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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第2页）

[3]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从1971年、1999年两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相关章节的安排中便可窥见一斑。关于中晚唐的部分在1971版中收入古代部分第6册，东亚世界的形成Ⅲ，包括由栗原益男执笔《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松井秀一执笔《两税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唐末の民眾叛乱と五代の形勢》等三章，而在东亚世界的框架下，中国历史无疑居于中心的位置（《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册，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61～278页）。1999年版虽然将《中華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纪》单独列为一册，不过妹尾達彥执笔《中華の分裂と再生》一章强调了空间、气候、游牧民移动等因素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后的各章节如梅村坦《草原とオアシスの世界》、桃木至朗《南の海域世界中国における南海交易と南海情報》等，皆透露出编纂者尝试从更广阔的视野下理解东部亚洲历史的意图（《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9册，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3～130页）。

[4]这种看法在晚近的几种通史类读物中表达得较为明确，如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第一章以“巨大变革的前奏”为题论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并引出之后辽金元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63页）；森安孝夫《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将安史之乱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认为燕是登场过早的征服王朝，并强调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作用及乱后的巨大影响（台北，八旗文化，2018年，第309～346页）。在这一脉络下，不仅是安史政权，之后五代沙陀系王朝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5]安史之乱本身只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学者往往赋予其更宽泛的象征意义，如本书第二章所论，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往往也将其作为唐代思想史的转折点，这种引申有时不免忽略了历史变化的不同节奏。

[6]蒲立本早年的名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主要讨论的其实是玄宗末年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变化，并未涉及叛乱本身。直到近年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分别对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区域在战争中的政治、军事结构及战后藩镇体制的重组与定型等问题做了细密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4～47页。

[8]谷霁光：《安史乱前的河北道》，见《史林漫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239页。

[9]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第六、七章，第133～179页。

[10]彼得森：《中唐和晚唐的宫廷与地方》，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79～482页。

[11]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第269～284页。堀敏一将杨贵妃收养安禄山为养子，与安禄山以张忠志、王守忠等为义子、豢养八千曳落河等并提，视为一种新的人际结合方式。

[12]如栗原益男把安禄山等胡人将领的活跃视为唐王朝具有世界帝国性格的表现，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与府兵制瓦解、节度使权力膨胀等相联系（《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第161～163页）。

[13]其中以粟特聚落及人群被讨论最多，综合性的论考可参读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37～168页；《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2～41页。

[14]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读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66～291页；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7～84页。

[15]此即陈寅恪自己所言“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页）。

[16]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61～271页。

[17]李鸿宾：《安史之乱反映的蕃族问题》，见《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0～140页；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78～87页。

[18]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见《晚唐的社会与文化》，第99～111页。

[19]廖幼华：《中古时期河北地区胡汉民族线之演变》，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20]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123～181页。

[21]《太平广记》卷四五〇引《广异记》，第3678页。

[22]《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527页。

[23]方积六在《唐代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一文中已经注意到部落兵离散的重要性（《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38～439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对安禄山军队中蕃部构成及离散过程有详细的讨论（第261～296页）。而作为平叛主力的西北藩镇，初期也辖有大量的蕃部，如哥舒翰守潼关时，“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关于朔方军的构成可参见王永兴《论唐朔方军》，（《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421页。而近年利用石刻资料的个案研究皆证实了在乱中蕃部渐被打散的情况，可参读荣新江对河西铁勒的研究（《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304页）；沈琛对吐蕃论氏的讨论（《入唐吐蕃论氏家族新探——以〈论惟贞墓志〉为中心》，载《文史》2017年第3辑，第81～101页）；仇鹿鸣对吐谷浑慕容氏的分析（《读吐谷浑、吐蕃入唐家族碑志丛札》，见《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第208～217页）。陈寅恪早就指出“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1页）。而在部落形态瓦解后，如何来认识蕃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4]少数个案如赵振华据曹太聪墓志，认为志主之父曹法真所任舍府刺史是保持了部落形态的羁縻府（《唐代易州一个汉化的突厥化粟特裔部落——〈高阳军马军十将曹太聪墓志〉研究》，见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85～697页）。按赵文仍存两个疑问，志文中所谓舍利府中的“利”字乃作者所补，无其他凭据，此外曹太聪本人仅为高阳军马军十将，未袭羁縻府刺史之职。

[25]如荣新江曾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唐前期六胡州的部落形态及所需的农牧环境有所讨论（《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态——2007年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考察纪略》，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64～78页）。

[26]例如据论博言及妻刘氏墓志可知，论博言作为论惟贞之孙，安史乱后，随着原有部落形式的离散，晚唐移居幽州，仕至檀州刺史、威武军使，并与当地军将家族通婚（《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41～142页。）另参见沈琛：《入唐吐蕃论氏家族新探——以〈论惟贞墓志〉为中心》，载《文史》2017年第3辑，第98～100页。

[27]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一文指出尽管也有直接征发蕃兵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唐廷征调的是缘边军州管押的蕃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3～112页）。因此在安史乱中，对双方军队构成的描述习用“蕃汉”一词，如“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等，可知当时蕃军出自附塞部落，故仍独立编组成军，而安史乱后的河朔三镇中反而看不到这样的现象，“蕃汉”一词出现的频率也大为降低。少量的案例也出自边州，如奉天定难，盐州刺史戴休颜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

[28]苏航：《唐后期河东北部的铁勒势力——从鸡田州的变迁说起》，见《唐研究》第1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278页；山下將司：《唐の“元和中興”におけるテュルク軍團》，《東洋史研究》72卷4号，第553～557页；西村陽子：《唐後半華北諸藩鎭の鐵勒集團：沙陀系王朝成立の背景》，《東洋史研究》74卷4号，第678～715页。

[29]唐代前期曾多次尝试迁胡族于内地，如张说平定康愿子之乱后，开元十年九月“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84页）。但不久之后，这些不乐居于南方的六州胡便陆续逃归，显示出部落化的胡人无法适应农业地带的生活，进而提示我们定居南部的胡人无论是居住形态还是生活习惯恐怕是更为汉化的。另这一事件留给当地的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或是关于安禄山出生在邓州的传说（参见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5页）。除此之外，学者已指出粟特人因商业或信仰的缘故在城市中也会维持部落或半部落的形态，并不完全依赖游牧这一外部环境，但即使在敦煌这样的边州，城市内部落化的胡人从长远来看，依旧会逐渐汉化（参见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30]《资治通鉴》卷二三一：“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第7431页）。

[31]相对而言更南边的魏博，则以步兵见长，如田承嗣曾语李宝臣曰，“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反映出不同的构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31页）。

[32]《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

[33]《旧五代史》卷五六《周德威传》，第870页。按成德军事特点前后期的转变，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98～313页。

[34]早期的成德节度使，如出身契丹的王武俊则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明确的自觉，如自云“仆虏将，尚知存抚百姓”，“虏性直，不欲曲在己”（《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第3874页）。而当时人亦目之为夷狄，贾林曾游说王武俊：“公异邦豪英，不应谋中夏。”（《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第5953～5954页）按“异邦”，《旧唐书》作“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