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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没的三十年 刘广之乱与会昌伐叛的善后（第1页）

三、隐没的三十年：刘广之乱与会昌伐叛的善后

尽管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高湜在昭义任上的前三年也算是过得风平浪静，直至乾符四年二月不意发生了刘广之乱，高湜遭乱兵驱逐，刘广自立为留后。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李裔墓志有较详尽的记录，稍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尤可贵者是保存了刘广的出身及起兵的号召：

始刘广不知何人也，来自蓟门，客于山北，常寓食将卒之家，有无良怙乱之徒，昌言于军伍中，云是刘稹之族。

志文提示我们刘广是以刘稹之后的身份进行政治动员，煽动起事，进而成功驱逐高湜。会昌三年（844），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刘稹袭位的请求，协调各怀顾望的藩镇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平定昭义，改变刘悟、刘从谏、刘稹三代据有泽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义军“河朔化”的倾向。[60]此役一般被视为宪宗中兴之后，唐廷对藩镇所取得的最重要胜利。乾符四年的刘广之乱，上距会昌伐叛已有三十余年，按照古人三十年为一世的算法，已整整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甚至也超过了刘悟祖孙三代统治昭义时间的总和，但直至此时刘稹依然是昭义军中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政治符号，这与之前惯常的对昭义军“忠义”的印象不符，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检讨唐廷平定昭义之后善后举措的得失，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晚唐昭义军内部的构造提供了一个窗口。

会昌伐叛成功之后，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围绕着如何杜绝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重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但“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61]，对于刘稹余党，惩治苛严，株连广泛。如刘稹的谋主郭谊虽杀刘稹，举潞州归降，朝廷非但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授予旌节，反而尽诛其党[62]：“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63]李德裕对于刘稹余部的严厉处置，虽或有党争的背景[64]，但总体上仍是为了彻底铲除昭义割据的基础。

唐廷在攻打昭义之初，便已注意到刘氏昭义内部存在着“主客之分”，试图有针对性地加以分化：

其昭义军旧将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并赦而不问……刘悟下郓州旧将校子孙及刘从谏近招致将士等，喻以善道，宜听朕言……[65]

制书将刘氏主政下的昭义军队分为昭义旧有将士与刘氏父子自郓州任上携来及新募亲军两类[66]，后一类无疑是刘稹腹心所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唐廷的招抚策略并不一致，对昭义旧军将士或希望他们“以州郡兵众归降”，或诱之以利，“擒送刘稹者，别授土地”。对后一类人，一方面肯定其与刘氏家族有类于田横及其义附的关系，但强调“岂尝违拒汉使，留止田横；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乱”，劝诱他们“如能感喻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甄酬”。可知这些亲军与刘氏家族联系紧密，具有相当强的依附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基于“义”的结合。其中“郓州旧将校子孙”本是刘悟携来昭义的亲军，世代效忠刘氏。典型的如《酉阳杂俎续集》所记郭谊“因兄亡，遂于郓州举其先，同茔葬于磁州滏阳县之西岗”，知其家本出自郓州，后随刘悟至昭义定居，遂迁祖茔于斯。[67]这些部众构成了刘氏割据的权力基础，因此也是唐廷平定昭义后亟须铲除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会昌伐叛后，唐廷更多地介入昭义属州刺史的任命。如邢州作为昭义楔入河朔的战略支点，地位重要。清人顾祖禹云：“唐以昭义一镇控御河北，而邢州尤为山东要地，虽强梗如镇、魏，犹终始羁縻者，以邢州介其间，西面兵力足以展施也。”[68]平定刘稹之后，唐廷先后命张遵、王纵出任邢州刺史。张遵原系镇州王承宗部将，元和初，因奏事留宿卫，得以参与会昌伐叛及其善后。“时泽潞用兵，诏选文武中外无阻者授之，优诏授邢州刺史，廉使奏加御史中丞，改洺州刺史”[69]，唐廷起用他，大约看中他出身河朔，熟悉当地情况的特点。继张遵之后出任邢州刺史的是王纵，王纵作为石雄部下大将参与了会昌初防御回鹘之役，之后留任河东，历仕晋州司马、沁州刺史，后参与平定太原杨弁之乱，谙于北边形势，“擢邢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山东叛命积年，人为难理。公揣情设教，俗乃骤移。礼让既行，闾里相勉”[70]。而张遵、王纵皆自外镇迁转，非昭义旧人。同时，“镇县兵马，并准江淮诸道例，割属本州收管”[71]，改由刺史领兵，分散节度使的兵权[72]，这些都反映出会昌伐叛后中央控制的强化。[73]

