衔分司东都，乾符六年五月“宰相郑畋、卢携争论于中书，词语不逊，俱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至是年十二月，复被招入长安为相[13]，亦与史文相合。

由于巩县尉任满之后需守选，中晚唐士人往往会选择转任幕职，作为仕进之阶[14]，身为公卿子弟的李裔无疑不缺少这方面的机遇。“白马杜尚书慆奏署幕职，未之任，拜秘书郎”，杜慆因在庞勋之乱中坚守泗州有功，咸通十一年（870）正月“以检校左散骑常侍、泗州刺史杜慆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15]，李裔滑州幕之辟当在此时，但他并未之任。

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17]

路岩击倒政敌刘瞻，放逐十司马事在咸通十一年九月，次月便下诏“以中书舍人高湜权知礼部贡举”[18]，而此次选举恰为路岩所操纵：

湜既知举，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即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寡，形于言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知之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数放焉。[19]

咸通十年（869）科举取士因受庞勋起兵的影响而暂停，故次年取进士四十人，较往年多出十人，但其中竟有十五人系路岩所托，高湜与路岩两人实互为狼狈，故其得典选举与之前中枢时局的变化无疑有着密切的关联。

高湜出镇昭义军的背景虽缺乏直接史料佐证，但略考当时中枢格局的演变，不难窥见政治气候的改易。咸通十二年（871）四月，路岩因与原来的政治盟友韦保衡失和，被外放为西川节度使[20]，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高湜的前途，其在以礼部侍郎典选之后，被擢为兵部侍郎、判度支[21]，从一个可能入相的位置被外放为藩镇节帅，多少蕴含了贬谪之意。另一方面，路岩在外放之初，亦未完全失宠，于咸通十四年（873）五月加兼中书令。七月懿宗去世，僖宗继位。九月，路岩仍循惯例与其他藩镇节帅一起获得加官，兼侍中，但至是年十一月，便被人检举有异图，徙为荆南节度使，十二月再贬新州刺史，并于次年正月长流儋州，赐自尽。几乎与此同时，咸通十四年九月，路岩曾经的盟友韦保衡被贬为贺州刺史，十月再贬崖州澄迈令，进而赐死[22]，而昔日的政敌刘瞻及高湘则被自贬所召回[23]。这一系列人事调整与高湜咸通十五年（874）春出镇昭义的时间非常接近。此外，从高湜子高彬的历官中，亦能窥见些许蹊跷，“未几，相国秉钧，遄加集贤殿大学士，遂奏授秘书郎、充修撰。咸通十五年春，尚书公出镇潞州，坚欲弃官侍行”[24]，此处相国指的是刘邺，其初受知于李德裕，懿宗朝依附韦保衡、路岩而致高位[25]，入相在咸通十三年（872）正月。[26]高彬见知于刘邺，盖是朋党援引之故。两年后，高彬却因其父外镇，欲辞官侍亲，虽未成行，不过此举在当时颇为罕见。[27]以上这些人事更迭都可以被视为僖宗登基后政治更新的一部分，但这一变化无疑不利于在懿宗晚年得势的高湜及其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