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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第1页）

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

本书主体由安史之乱爆发前后至唐末一系列个案研究构成，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如安史集团的构造，分别被视为河朔骄藩和防遏型藩镇典型的魏博、昭义两镇的演变，其实之前学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讨论。笔者在保留传统唐廷与藩镇的研究框架之外，尝试引入内部观察的视角，讨论燕政权及藩镇的结构，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或许对石刻资料的运用也可以被视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但笔者的本意不仅在于借助新出碑志提供更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试图在描摹政治过程复杂性的同时，进一步展现中晚唐长安与河北之间互动的实质及藩镇内部的多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稍具整体性的线索。

如本书第二章所论，《旧唐书》将河朔三镇的形成归咎于仆固怀恩的纵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一类从政治斗争、人事关系出发的解说，无疑是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叙事格套，多为现代学者所不取，但需要警醒的是后来研究者从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对河北社会的探讨，尽管在论述上更加科学而成系统，但仍不脱历史辉格解释的色彩，即试图将一个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合理化。事实上，河朔三镇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史）朝义走投汴州，汴州伪将张献诚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贼伪范阳节度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又以伪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军节度张忠志为礼部尚书，余如故；赵州刺史卢淑、定州程元胜、徐州刘如伶、相州节度薛嵩、幽州李怀仙、郑州田承嗣并加封爵，领旧职。[131]

仆固怀恩收复洛阳后，秉承唐廷的怀柔政策，对投降的安史将领皆不做触动，委以旧任，这一领有旧职的范围要大于河朔三镇。如第二章中所述，汴州节度使张献诚从出身履历而言，与李怀仙、李宝臣等别无二致，但汴州最终成为顺地，张献诚累迁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镇。原本仅为莫州刺史的田承嗣[132]，后得领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系奉朝廷之命。魏博的成形，盖源于唐廷主动的政区调整，而非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更遑论河北原置四镇，大历八年薛嵩去世后，相卫内部生变，遭魏博与唐廷的分割而瓦解，一部被魏博鲸吞，剩余三州与泽潞合并后演变为防遏河北的重镇昭义。因此所谓河朔三镇的成立，幽州本为玄宗朝的旧镇，成德承自安史，魏博系乱后唐廷新置，相卫则遭分割，并非燕政权的遗产，而是乱平后十余年中一系列政治博弈及各种偶然因素叠加的产物。[133]既往学者多关注河朔藩镇作为安史继承者的一面，强调两者的延续性，忽略了河朔三镇形成的复杂过程。

若将追求节帅世袭作为河朔藩镇的重要特征，那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有类似诉求的藩镇并不局限于河北，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正己及稍后淮西李希烈皆属其列。其中梁崇义系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李正己、李希烈则出自因忠于唐廷而从安史阵营中分出的原平卢军系统。[134]可以说双方在乱中是各为其主的敌手，但乱后却因同样的目标而结成同盟，《旧唐书·李宝臣传》云其“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135]。这一现象与河北地区的种族、文化等特征关系不大，而是战争中地方势力膨胀的结果，除了以上几个方镇之外，西川韦皋、徐州张建封等，乃至中兴功臣李光弼晚年多少都有跋扈之举。[136]几乎与此同时，藩镇中的骄兵也开始浮出水面，出于自利的目的拥立或废逐主帅。代宗、德宗时期，藩镇坐大、骄兵跋扈及引发的与唐廷或隐或显的冲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成为后世熟悉的藩镇时代的标准像。但这并不完全是安史的遗产，而是长年战争与动乱的后遗症。同样，节度使本人的态度对于藩镇传统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同为安史降将的滑州节度使令狐彰，临终前“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尽管去世后也出现了“滑三军逼夺情礼”，试图拥立其子令狐建袭位的情况，但令狐建恪守父志，抵死不从，举家归阙。[137]

在安史之乱平定初年，藩镇体制仍分合未定，此时河朔藩镇同样尚待定型，无论是其内部的结构及与唐廷的关系，尚未发展出独特的地域性。[138]正如陆贽所言：“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又难保。”[139]乱平之后，各藩镇往往依据形势的变化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时而“合纵”对抗唐廷，时而与唐廷“连横”，参与平叛。这种基于自利取向的结盟与反复，造成了这一时期藩镇叛顺无常的混沌面目，也是唐廷与藩镇之间不断相互试探、尚未形成稳定政治关系的表现。