唐廷诛杀了郭谊、王协等一批刘氏昭义的核心人物，并通过一系列人事安排与制度设计强化了中央的控制，有力削弱了昭义割据自立的基础。同时又在《平潞州德音》中宣布：“用兵已来，刘稹所招收团练、官健，放归营生。”[7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遣散范围仅限于战争中刘稹新征募的兵士，并未彻底改变昭义的军事结构。这批刘氏亲军之后的命运在传世典籍中几无所载，但借助于新刊布的墓志，已可窥见一斑，典型者可举出李文益、高元郾两人。李文益终官昭义军洺州防城使，其为上党长子县人，曾祖、祖、父三代皆未仕。

元和末年，从事戎津，职司禁御凡三年。干略自能，搢绅有则。至大和初，彭城相国擢以精核，转迁节度逐要，领故关、西□两传舍共八载。匪懈恪勤，又改知屯留漕碾。再移寒暑，英声广著。又改补盐铁，淬贰转输，不阙课利。[75]

李文益虽是昭义本地人，元和末曾任职长安，大和初，为刘从谏所招募，历任镇内中下级官吏，颇具吏干。因此当刘稹覆灭后，李文益不但未受处分，反而被擢升，“以时会昌末年，范阳司空署洺州防城十将兼贼曹掾”，范阳司空即指唐廷所命负责昭义善后的节度使卢钧。大中五年（851）进一步迁为洺州防城使，至大中六年（852）卒于任。

如果说，李文益之前所任不过是传舍、漕碾、盐铁等吏职，非刘氏昭义中的要角，为唐廷所留用并不足为奇，那么高元郾的身份则显赫得多。高元郾出身将门，其曾伯祖便是元和初平定西川刘辟之乱的禁军名将高崇文，伯祖高霞寓、堂伯祖高承简、堂叔祖高承恭、亲叔祖高霞寔，“一家兄弟叔侄子父五人，皆领雄藩”[76]，是中唐著名的武将家族。高元郾“以累代节制之后，不坠弓裘，自弱冠即习武略，故昭义节度使、检校太师、平章事沛国刘公好奇，闻侍御有韬钤武略，遂命使赉金帛车马就滑台邀之”。据此高元郾本仕于滑州义成军[77]，为刘从谏重金礼聘而至[78]，深受信用，“遂署衙门之将，总帐下之兵”。高元郾移居昭义后，迅速融入了昭义镇内的军将网络，其女高氏嫁给故昭义军左厢都押衙徐克中之子徐唐夫。如高元郾这样的流寓之士通过婚姻等手段完成在地化，并进入刘氏昭义的统治核心，并非孤例。如会昌之役中投降唐廷的牙将李丕，“顷岁寓游上党，与主公素未相知”，借助刘从谏亲信郭谊的党援，得以仕于昭义，并与郭家结成秦晋之好，“十三叔翦拂提携，遂叨右职，寻蒙见哀羁旅，申以婚姻”[79]。事实上，中晚唐各藩镇中的外来者通过婚姻等手段迅速融入地方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将其与同时发生的士大夫迁居两京的潮流相比照，则可注意到，士族尽管定居于两京，渐次脱离乡里，但依然大体保持了原有的通婚圈。可以说前者通过融入本土来构筑认同，后者则借助存异以维系门第不坠，看似相反的行动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文化差异。而直至墓志撰文的大中八年，高元郾仍任昭义军亲骑兵马使兼押衙，并未遭到清算，继续在昭义军中占据要津。[80]

由此可见李德裕在会昌伐叛成功后，虽然较之以往采取了更为凌厉的手段清洗刘稹余党。在此之后，晚唐历任昭义节帅皆由朝廷派遣的文臣出任，消除了节帅跋扈自立的隐患，但从李文益、徐唐夫妻高氏墓志透露的情况来看[81]，李德裕的善后举措也未能真正改变昭义军队的构造。因此，我们可以注意晚唐昭义军虽未再出现如刘氏父子那样割据自立的现象，但朝廷选任的文臣节帅往往难以弹压镇内的骄兵悍将，因此出现了藩镇内部频繁发生兵变的新特征。

