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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记忆与诠释 罗弘信的符谶制作（第1页）

五、记忆与诠释：罗弘信的符谶制作

此外，罗让碑的叙事中又重建了魏博关于修筑罗城的历史记忆，通过对于事件因果关系的重新编排将其塑造为罗弘信得位的符谶。“前政乐王一旦大兴板筑，约河门旧堤，计百万人功，周八十余里。才经月余，修葺□备，怨嗟之苦，遍于六州。谓之罗城，应我罗氏，岂其天意符我人事者哉。”罗城的修筑是乐彦祯时代魏博庶民生活中的大事，由于这一工程规模浩大，程限紧促，因此大量征发民力[114]，导致民怨沸腾，成为乐彦祯丧失魏博人心的重要诱因。罗弘信巧妙地将罗城与“罗”的谐音联系起来，将其刻画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符谶，利用了魏博庶民当时的集体记忆，诱导他们回忆起乐彦祯统治时代的残暴苛酷。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对于前一个政权否定与控诉的基础上，罗弘信借助对魏博人关于修筑罗城记忆的重新塑造，既控诉乐彦祯滥用民力，又加强了自己通过政变推翻乐彦祯行动的合法性。

但我们注意到，关于罗城为罗弘信执政符应的说法，仅仅在碑文中被提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中虽然都有关于修筑罗城的记载[115]，但只是批判乐彦祯滥用民力，没有将其视为罗弘信执政的符谶，反而将另一件神异之事附会在罗弘信身上：

至于为何白须翁授命的故事最终又取代罗城的符谶，成为后世关于罗弘信最广泛流传的传奇，笔者以为这一符瑞知识更替的关键点可能发生在天祐二年（905）：

天祐初，州城地无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谋变，（罗）绍威愈惧，乃定计图牙军，遣使告太祖求为外援。[117]

州城的无故自陷为何会成为军人谋变的号召，这本是史文留给读者的一个难解之谜，但如果我们联想到罗城的修筑在当时被认为是罗弘信执掌魏博的先兆，而这一符应随着罗让碑的竖立，在之后的十余年中被有意识地大肆宣扬，成为罗弘信执政的重要合法性来源，那么罗城的塌陷，无论是出于自然原因还是有意的人为破坏，很容易被密谋的军人视为罗氏家族即将灭亡的符应，借机鼓动举事。[118]此时罗城这一符谶在魏博镇内被广泛接受，反而成为罗氏家族的政敌反对他们的武器。随着罗氏家族在魏博的统治渐趋稳固，罗让碑中所极力塑造的忠于朝廷、为众所推的形象对他们而言已不再那么重要，当罗城的符谶反遭对手利用，成为政治负担时，那么转而进一步修饰白须翁授命的故事，取代罗城这一旧说，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唐中后期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往往喜好仿效天子，通过符瑞、谶纬的制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收聚人心。如王处直墓志“长吏屡陈飞走之祥，迭闻稼穑之异”[119]的记载。而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反映归义军时期制作各种瑞应图谶，宣扬天命，强化地方政治认同的案例。[120]而与罗弘信有关的两个符谶一显一隐、交替更新的历史则提示我们，符谶作为古代政权合法性构筑过程中所惯常使用的道具，其知识的生产与传布过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危险的知识，符谶在传布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对立的政治双方各自利用，分别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诠释。因此随着政治局面的演变，符谶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也随之被不停地更替、改写与重新诠释。例如自西汉末年以来流行的谶言“当涂高”，曾先后被公孙述、袁术、曹魏、司马氏等视为称帝的符命[121]，而最终被史籍记录的那种解释往往只是依附历史胜利者的书写才得以流传、定型，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符瑞解释权的复杂历史过程。[122]

罗弘信取代乐彦祯的牙军变乱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魏博历史上治乱循环固定剧本的再次上演，正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一阵涟漪，但又很快恢复了平静。唐廷如故，魏博如故，牙军如故，唯有魏博的主人从乐彦祯换成了罗弘信而已。但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了唐末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百余年来牙军的勇武支撑起了魏博半独立的政治地位，使之在唐廷与节度使间左右逢源，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正是对这一利益链条的路径依赖，使得魏博本身养成了保守的地域性格，无力跨出河朔，争雄天下。正是在这场政变中，外来的朱温第一次成为左右魏博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预示着一个巨大变动时代的来临。

本章通过对罗让碑的文本细读，试图跳出中央与地方、胡化与汉化这两个传统的分析框架，借助投入石子所搅动的涟漪，基于对事件的深描，探看隐藏在湖面之下魏博内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罗让碑的建造只是百余年来河朔制作巨碑风气的延续，高耸的巨碑无疑是一种醒目的景观，无声地诉说着河北强藩的跋扈，但形制上的僭越与文字上的恭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政治文化在“表达”与“实践”层面的分裂所形成的内在张力对于河朔地域的民众有何影响，承载着这些重复上演的政治演剧的社会机制到底是什么，谁是这些碑文的读者，作者通过巨碑的物质形态与文本流传又想要向读者传递何种政治讯息。本书第五、七两章借助对魏博兴起与衰落时期的个案研究，尝试对此做出初步的解答。而百余年来河北地域多民族迁徙交融所构筑的复杂文化面貌，并非是用“胡化”与“汉化”这样简单的标签所能涵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抽绎出胡化或汉化这样单一的概念来描述唐中后期的河北社会，反而遮蔽了很多复杂的文化变迁与互动。陆续进入河北的突厥、契丹、靺鞨、高丽、粟特等胡族本来就出自不同乃至迥异的文化传统，至于在汉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阶层分野。“胡”和“汉”本身就从来不是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概念，而多种文化因子的融汇，复杂的胡胡、胡汉、汉汉多角关系，共同构筑了唐中后期河北社会多元、独特甚至有些模糊不清的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