经历了乱后怀柔与低烈度冲突交替的相对平静，战争中坐大的地方势力欲传位子孙的野心与意欲重致一统的唐廷，因各自追求不同的政治目标，无可避免地走向进一步的对立，进而爆发了多场激烈的战争，以“四王二帝”连兵，德宗仓皇出奔奉天为标志，唐廷与藩镇间矛盾达到了顶点。也正是长期的战争使双方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力量边界，最终导向了利用一系列不成文的政治惯例与默契来重新界定唐廷与藩镇间的关系，形成了所谓“河朔故事”。[140]这一政治默契的有效运作，使得唐廷与河朔藩镇之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例如李德裕会昌伐叛期间，以禁军不出山东为条件，换取魏博、成德两镇出兵攻取邢、洺、磁三州，河朔藩镇攻拔三州后，如期将三州交还唐廷。若将此与代宗时田承嗣趁相卫内乱，攻取四州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了“故事”的效力。随着河朔故事的形成，一方面唐廷默许河朔三镇半独立的地位，仅以官爵等羁縻之[141]，构成了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则促使唐廷与河朔藩镇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共生，间接导致了河朔藩镇前后期的变化，对中晚唐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

中晚唐史料数量并不算少，但由于记载欠系统，而且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惯例”取代“制度”发挥着更加重要却又隐而不彰的作用，使我们对当时政治结构及运行的观察尚缺乏整体性。从大量的具体政治行为与文本中发现潜藏着的“默契”，勾勒“默契”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后对唐廷与藩镇双方行动的制约，是本书试图达成的重要目标。

既往的研究大体仍将中晚唐置于一个伟大王朝的余晖下来呈现其缓慢而又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藩镇坐大这一触目的现实似乎也映照出唐廷权力下降这一无可置辩的事实，但需要分梳的是“朝廷”与“皇权”是否能完全等量齐观。之前学者的研究已揭示了中晚唐皇权运作中某些鲜明的特征，如以翰林学士与内廷宦官为代表的皇帝侧近群体政治地位的崛起，并日渐演化成制度性的权力。[142]较之于唐前期三省六部的整齐划一，中晚唐名目繁多的使职出现实际上增加了皇帝运转权力的自由度[143]，叶炜近年来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判断。[144]正是由于中晚唐朝廷面临着更多的内外挑战、更繁剧的各类事务，产生了更有效率地获取信息、运转皇权的需求，因此在前期制度化、程式化的政务运作形式遭破坏的同时，皇帝与大臣小范围或个别的沟通变得普遍。某种意义上而言，应对中央权力衰落的各项举措反而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

而对于“皇权”这一概念，我们或可尝试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权力”与“权威”两个不同的层面。[145]传统制度史研究，无论是对具体职官起源、功能、作用的静态解剖，还是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复原，所关注者多集中在“权力”这一维度，即分析权力的制度化及如何有效运作。因此，既往对唐廷与藩镇关系的论述，大体上仍基于对双方实力消长的分析，而对政治权威在其中的作用着墨无几。

本书第四章以德政碑的颁授为例，探讨了唐廷与藩镇如何借助政治景观的建造来界定、调整双方的关系。作为政治景观的石碑、礼制建筑等，无论其物质形态如何，都是作为政治权威的承载物而发挥作用。事实上，除了视觉可见的象征物，抽象的政治符号也能发挥类似的功用。我们暂且将视线从熟悉的那些藩镇中移开，观察一下与唐廷纯粹只有羁縻关系的敦煌归义军，可以留意到唐廷授予的检校官职也是归义军历任节帅汲汲以求的对象，因此敦煌文书中提及的“检校尚书”“检校司空”“检校司徒”这类头衔便成为千余年后学者为之编年的重要线索。[146]而阅读河朔藩帅的碑志，这类之前认为不过是虚衔检校官的授予，也是志文中着意铺陈的一面，巨细靡遗。何弘敬去世前甚至以“吾不为生太尉也必矣”为憾事[147]，可见其并非徒具缘饰，而有实际的政治功能。[148]由此我们再来重读表面看起来意思相反的两段记载：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149]

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牛）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150]

一般认为对藩镇的不同态度，是牛李两党的重要分野，引文中李德裕、牛僧孺的立场虽截然相反，一主控驭，一主姑息，但政见对立的两人都意识到了朝廷官爵对河朔藩镇的重要性。[151]牛僧孺“假以节旄，必自陈力”的实质是李德裕“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的翻版，至于李德裕提及“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节帅通过贿赂中使求取的便是检校官之类的头衔。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案例则与牛僧孺执政时逐李载义而据幽州的杨志诚有关：

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还，奏曰：“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宝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并为志诚絷留矣。”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文颖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言，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152]

