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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罗让碑录文（第1页）

附录：罗让碑录文

唐故魏博节度押衙后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下缺）」[123]

门吏观察判官权知掌书记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

门吏观察支使文林郎检校尚书金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

紫金鱼袋郑褒书并篆额」

上即位之初，○御便殿，顾谓侍臣曰：予小子纂承○鸿绪，克荷○丕训，兢兢业业，敢旷万机。凡关于理者，得以施行。佥曰都。○帝曰俞。于是○诏有司，有大功大效者，不惟爵赏于一身，可以褒赠于三代。」我公仆射，以忠以孝，奉○□安○亲。既荷褒荣，爰依典实，得以葺修○茔兆，建立丰碑，俯申孺慕之诚，仰答○劬劳之旨。翌日，语及其事，召亿撰乎斯文。亿位忝宾从，职由○奏记，操觚再拜，具以叙□：」

[1]如杜牧《罪言》中已指出：“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杜牧集系年校注》，第634页）欧阳修《新唐书·藩镇传》更将魏博置于唐代藩镇之首。清人顾祖禹以为：“迨安史倡乱，河北之患二百余年，而腹心之忧常在魏博。”（《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第696页）王夫之则曰：“藩镇之强，始于河北，而魏博为尤，魏博者，天下强悍之区也。”（《读通鉴论》，第864页）皆道出了魏博在唐代藩镇中的地位。

[2]除了第五章中已述及之外，较为重要的通观性研究还有堀敏一：《唐五代武人勢力の一形態——魏博天雄軍の歷史》，《中國古代史の視點》，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第127～143页；韩国磐：《关于魏博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见《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36～355页；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见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521～532页；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博镇》，见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第216～225页；谷川道雄：《河朔三鎮における節度使権力の性格》，《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74期，第5～24页。新近的讨论则侧重于检讨粟特等胡人在魏博政治中的作用，参见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123～181页。

[3]关于唐末藩镇格局变迁通论性的研究，可参见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山根直生则以淮南为例探讨唐末藩镇体制的一些变化，参见《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载《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71～79页。

[5]《全唐文》卷八一三《唐太师南阳王罗公神道碑》，第8560页。检乾隆《大名县志》、咸丰《大名府志》两种清代方志，所录《罗让碑》片断文字与《全唐文》所收略同，或与《全唐文》同源。

[6]《全唐文补编》卷九〇《唐太师南阳王罗公神道碑记》，第1097～1101页。

[7]洪家禄等纂：《大名县志》卷二一《冢墓》，《中国方志丛书》165册，第1415～1422页。

[8]仅在河北地方出版的方志、文物志、金石志等书中有简单的著录，如石永士等编：《河北金石辑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其中《大名文史资料》第7辑所记较详。

[9]康堤口古墓群为罗氏家族墓地，目前有三座墓，除罗让墓外，另一座疑为罗弘信墓，20世纪60年代曾遭村民的破坏性发掘，但整个墓群并没有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相关介绍见《大名文史资料》第7辑，第65页；马金南编：《邯郸古迹名胜》，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0页。

[10]该拓本北图藏号各地9654，钤“胶州柯氏藏金石文字”“临汝张东暟藏”印。

[11]据悉当地文物部门2011年曾将该碑起出，并打制拓本。参见王兴、李亚编：《邯郸运河碑刻》，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4～59页。

[12]任乃宏：《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51～59页。

[13]关于唐代藩镇的不同类型及中央对藩镇不同的控制程度，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77～103页。

[14]《旧唐书》卷一八一《韩简传》，第4689页。

[15]《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16]《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景崇传》，第3890页。

[17]《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第2099页。

[18]昭义军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参见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52～254页；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绪论及第二章（第1～74页）。

[19]河北对于忠义观念的接受与藩镇维持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如何影响了藩镇的政治文化是颇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但这方面尚没有充分的研究。不过已有学者注意到墓志中展现的藩镇形象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有所不同，参见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7～123页。本章第四节借助罗让碑对于魏博政治文化的讨论，对这一问题也有所申论。

[20]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585～648页；渡辺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96～139页；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349～417页。

[21]《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威传》，第4692页。

[22]《旧五代史》卷八《梁末帝纪》，第139页。

[23]孟彦弘对此现象做了简要的归纳：“军队的地方化及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使军人成为地方的一个特殊群体，产生了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政治、经济利益。他们通过维持军队的地方化，通过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乃至攘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利益并使之得到保障。”他指出这是骄兵难去的根本原因。参见《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第286页。

[24]《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悦传》，第3845页。

[25]《新唐书》卷二一二《李匡威传》，第5984页。

[26]《新唐书》卷二一〇《乐彦祯传》，第5938～5939页。

[27]《旧唐书》卷一八一《乐彦祯传》，第4689～4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