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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第1页）

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尽管史书中批评“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146]，将更多的责任归于节帅的控驭失当[147]，但我们不难注意到晚唐这种“经济性骚乱”发生的频率日益增加[148]，范围不但涵括唐廷控制下的“顺地”，即使在原本节帅自相承袭已成故事的河朔三镇中，亦颇为常见[149]，甚至为了防止军士暗地串通，“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150]。作为晚唐藩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现象，将其仅仅归因于节帅本人的失策或无能，恐未达一间。如上文所述的卢钧便是唐廷精心选择的人选，举措谨慎稳妥，但亦难逃狼狈离任的命运。

昭义作为唐廷防遏河朔三镇设立的藩镇，“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151]，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玉、李抱真兄弟尽节王事，在历次讨伐藩镇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昭义军因此享有忠义的美名。自刘悟、刘从谏父子自相承袭以来，昭义转向割据自立，会昌伐叛的胜利并未能改变昭义军动**多事的格局，直至唐末因孟方立之乱最终分裂为泽潞、邢洺二镇，可以说昭义军的面貌从中唐到晚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转变，唐人与现代学者的观察其实相当接近，都认为昭义受到了河朔割据传统的影响[152]，“比者河朔诸镇，惟淄青变诈最。刘悟随来旧将，皆习见此事”[153]，“岂谓移淄青旧染之俗，污上党为善之人”[154]，将昭义的转变归咎于刘氏主政。因此，李德裕主持的善后工作，其根本目的便是要肃清刘氏家族的影响，“盖以污染之俗，终须**涤”[155]。但在诛戮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之后，昭义军并未如唐廷所期待的那样，恢复“忠义”的传统。

正如上文所论晚唐昭义虽不再出现节帅割据自立的局面，但“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镇内愈加动**。因此，我们对于前期昭义军“忠义”的本质究竟为何，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传世文献中对于昭义军“忠义”历史与形象的记述所在多有，杜牧著名的《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记述颇详：

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郳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贞元中，节度使李长荣卒，中使提诏授与本军大将，但军士附者即授之。其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卢）从史尔后渐畜奸谋，养义儿三千人，日夕喣沬。及父虔死，军士留之，表请起复，亦只义儿与之唱和，其余大将王翼元、乌重胤、第五钊等及长行兵士，并不同心。及至被擒，乌重胤坐于军门，喻以祸福，义儿三千，一取约束。及河阳取孟元阳为之统帅，一军无主，仅一月日，曾无犬吠，况于他谋。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及元和十五年授与刘悟，时当幽镇入觐，天下无事，柄庙算者议必销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攻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镇乘此首唱为乱。昭义一军，初亦郁咈，及诏下诛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泽潞，便令发兵。其时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师，未颁冬衣服，聚之授诏，或伍或离，垂手强项，往往谇语。及温起居立于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义一军自七十余年忠义战伐之功劳，安、史已还叛逆灭亡之明效，辞语既毕。无不欢呼。人衣短褐，争出效命。[156]

杜牧所论大体上可以代表时人对于昭义忠义形象的认知，会昌伐叛过程中，李德裕替唐廷及诸路将领草拟的诏敕文告，对于昭义军忠义历史的描述大体与之类似。[157]在杜牧眼中，此前昭义军中节帅、大将、军士三个阶层皆尽忠于朝廷，所谓“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即使有卢从史等个别豢养义儿谋求自立的节帅，亦无法获得军中大多数将领的支持，甚至销兵等损害军士切身利益的举措，虽会招致不满，但并不影响昭义军戮力王事、为朝廷作战的热情。因此，最初看来刘稹不过是卢从史第二，只要朝廷决心讨伐，并不难底定。事实上，泽潞之役，迭经一年多的苦战方告成功，若非李德裕的坚持，恐怕早就半途而废了。由此可知刘稹时代的昭义较之以往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便是上文所论昭义的“骄兵化”。经过刘氏父子的统治，昭义军已从一支“孤穷寒苦之军”转变为依赖赏赐维系忠诚的自利性军队。