较之于李载义的恭顺，杨志诚则以跋扈闻名，据说曾“造衮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韀，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或为王字”[153]。即使这样一位骄横的节帅，仍需借唐廷的检校官衔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只是手段从乞请变成强索。所谓“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可知官爵虽授于节帅，但作为“名号”，真正的作用在于让普通军士闻知，并理解其象征意义，因此“工部转吏部”便不及“尚书改仆射”来得显豁明了。而“盛饰以待新恩”云云，则暗示每一次中使到来，宣敕新加检校官的场合，都会成为节帅借机宣示其政治权威的舞台。

这一类现象的出现不但反映出政治权威如何落实到王朝日常统治的层面，也提示我们再次思考唐廷与河朔藩镇“羁縻”关系的实质及变化，以下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例略作剖析。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表请发兵为朝廷讨乱，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154]

张仲武得位遵循了藩镇内部自行推举节帅并报朝廷认可的“河朔故事”，也与本书第五、六章所论相符，暂以亲王遥领作为过渡，“乃授兵马留后，诏抚王纮遥领节度”[155]。值得注意的是在恪守河朔故事的大前提下，唐廷借助对节钺授予时间的选择，成功地强化了在幽州的政治权威。陈行泰、张绛先后自立为留后期间，皆循成例，通过监军上奏，请求唐廷认可。李德裕则一反常态，主张以拖待变，观察形势，并且拒绝派遣中使前往幽州宣慰。[156]比对第六章中论及王协所云“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的宝历年样，可知作为皇帝侧近群体的宦官提供的信息是藩镇节帅更迭过程中朝廷决策的重要依据。[157]未派遣中使前往范阳，虽使中央无法获得藩镇内部的情报，不过唐廷流露的暧昧态度足以使陈行泰很快被新的政变推翻。此时觊觎节帅之位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派遣吴仲舒前往长安，报告幽州内部的形势，使武宗君臣得悉“行泰、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张绛初处置陈行泰之时，已曾唤仲武，欲让与留务，只是衙门内一二百人未肯”等重要讯息[158]，而张仲武在取得朝廷的支持后，起兵讨伐张绛成功，成为新的幽州节度使。

李德裕会昌伐叛之初强调“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159]，主张迅速用兵，不给刘稹以喘息之机，而稍前在处置幽州军乱时，又主张持重待变。手法表面看起来一快一慢，实际上都反映出李德裕对既往唐廷处理类似问题所形成惯例的反思，一方面打破常规，不再让宦官垄断情报来源，上下其手，以外朝主导其事[160]，同时也让藩镇总结的“宝历年样”无用武之地。其实，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也注意到了朝廷官爵对于藩镇的价值，不同的是李德裕大胆地抓住了这一政治机遇，通过一系列的折冲尊俎，成功地使礼仪性的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实际的政治权力，“遂于首乱之邦，先有纳忠之帅”[161]，强化了唐廷对幽州的控制。在见识了李德裕的手腕之后，张仲武终其一生皆以恭谨闻名，并在抵御回鹘一事上与唐廷通力合作。

古人就已注意到在晚唐，既往跋扈的河朔藩镇转而对朝廷恭顺有加，“自张仲武、王元逵、何敬弘归命以来，皆有效顺之成劳，无抗衡之异志”[162]，甚至在黄巢乱后犹存遗意，“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163]。这一变化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节帅个人的取向，而是折射出唐廷政治权威发挥的作用。或许可以说李德裕在会昌年间的成功，关键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并把握了中央赋予的政治权威对藩镇节帅正变得愈加重要的历史趋向，这一变化的出现则与本书第六章讨论“骄兵化”所造成藩镇形态的改变有关。正如上文所述，骄兵挟持甚至变易主帅的现象在安史乱后便已出现[164]，学者也已指出军队的地方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及难以根除的原因。[165]但需要进一步申论的是，在藩镇的权力结构中，骄兵为何最终能凌驾于节帅及军将群体之上，不受约束，兴风作浪。至少直到元和末，军将阶层仍被视为河朔藩镇的主导力量。

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颖又不为久大经略，但欲重（张）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时（刘）总所荐将校，又俱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如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虽得复归，皆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166]