这一特征在会昌伐叛后首任昭义节度使卢钧任上便已显现，卢钧素有能名，在岭南、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清正廉洁、治绩突出，故朝廷在决意讨伐刘稹后，提前发表其为新任昭义节度使，“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82]。唐廷早早选定善于抚绥的卢钧出镇昭义，盖是“以昭义乘僣侈之余，非廉简无以革弊；当掊克之后，非惠和无以安人”[83]，希望借此稳定乱后人心，实现平稳的权力过渡。刘稹授首后，唐廷立刻下诏“昭义五州给复一年，军行所过州县免今年秋税。昭义自刘从谏以来，横增赋敛，悉从蠲免”[84]，安抚民心。肩负重任的卢钧入潞之后，处置不可谓不谨慎，特别是李德裕计划进一步株连刘氏党羽时，“卢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85]，虽未获从，但表达出新任节帅宽厚的政治姿态，以安反侧。孰料未满一年，当朝廷计划征发昭义步骑二千戍振武时，“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86]，揭开了之后昭义兵乱频繁发生的序幕，卢钧被寄予厚望的昭义节度使生涯刚刚开始便宣告结束，召还朝廷，“拜户部侍郎、判度支”[87]，而高湜的被逐不过是这一系列反复上演戏码中的一幕。

墓志云“刘广不知何人也，来自蓟门，客于山北”，指出刘广并非昭义本地人，来自幽州，从时间上推测，当在刘稹覆亡后才辗转进入昭义军，渐次获得擢升。[88]这与之前高元郾的例子一样，皆可证明藩镇军队的来源并不是地域性、封闭式的，在唐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往往存在着人员流动。[89]昭义镇特别是刘氏家族主政时期，估计有积极从北方招募出身胡族将士的传统，如会昌伐叛后被杀的安全庆、平定刘广之乱的安文祐，下文述及的康良佺及何弘敬墓志中提到的昭义将领安玉[90]，大约皆是粟特后裔。[91]又如“大和初，李听败馆陶，走浅口，从谏引铁骑黄头郎救之”[92]，皆显示出昭义军队多元的构成。尽管刘稹覆灭后，出掌昭义的文官节度使不会再刻意罗致，但传统并不会骤然中断，北方失意的军人循着惯性南下昭义寻求出路[93]，刘广或许便是其中之一。当然外来的军将要融入昭义军已有的网络，则要如高元郾一样经过“在地化”的过程，刘广“常寓食将卒之家”，可知其与昭义军中的将士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这为他以刘稹之族的名义煽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那么如何来理解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刘广依旧能以刘稹族裔的名义煽动起事。事实上，刘稹的亲族在会昌伐叛过程中经过郭谊、李德裕的两次屠戮，几无孑遗，而上文所论“郓州旧将校子孙及刘从谏近招致将士”这一支持刘氏昭义的核心力量，虽未能被李德裕彻底清洗，但经历了时间的淘洗，至此时恐怕大都已渐次凋零。因此，刘广之乱并不能被视为昭义军中刘稹余部或亲刘稹势力的一次起事，参与其事者大都与刘广本人一样，与刘稹并无直接瓜葛。这证明了刘稹这一政治符号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仍颇具煽动性，足以引起将士的共鸣，激发变乱。这无疑暗示了在会昌伐叛取得胜利之后，唐廷对昭义的统治远称不上成功。

刘悟本系李师道部将，因杀李师道投唐而被授予义成军节度使，得据昭义本出偶然，是穆宗继位后仓促调整一系列藩镇节帅的结果。因此其镇泽潞，所仰仗者仅是从郓州带来的军队，“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94]，直到刘从谏欲承袭昭义时，“惟郓兵二千同谋”[95]，统治基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刘氏家族对于昭义而言，亦属于外来的统治者。

刘氏家族在昭义统治的巩固，大约要归功于刘从谏的经营：“悟苛扰，从谏宽厚，故下益附。”[96]尽管刘悟时已出现了“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的局面[97]，但至刘从谏时，一方面改弦易辙，以宽厚的姿态团结昭义内部，另一方面则继续招降纳叛，“从谏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亲党，游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98]。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对此有更详尽的描述：“又计足下，未必不恃太傅之好贤下士，重义轻财，吴国之钱，往往而有；梁园之客，比比而来。将倚以为墙藩，托以为羽翼，使之谋取，使以数求”，“况太傅比者养牛添卒，畜马训兵，旁招武干之材，中举将军之令”。[99]刘从谏统治的近二十年间，清洗昭义旧部中桀骜难制者的同时[100]，又积极扩充自身的实力[101]，改变了昭义军的构成，镇内将领多受其恩惠，整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完成了刘氏政权的在地化。