若放宽视野，不难注意到这种“骄兵化”的进程可以说在中晚唐各个藩镇中普遍发生着，节帅只有通过给予将士更丰厚的给赐，才能换取部下支持其对抗朝廷，谋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袭的地位。但重复赏赐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将士的欲壑更加难以填满，更容易受到煽动，进而镇内骚乱愈发频繁。节帅谋求自立与镇内军队的骄兵化两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158]到了晚唐，大多数藩镇都已完成了“骄兵化”的过程，这大约是当时各藩镇“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需注意的是，除了“骄兵化”的转变，刘氏统治下的昭义亦有不变的一面，即延续了由军将阶层构成昭义核心的传统[159]，在这一传统下节帅与将士建立起密切而又相对平等的私人关系。回顾昭义前期的历史不难注意到，如李抱玉、李抱真等都是能与将士同甘苦的名将，因此自节帅、军将乃至兵士的密切结合塑造了昭义军的性格，同时镇内将领也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建立功勋者有机会被擢升为节帅。因此，像卢从史这样试图自立的人物，并不容易获得军将群体的支持，一个自相承袭的节帅家族反而会阻碍整个军将群体上升的空间。因此昭义前期的“忠义”表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传统，不如说是由这种军将主导的结构及节帅个人取向所共同决定的。刘氏昭义时期，虽然转变为割据自立，但本质上节帅与军将间仍具有密切的私人纽带，尽管这种纽带可能更依赖婚姻、赏赐等手段来维系。如上文引述的刘从谏妻裴氏与诸大将之妻共宴，便是典型的例子；裴问也是因裴氏之弟的身份得领邢州。[160]由节帅与军将阶层主导昭义这一传统并未改变，这在刘稹覆亡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是军将群体更多的由刘氏拔擢的私人构成。

会昌伐叛后，李德裕主导的善后处置虽未能改变昭义军的构造，但有力地削弱了昭义的军将阶层，更重要的是，之后的昭义节帅由朝廷派出的文臣担任，流动的节帅与本地化的军人之间的隔膜显而易见，改变了节帅与军将间具有密切私人纽带的传统。同时镇内军将再无可能出任本镇节帅，上升空间遭到封闭。而刘氏昭义时代的“骄兵化”，使得军队本身变得难以驾驭。军将阶层的衰微与骄兵的活跃，使得昭义军发生了从军将主导向骄兵主导的转变，这也是会昌伐叛成功后昭义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将中晚唐的藩镇变乱初步划分为“政治性反叛”与“经济性骚乱”两种类型的话，那么不难注意到两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161]“政治性反叛”追求藩镇割据自立、节帅之位的不受代乃至自相承袭，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强藩间合纵连横，甚至不惜主动挑起与唐廷的战争，具有外向型的特征，以唐德宗时“四王二帝”连兵最为典型。这一类叛乱，基本上发生在代宗、德宗、宪宗三朝。至长庆初，以唐廷承认“河朔故事”为前提，朝廷与河朔藩镇建立新的政治默契后，双方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甚至随着河朔藩镇的骄兵化，新任节帅往往需要唐廷的承认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对于唐廷的态度较之以往反而愈加恭顺。另一方面，唐廷虽然默许了“河朔故事”，但对于河朔之外藩镇，如有“政治性反叛”的异动，往往倾向于武力讨伐，以维护中央权威。“经济性骚乱”虽然是分散而偶发的事件，频率在晚唐日渐提高，反映藩镇将士自利性的诉求，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范围则集中于本镇之内，基本的骚乱形式是驱逐原节度使，拥立新帅，并不直接挑战唐廷的权威。即使在过去研究中被视为骄兵跋扈典型的徐州银刀军亦不例外：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温）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飨两镇将士，遣还镇，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162]

王智兴驱逐唐廷任命的节度使崔群而得徐州，因此组建银刀军以巩固其地位，谋求长任，开启武宁军“骄兵化”的过程。之后历任文臣节帅皆无法有效地对骄兵加以抑制，至晚唐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银刀军虽然经常变逐节帅，劣迹斑斑，但所谋求者不过是优给赏赐而已，并无进一步的政治目标，这在温璋被逐一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银刀军本因温璋性严而驱逐之，孰料朝廷不但未满足预期，反而改派王式出镇徐州。较之于温璋，刚刚平定浙东裘甫之乱的王式无疑更加难以对付，银刀军虽然对此强烈不满，却只能接受成命，无力再生事端，最终遭到屠戮。

