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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第1页）

第七章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

一、罗让碑的发现与调查

魏博作为河北强藩的典型，对中晚唐历史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1]，历来不乏学者关注，积累的成果相当丰富。但总括而言，过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中央与魏博的关系、魏博内部的权力结构这两大主题展开[2]，在研究时段的选择上则侧重于中央与藩镇之间相互对立的时期，而对两者关系的稳定期一笔带过。本章以罗让碑这一新史料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立足于地方史的观察维度，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沿袭传统政治史的分析架构，根据碑文的记载重建罗弘信政变的史实，进而分析唐末魏博内部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变迁，试图通过对魏博的个案研究，探讨在安史乱后一直以兵雄天下著称的河朔三镇为何未能在唐末五代的历史巨变中继续扮演主要角色。第二部分则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探讨河朔藩镇建立巨碑风习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诠释立碑这一行动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借助对碑文中富有政治宣传意味表述的分析，探究碑文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藩镇自我认同的形塑。通过对罗让碑建立前后魏博历史的微观研究，对学界尚关注不多的唐末河朔藩镇内部的变化、河北地方认同的构建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3]

罗让碑全称《唐故御史大夫赠工部尚书长沙郡罗公神道之碑》[4]，龙纪元年（889）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因其父罗让被追赠为工部尚书而立。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僖宗文德年间魏博牙军变乱，拥立罗弘信取代乐彦祯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对罗氏家族的世系源流、婚宦情况，魏博内部的政治结构，其与唐廷、邻藩的关系及罗弘信执政之初的谶纬等皆有所记述，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研究唐末魏博政治、社会诸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由于《全唐文》仅录罗让碑二百余字，无法卒读[5]，其价值一直未被学界所注意。直至陈尚君编纂《全唐文补编》时，据影印天一阁藏明正德《大名府志》重新辑录，存三千余字，基本保存了碑文全貌，该碑才得以进入学者视野。[6]笔者在此基础上对罗让碑历代著录情况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并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纂《大名县志》中找到罗让碑的另一种录文，文字与正德《大名府志》所载颇有出入。经比对，两种录文各有优长之处，该碑前半部分录文，民国本讹字较少，后半部分则以正德本文字较为优长。总体而言，民国本后半部分所存字数略少于正德本，最后铭文部分多处注有“阙”、“阙下四语”等文字，文避清乾隆讳，或援据清代某种录文抄入县志。[7]

之后笔者又获悉原碑尚存于世，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遍检各种石刻专书及地方文献，未见有相关拓本及录文发表。[8]魏大帅同学利用假期省亲的机会，协助勘查了罗让碑保存的现状，并拍摄了一些照片（图七），使笔者对原碑保存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该碑目前位于河北大名县康堤口村南[9]，或出于保护文物的需要，石碑下半部分被埋入土中，露出地面部分的左部已泐，保存状况不甚理想，仅能利用残存文字对录文做有限的校订。后蒙史睿先生见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罗让碑未刊拓本（图八），这一拓本原系著名金石学家柯昌泗旧藏[10]，除碑额失拓外，大体完整，拓本中部、边角部分文字有残泐，但基本可读。直到近年《邯郸运河碑刻》一书才正式公布了罗让碑的拓本与录文[11]，由于选印的是近期新拓，文字漫漶的情况甚于国图藏旧拓，稍后任乃宏据之做了进一步的校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