（刘）从谏妻裴氏。初，（刘）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102]

裴氏所言正反映刘氏父子与军将之间胶固相结的关系。因此至会昌伐叛时，“刘从谏近招致将士”已足以和“郓州旧将校子孙”并提，共同构成了刘氏昭义的支柱。

会昌伐叛后唐廷的善后处置成功清除了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与此同时，也斩断了刘氏昭义时期节帅与军将间亲党胶固的关系，在此之后确实再未出现昭义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面，从这一层面而言，李德裕的善后举措已达成目标，扭转了昭义“河朔化”的倾向。但正如上文所论，唐廷的清洗并无力真正改变昭义的军队构成，昭义镇内的兵士失去了强悍有力的节帅约束后，反倒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当然这些骄兵悍将实际上并无如刘氏那样割据自立的野心，频频起事，驱逐节帅，所欲满足者不过是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要求。这种在中晚唐各藩镇内部爆发频度越来越高的低烈度动乱，不妨命名为“经济性骚乱”[103]，这与中唐时代，河朔藩镇围绕着自立地位这一明确政治目标与朝廷发生的连年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或许可称为“政治性反叛”[104]。刘广之乱虽以刘稹之族为号召，但与刘氏昭义仿效河朔割据、试图子孙相袭不同，本质上仍是一场“经济性骚乱”。“是时，潞土阻饥，赋入逋负者太半。高公虽无阙政，而士卒月储、岁衣往往不足，以是乘其时而动。”昭义为何从刘稹时“畜兵十万，粟支十年”“府中财货尚山积”[105]，转而陷入“士卒月储、岁衣往往不足”的困窘，这与志在割据的节帅往往采取聚敛境内以给赐军士，进而获取拥戴的赎买策略有关：

（刘从谏）性奢侈，饰居室舆马。无远略，善贸易之算。徙长子道入潞，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贾人子献口马金币，即署牙将，使行贾州县，所在暴横沓贪，责子贷钱，吏不应命，即诉于从谏。[106]

上文所引李文益墓志云其“改补盐铁，淬贰转输，不阙课利”，承担的便是相关职任。[107]刘从谏盘剥商人、聚敛财富所得[108]，除了满足自己享乐所需外，主体当用于犒赏兵士，维系军将对其统治的向心力。比较一下刘广逐出高湜后，立刻“横敛以给军士”，邀买人心，所为与刘从谏别无二致。除此之外，昭义顺地化后，无疑要输送更多的财赋给中央，如平定刘稹后，时任河中、潞州两道节度并行营攻讨监军使似先义逸，立刻“以其军实亿万上献”[109]。而当时朝廷委任的文官节度使，“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所谓“羡余”则来自克扣部下，“停废将士，减削衣粮”[110]，这股风气或许也刮到了会昌平叛后的昭义军中。

由此可见，刘稹之族的身份之所以在昭义军中仍具有号召力，恐非基于某种政治或道义上的权威，而是怀念刘氏昭义时期享用丰厚给赐的滋润生活。[111]自刘氏割据时代举全镇之力供奉军队后，昭义军逐渐“骄兵化”，转变为依赖丰厚给赐维系忠诚的自利群体[112]，与李抱玉、李抱真时代尽忠朝廷、抗衡河朔的面貌已迥然不同。因此，会昌伐叛后的一系列善后举措，虽然遏制了节帅自立的倾向，但并无法改变昭义“骄兵化”的既成事实。[113]上文所论卢钧接任之后，军士拒绝北戍振武，迫大将李文矩为帅，其实也是一个骄兵自利的典型案例。此后，朝廷所命文官出身的节度使，不过将昭义视为历官迁转中的一站，与在地化的昭义军将气类不同，颇有文化隔阂。如在咸通四年（863）昭义军乱中被杀的沈询，素以风姿为时人称许：

沈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即风姿可知也。[114]