在唐廷与藩镇实力达成平衡的中晚唐时代，各镇普遍的“骄兵化”削弱更多的是藩镇本身，而非唐廷。对于唐廷而言，因骄兵引发的经济性**，由于缺乏政治目标，不过是疥癣之疾。另一方面，由于节帅不得不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安抚或弹压镇内骄兵，无力外向，中唐之后，藩镇对于唐廷的挑战与威胁反而呈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唐廷得以根据对藩镇内部形势的判断，从容地处置经济性骚乱，手段较为灵活，有时亦含容从之，承认乱军拥立的新帅，以换取节帅对于朝廷更为恭顺的态度。

如果做进一步观察，“政治性反叛”藩镇的基本权力构造一般是节帅与军将的密切结合，由此形成稳固高效的统治模式，塑造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从而具有谋求自立地位、挑战唐廷的军事力量。因此，前期的昭义军虽然是作为河朔的“敌人”而为时人所认知[163]，但在构造上其实与河朔藩镇更为近似。而至晚唐，各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在内或多或少都发生了“骄兵化”的过程，节帅受困于骄兵跋扈，自顾无暇，根本无力挑战唐廷的权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反而变得稳定，而失去了“敌人”的昭义军，不再具有“故欲变山东之俗，先在择昭义之帅”[164]的关键地位，可以由不知兵的文臣来充任了。到了唐末天下大乱，朝廷任命的文臣节帅被驱逐，昭义本地的将领再次浮出水面，代高浔自立为昭义节度使的孟方立系“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孟方立将昭义治所移至家乡所在的邢州，“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165]，颇有治声。但此时的昭义，由于地当朱温与李克用两大势力互相攻伐的孔道，早已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依附朱温的孟方立与占据泽潞两州的李克修，隔着太行山脉将昭义分裂成两镇，同时也最终结束了昭义防御河朔藩镇的历史使命。

与中唐不同，经历了普遍的“骄兵化”后，晚唐藩镇变乱转而以“经济性骚乱”为特征，以骄兵变易主帅为主要形式，与前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166]，而昭义军前后期的转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注脚。

[1]关于昭义特殊的地理特征及对河朔藩镇的遏制作用，魏博节度使田悦以“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为譬喻做了生动的解说（《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99页）。另参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52～254页；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绪论及第二章，台北，稻乡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7～41页。

[2]代表性的研究有森部豐：《藩鎮昭義軍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收入野口鐵郎編：《中國史における教と國家》，東京，雄山閣，1994年，第207～229页；森部豐：《唐沢潞昭義軍節度使考——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唐朝と河北藩鎮の關係をめぐって》，收入野口鐵郎先生古稀記念集刊行委員會編：《中華世界の歷史的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第97～131页。按两文后作为补论收入《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41～290页。除前引张正田书，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尚有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7～521页；郎洁：《唐中晚期昭义镇研究》，见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第365～405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49～204页。最近新見まどか《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変容》一文从欧亚史的角度提出回鹘衰败与会昌伐叛存在联动，同时认为随着唐廷与河朔三镇关系的改善，会昌伐叛后削弱了昭义的实力，导致失业军人流向河南，成为新动乱的渊薮，参见《史學雑誌》第124号，第1～37页。

[3]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81～282页；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82～189页。

[4]《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8258～8259页。

[5]《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

[6]李裔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316页。

[7]《太平广记》卷七六引《剧谈录》，第480页。按此事传布甚广，又载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9页）。宋人纂修《新唐书·桑道茂传》时，亦援据此类小说，将此事增益其中（第5813页）。

[8]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〇，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25页。除《酉阳杂俎》所载之外，《北梦琐言》卷三亦引录，可知流传颇广。

[9]李裔墓志的书丹者“朝请郎守监察御史黯”便是其诸弟之一，《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记“监察御史黯”，与墓志所署结衔合（第2020页）。

[1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第198页。

[11]《旧唐书》卷一七八《卢携传》，第4638页。

[12]《太平广记》卷一七七引《闻奇录》，第1318～1319页。

[13]《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第704～705页。

[14]这方面的研究甚多，较具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3～80页；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377页。

[15]《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4页。

[17]夏婧辑考：《新辑玉泉子》，《奉天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3页。另参《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60页。

[18]《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6页。

[19]《新辑玉泉子》，《奉天录（外三种）》，第123页。

[20]《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