刘总归朝前，先将幽州悍将朱克融等送入长安，以绝后患。可见在谙于河北形势的刘总心中，军将阶层才是动乱的源头，一旦去其根本，则太平可致。而成德王承元归阙前，同样先召集诸将晓谕祸福，“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167]，亦可证明军将群体在藩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结合本书第五、六章对田氏魏博、刘氏昭义权力构造的分析可知，河朔三镇乃至藩镇整体在前期都具有相当的同构性，由节帅及军将阶层主导。但到了唐后期，藩镇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经历普遍的“骄兵化”之后，前期藩镇节帅与军将阶层密切结合，积极进取乃至挑战唐廷权威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节帅转而受藩镇内部骄兵的掣肘，节帅渐渐变为维护骄兵利益、填充欲壑的代理人，举动稍不称其意，便遭逐杀，于是如本书第七章所论，唐廷的政治权威对于维系节帅统治的意义反而被放大。骄兵作为在中晚唐历史上被反复提及但面貌模糊的群体，其行动逻辑为何，以下以唐末西川突将变乱事件为例再略作分梳：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噪突入府廷；（高）骈走匿于厕间，突将索之，不获。天平都将张杰帅所部数百人被甲入府击突将，突将撤牙前仪注兵仗，无者奋梃挥拳，乘怒气力斗，天平军不能敌，走归营。突将追之，营门闭，不得入。监军使人招谕，许以复职名禀给，久之，乃肯还营。天平军复开门出，为追逐之势；至城北，时方修毬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明日，牓谢突将，悉还其职名、衣粮。自是日令诸道将士从己来者更直府中，严兵自卫……辛未，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168]

这一事件本身不过是中晚唐林林总总骄兵驱逐主帅闹剧中的普通一出，并无特殊之处。但值得关注的是，在高骈与突将的冲突中，代表皇帝权威的监军使调和其中，成为动乱平息的关键人物。同样我们也可以留意到，突将尽管颇具战斗力，击溃了高骈从郓州带来的亲随，几近政变成功，但作为一个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自利群体，以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目的，其行动完全是逐利性的，无序而短视。加之士兵们出身低微，政变时必须要在军将阶层中找到合作者作为代言人，无法真正站到政治前台，因此一旦“许以复职名禀给”，便偃旗息鼓，最终被高骈反噬，惨遭屠戮。

如果我们将政治人物假定为“理性人”，则可注意到骄兵作为群氓，其行动逻辑受理性制约较少，往往受短期利益或好恶驱使，小小的不快甚至流言都能成为引**乱的导火索。事实上，被史籍记载的大都已是升级为动乱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见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的频次更高，进而形成骄兵频繁而无序地制造骚乱，一旦满足其诉求，又迅速绥服直至下一次爆发的循环。中晚唐由骄兵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经济性骚乱”作为附生藩镇身上的结构性存在，不但规训了节帅们的行为[169]，也如同一个个旋涡，驱迫藩镇转向内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与能力。如本书第七章所论，河朔藩镇尽管仍维持了表面上的强大，但至五代乱世则完全失去争雄天下的能力，只是这一历史变化的线索之前被大量藩镇**的琐碎记载所掩盖，未为史家注意。

唐廷与藩镇作为中晚唐历史上的主角，双方间的博弈与制衡构成了一个稳定存在的结构。如果说唐廷在缓慢地走向衰落，中央权力最终因黄巢起兵而土崩瓦解，那么作为对手的藩镇事实上也经历了同样甚至更快的衰落过程。受困于镇内骄兵的河朔藩镇根本无力外顾，主导五代历史的是朱温、李克用这样的新军阀，这些在黄巢乱后废墟上建立的藩镇，成为后来五代十国各政权乃至北宋立国的基础。观察这些新藩镇的构造，大体通过主帅与军将阶层之间的密切结合[170]，运转高效，驱策麾下士兵作战，不再受到骄兵的困扰，可以放手争雄天下。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李希烈这些枭雄故事的重演[171]，开启了新的藩镇生命周期。在中央失驭的同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旧藩镇也已夕阳西下，趁势而起的新藩镇填补了其中的空隙，而当唐廷的政治权威瓦解后[172]，一个真正的群雄逐鹿的时代浮出了水面。

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统摄性的解释框架，映照出了唐与宋之间巨大变化的同时，又如黑洞一般，诱使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抽绎成直线发展的线索，纳入其中。[173]对于这样的宏大叙事，我们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亦需保持警惕，至少尝试观察历史演进中的不同节奏。[174]以本书所讨论的课题而言，五德终始说影响的衰落与“忠”的观念的变迁，大约能较好地契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之中，但变化的消息仍不是一律的。包括河朔三镇在内的旧藩镇则与唐王朝一起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唐末动乱所引发新藩镇的崛起，并不是对之前藩镇体制的简单继承或再编[175]，两者之间存在着断裂，一个新的时代揭开了帷幕。

[1]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见《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112页。这一理论框架自1922年由内藤湖南提出后，虽已近百年，仍影响不衰，先后在日本、欧美乃至中国激**出巨大的学术回响。关于内藤假说的学术背景及传播，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见《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133页。当然这一学说流行的过程中，对唐宋变革这一概念界定不清或过度扩展等问题亦不鲜见，相关的批评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见《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

[2]对这一系列变化通论性的描述可参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论唐代的变化”中的各章（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5～483页）；另参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