这位被目为“玉笋班”的翩翩佳公子虽据闻“为政简易，性本恬和”，但恐怕不会如刘氏统治时期那样注重保障军士利益，刻意笼络。时人胡曾《谢赐钱启》中对文官节度使的描述，大约颇符合沈询的作为：“山东藩镇，江表节廉，悉用竖儒，皆除迂吏。胸襟龌龊，情志荒唐。入则粉黛绕身，出则歌钟盈耳。”[115]沈询的死因有些特殊：其奴归秦因与侍婢私通，惧事暴露，阴结牙将作乱[116]。不过如归秦这样的微贱小人便能说动牙军，沈询与部下的关系恐怕本来便有嫌隙。除了节帅与将士之间的隔膜，刘氏昭义时期，文武僚佐皆刘悟、刘从谏父子一手罗致，亲党胶固，之后在朝廷派遣文臣节帅的治下，文职僚佐如李裔之辈皆为节帅选辟，或出身世家，幕职之任不过是他们应付守选的回旋之地[117]，而军将则多是昭义本地人，世代从军，文武之间气类迥异，分途之势已成。[118]在此背景下，刘稹便成了将士们怀念“美好过去”的象征，进而成为刘广起事的机缘，但昭义军将所怀念的不过是既往以满足骄兵欲壑为中心的统治方式，非有效仿河朔故事的野心。

在驱逐高湜，控制昭义之后，刘广最初的期待是朝廷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授予节钺，而非割据自立。此时，唐廷采取了常用的拖延任命、静观其变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出身当朝显宦家族的李裔便成了乱兵眼中合适的沟通朝廷与昭义的中间人：“莫若縻一二从事，以觊朝廷信恕，遂自拥众请君，且以露刃胁之。”虽然墓志中称李裔的所作所为皆是受乱军胁迫，并一直伺机反正，但无疑他在刘广盘踞昭义期间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君常密画覆广之计，未有以发。会此强逼，既不可规免，且思用其宠而谐其志，乃若喜于邀辟，欣然从命。始以坠马伤足为辞，后乃乘舆趋府临事，勤畏如初。”因此在乱平后，李裔亦受到牵连，被贬为随州司马。其父李福时领山南东道，随州恰在其治下，可谓不幸中的大幸。孰料半年多后，王仙芝攻破随州，李裔死于任上[119]，两年多后才得以最终归葬长安。

作为高级官僚的子弟，李裔对长安朝廷的政治运作规则自然颇为谙熟，如果墓志所言不虚，那么正是由于李裔的劝谏，使得刘广放弃了出兵泽州，主动挑起战争的计划，从而将驱逐高湜的行动限定在“经济性骚乱”范围之内。

天井关位于泽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顶，“寇堞星联，建瓴之势，万夫莫仰”，当从山西进出河南平原的要冲，同时也是昭义南部的门户。[120]会昌伐叛时，唐廷与昭义双方曾围绕此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起初刘稹占据上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连战不捷，疾悸求解”，薛茂卿科斗寨之捷后，洛阳震动[121]，“天井下临覃怀，势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骇。奸谋讹言，亟生恟动”。而唐军一旦攻克天井关，泽州便失去了屏障，“天井下临高平郡，俯视如蚁，走尘炊烟，无所逃隐，贼众游骑，投砾可及。自是狡穴妖巢，不复自守”[122]。正是在平定刘稹后，唐廷将泽州转隶河阳节度：“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123]李德裕此举无疑是为了削弱昭义的实力，使其无法再次对洛阳构成威胁。[124]而泽州作为昭义旧属，两地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递旧卒所献之计在军事上或颇具可行性[125]，但此计违背了藩镇与唐廷间的政治默契，一旦付诸实施，将使刘广之乱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叛乱。这一政治默契的实质便是确定“经济性骚乱”与“政治性反叛”的界限，此处可以与刘稹之乱作一比较：

（刘稹）居丧求袭，阻命专权，数遣乱军，侵轶邻境。比者河阳、晋绛，未有重兵，侵犯颜行，屡焚庐舍。又疆场之吏，收得彼管簿书，皆呼官军为贼，来即痛杀，可谓悖言肆口，逆节滔天。[126]

刘稹主动进攻邻镇，公开与官军为敌，是他后来被目为叛臣的重要依据[127]，其实这本非刘稹本意。按照王协的谋划，“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128]。所谓宝历年样，即指效仿刘从谏袭位的故事，比照唐廷既往与河朔藩镇达成的政治默契，求取唐廷谅解：

时李逢吉、王守澄纳其赂，数为请，敬宗乃以晋王为节度大使，诏（刘）从谏主留事，起将作监主簿，检校左散骑常侍。晋王帝所爱，从谏馈献相望，未几，拜节度使。[129]

