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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第5页）

[133]《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第1310页。

[134]按强藩中的节度副大使一职多由节帅子弟出任，被目为储贰。因此在前一任节帅在世时，候任者已带有节度副大使的身份，无论是顺利承继，还是军中另推他人，皆是以留后这一身份为过渡。

[136]如魏博何进滔去世，镇内推其子何弘敬袭位，李德裕《宰相与李执方书》叙其经过：“闻以监军朝觐，贵安物情，军府事权令后嗣勾当，本于忠顺，固匪徇私。”而中使也成为唐廷探查藩镇内部动向的重要渠道，如李德裕《代弘敬与泽潞军将书》中提及刘氏昭义内部的分裂，“女婿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职至十将，妹婿王再晟被发遣山东，充邯郸镇佐军虞候”，这些情报大约是奉旨宣谕的供奉官薛士幹提供的。（《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0、147页）

[137]《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4～7998页。

[138]《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5页。按平定昭义后，崔士康则因上奏不实而被杀。

[139]《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9、7993页。

[140]《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141]即在承认河朔故事的基础上，指出“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1页）。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中对此表述要暧昧很多：“窃计足下之怀，执事之论，当以赵氏传子，魏氏袭侯，欲以逡巡希恩，顾望谋立耳。夫事殊者趣异，势别者迹暌。故度其始而议其终，搴其华而寻其实，愿为足下一二而陈之。夫赵、魏二侯，于其先也，亲则父子；于其人也，职则副戎。赏罚得以相参，恩威得以相抗。义显事顺，故朝廷推而与之。今足下之于太傅也，地则犹子，职非副戎，赏罚未尝相参，恩威未尝相抗。稽丧则于义爽，拒诏则于事乖，比赵、魏二侯，信事殊而势别矣。此施之于太傅、赵、魏，则为继代象贤之美；施之于足下，足下则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间，其理甚白。”（《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7～648页）言语中并未公开承认河朔故事的存在，这当然与因场合不同、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有关，同时也彰显了当时政治中表达与实践间的张力。

[142]唐廷的拖延策略这次取得成功，大约与刘广非昭义本地出身有关。可资比较的例子是会昌初幽州军变，前后得位的陈行泰、张绛，在唐廷迟迟未予承认的情况下，无法控制局势，相继被杀，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绛与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页）。

[143]李係为中唐名将李晟曾孙，传世文献中仅有零星记载，集中于乾符六年，五月“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十月，黄巢率军北上，“李係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14、8217页）；另参黄清连：《王铎与晚唐政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第232～237页。按此役成为黄巢坐大的关键之一，王铎之所以会重用“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的李係，除了其将门之子的身份外，乾符四年其率军平定刘广之乱的成功或许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45]《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

[146]《旧五代史》卷六二《孟方立传》，第961页。

[147]与卢钧不同，高湜在昭义乱后遭远贬，可见朝廷明确将刘广之乱归咎于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此时正是高湜的政敌控制朝政，很难说这一处分背后没有政治报复的因素。

[148]之前的学者对此现象已有所注意，但仍停留在分类、描述的层面，参见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2～101页。

[149]如果说唐廷控制的藩镇，多由文臣出任节度使，任期不长，文武隔膜，加之中央权威的衰退，难以驾驭镇内的军队，导致了此类骚乱的发生，但河朔藩镇世代相袭，节帅出身武夫，传统上对于本镇控制严密，同样发生了此类现象，这只能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150]《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4页。胡注：“河北诸帅防其下相与聚谋以图己，故严军中偶语之法，以刚制之。卢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

[151]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76页。

[152]唐人对于昭义忠义形象的认知详见下文，现代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中的讨论（第227～252页）。

[153]李德裕：《赐李石诏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12页。

[154]李德裕：《代卢钧与昭义大将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4页。刘悟出自淄青，而淄青系原平卢军建立的藩镇，唐人的这一观察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参见辻正博：《唐朝の對藩鎮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46卷2号；第345～346页。

[155]李德裕：《宰相与卢钧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6页。

[156]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8～819页。按引文中“李长荣”，本误作“李长策”，据《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改（第3652页）。近年黄楼从康熙《孟县志》中发现了李元淳墓志（按李长荣系李元淳本名），并撰文考释，参见《〈祁连郡王李公（元淳）墓志铭〉考释——兼论唐德宗贞元年间昭义军三次择帅问题》，见《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第19～37页。

[157]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亦云：“昔李抱真相国，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困田悦于魏，连兵转战，绵岁经时。而潞人子死不敢悲，夫死不敢哭，何者？李相国奉讨逆之命，为勤王之师，义著而诚顺故也。”（《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9页）

[158]事实上，在骄兵主导藩镇之后，节度使遑论谋求自立，仅维持自身地位便需要不断地厚加赏赐，以换取拥戴，最终演化为晚唐骄兵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参见本书第七章对魏博牙军的讨论。

[160]《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7页。按《旧唐书》卷一七七《刘邺传》云系裴氏之兄（第4617页）。

[161]孟彦弘已指出：“所谓‘藩镇问题’，是指藩镇的跋扈乃至反叛以及士兵的哗变，前者主要是藩镇针对中央的行为，后者是军人针对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162]《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099页。

[163]会昌伐叛时李德裕尝谕成德王元逵：“况卿当道，顷为卢从史、刘从谏所败，与泽潞素是深仇。”（李德裕：《赐王元逵何弘敬诏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21页）

[164]权德舆：《昭义军事宜状》，见《权德舆诗文集》，第751页。甚至可以说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形成，除了敬宗的疏忽外，穆宗长庆之后河朔故事达成，唐廷压力缓解，失去了敌人的昭义重要性随之下降，或是刘从谏得以袭位的原因之一。

[165]《北梦琐言》卷十三，第272页；《新唐书》卷一八七《孟方立传》，第5448页。

[166]渡边孝曾比较成德与魏博不同的特点，认为魏博是由牙军主导的，而成德的传统则是军将阶层起到核心作用（《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96～139页）。此文重要的贡献是打破既往将河朔三镇等而视之的成见，但其对于魏博由牙军主导的归纳并非完全准确。李碧妍已指出田氏家族时代的魏博与成德一样都是由军将阶层所主导的，直到史宪诚以后才逐渐变成受牙军支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17～325页）。而从笔者的笼统观察来看，军将主导的藩镇多与“政治性反叛”相联系，而骄兵跋扈则导致“经济性骚乱”，因此军将主导与牙军主导的分野更多体现的是唐代藩镇前后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