宝历元年八月，刘悟暴疾而亡后，刘从谏通过贿赂朝臣宦官，求取旌节。唐廷经过犹豫之后，于是年十二月以亲王遥领作为过渡，命刘从谏为留后，至二年四月正授节钺。[130]刘稹最初便欲仿这一先例，“潞府请以亲王遥领，令稹权知兵马事”[131]。但在李德裕的坚持下[132]，唐廷坚拒其请。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即使同名为亲王遥领，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顺地与强藩的表现似仍有相当的不同。以昭义前后期的不同形态而论，上文所引高湜撰崔缜墓志所署结衔为“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可知高湜尽管已出镇两年多，但节度使仍由亲王遥领，亦符合《新唐书·百官志》所云“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的制度[133]。而强藩的形态大都先以军中所推举的留后身份权知军政事务[134]，稍作过渡，数月后唐廷便正授节钺。进而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谋求节钺过程中，藩镇与唐廷间的一系列隐藏在礼仪性往来背后的博弈：“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135]同时在这一往复的过程中，原驻镇内的监军与朝廷派遣的中使如何向皇帝禀报镇内的动向[136]，则成为唐廷决定是否接受既成事实的关键，以下以会昌伐叛过程中发生的太原杨弁之乱为例略作分梳。

杨弁借河东镇内对北戍榆社的不满，煽动起事，驱逐河东节度使李石。由于当时唐廷仍在全力会攻昭义，河东的后院起火，引起了朝野**。河东监军吕义忠遣使入奏，尽管吕义忠具体所言史文缺载，不过从听取汇报后，朝臣“或言两地皆应罢兵”来看，吕义忠大约主张息事宁人。于是“上遣中使马元实至太原，晓谕乱兵，且觇其强弱。杨弁与之酣饮三日，且赂之”，马元实接受杨弁贿赂后，为之美言，夸大乱兵的实力，力劝武宗授予旌节。幸赖李德裕严词驳斥，朝廷才下决心讨伐。听闻这一消息之后，驻守榆社的河东军“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自行平定了动乱。[137]从这一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协所谓“严奉监军，厚遗敕使”的奥秘所在，而刘稹起初也是通过昭义监军崔士康自请节钺的。[138]

是否出兵袭扰邻镇作为区隔“经济性骚乱”与“政治性反叛”的界限，则成为事态是否会进一步激化的关键。正因如此，会昌伐叛之初，昭义将领薛茂卿虽然大败河阳方面的唐军，“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兵临怀州城下，却因“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甚至大捷之后，薛茂卿不但未获封赏，反而因“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的谗言招致刘稹猜忌，最终欲投降唐军不果而被杀。[139]此事典型地反映了刘稹举兵时首鼠两端的心态。而杨弁在太原起事后，曾试图与刘稹联合，亦遭昭义军中反对，云“我求承袭，彼叛卒，若与之，是与反者”，械其使送京师，甚至进而“使康良佺屯鼓腰岭，败太原兵，生禽卒七百”[140]，主动攻击河东叛军，示好朝廷。可知即使到最后，刘稹亦不敢与唐廷彻底决裂。

元和中兴之后，在唐廷与藩镇公认的政治默契中，除允许河朔藩镇自相承袭外，其他藩镇再欲效仿河朔故事，追求自立而发动“政治性反叛”已不再有获得赦宥的机会，这也是李德裕在会昌之役中获得河朔藩镇出兵协助平叛的依据所在。[141]由此可见，刘广一旦出兵河阳，其性质就从“经济性骚乱”转变为“政治性反叛”，前者尚能为唐廷所含容，后者则被视为叛逆。因此李裔所主张的“恭顺以俟朝旨”，虽然使刘广放弃在军事上获取主动的机会，但更符合当时普遍公认的政治逻辑。

最终，唐廷的拖延战术起到了效果[142]，在李係率军兵临城下的外部压力下[143]，昭义内部发生变乱：“安文祐时任军候，纪纲心膂，咸总统之。是夕，遂枭广首掷城外。”牙将安文祐诛杀刘广，归顺唐廷。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廷虽犒赏安文祐之功，加官晋爵，“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144]，实际上将其调离了昭义军。志文中所谓“护军中贵人与军吏咸请君知留事，始入治所，遽命擒前传递卒，仗煞之”，则是在刘广被杀后的权力真空期，监军崔士康与昭义镇内或曾有策动李裔为留后的谋划，但最终未获唐廷允准。唐廷“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145]，维持了以朝官出外为昭义节度使的旧例，只是大约惩于高湜以文臣失驭的前车之鉴，改委禁军将领曹翔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