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五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 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02（第2页）

[105]张献诚墓志，《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93页。

[106]《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另参《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51～2152页。按此段文字讹误颇多，目前尚难一一校正，引用时标点有所调整，除李彦光系上文讨论过的李彦允之误外，丹大华为冉大华之讹。

[107]《旧唐书》卷一一五《崔器传》，第3374页。

[108]《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叙事稍详（第3634页）。唯《李勉传》将其事系于克复长安前，与《资治通鉴》稍异。

[110]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5～287页。

[113]《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9页。

[114]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第47页。

[115]《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52页。按《唐会要》卷二〇引开元十二年四月敕：“比来犯盗，先决一百，虽非死刑，大半陨毙。”（第841页）

[116]按唐《狱官令》规定，“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0页），据此若以谋叛之罪惩处，陈希烈等不当被赐自尽，或肃宗有法外施恩处，但赐于大理寺自尽而非于家，似又有保留。

[117]《册府元龟》卷一五二，第1846页。

[118]关于公开行刑的政治宣传效应，参见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9～218页。事实上自开元以后，玄宗已基本停止了刑人于市的做法，参见《唐六典》卷六：“古者，决大辟罪皆于市。自今上临御以来无其刑，但存其文耳。”（第189页）

[119]《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51页。

[120]《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另参《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51～2152页。

[121]《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第5369页；司马垂墓志：“御史中丞独孤问俗，公所亲重，经营丧事，归葬河南府。”（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81页）

[122]《册府元龟》卷一四九，第1808页。

[123]崔祐甫：《唐卫尉卿洪州都督张公遗爱碑颂并序》，《唐文粹》卷二一，四部丛刊本。按张休在伪燕政权中具体任职不详。

[124]安禄山为报复留质于长安的安庆宗被杀，攻破长安后，立刻对李唐宗室展开屠戮，“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4页）。张万顷“全活宗枝”之功或许是阻止了这场屠杀的进一步扩大。

[125]《册府元龟》卷一四九，第1808页；《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3页。按《旧唐书·肃宗纪》：“以濮州刺史张方须涉广州都督、五府节度使。”其中的“张方须”即“张万顷”之讹。参见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422页。

[126]常衮：《授独孤问俗鄂岳等州团练使制》，《文苑英华》卷四〇九，第2076页。

[127]崔祐甫：《唐卫尉卿洪州都督张公遗爱碑颂并序》，《唐文粹》卷二一，四部丛刊本。

[128]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文苑英华》卷九四四，第4965页。但此说恐有矜饰的成分，若循上文所论王伷、邵说等人惯例，当需依据朝廷所存档案，勘验所言真伪，但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坟籍无存，已无此可能。又志文云李史鱼：“河北首乱，公胁在围中……朝廷雅知公忠，迁侍御史，充封常清幽州行军司马。隔于凶盗，诏不下达。”此亦不可靠，若此，李史鱼为何能在安禄山政权中仕至刑部侍郎之高位。按圣武元年正月马凌虚墓志署“刑部侍郎李史鱼撰”（《唐代墓志汇编》圣武001，第1724页）。

[129]《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庆绪传》，第5372页；《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8页。

[130]《旧唐书》卷一八七下《许远传》，第4902页。

[131]《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孙孝哲传》，第5376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孝哲为禄山所宠任，尤用事，常与严庄争权。”（第6980页）

[132]《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4页。

[133]上元二年，严庄因康谦暗通史朝义事牵连而下狱，但不久即被释，可见安史旧臣的身份并未使其受到更多的猜忌。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7页。

[134]《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另参《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第2707页。当然唐廷这一态度并不是僵化的，会因人事、形势而有所调整。比如上文所举对张万顷的宽赦。特别是在收复两京之前，唐廷曾于至德二年正月发布《谕西京逆官敕》，招抚“西京应被逆贼安禄山胁从官张通儒、田乾真、邓李阳、安神威及诸官吏等”（《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第617页），希望这些在安史政权中身居高位的唐旧臣能及时反正，但在收复两京之后，唐廷对于“贰臣”“元从”执行区别对待的方针相当明显。

[135]《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6页。按“六等”，点校本所据的底本藕香零拾本作“三等”，与下文引《旧唐书·王维传》合，盖是指罪不及死者依后三等定罪。

[136]《新唐书》卷二〇二《郑虔传》，第5766页。

[137]据郑虔墓志，在安史政权中先后历兵部郎中、国子司业，较本传所云官位更高。参见陈尚君：《〈郑虔墓志〉考释》，见《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

[138]《旧唐书》卷一九〇下《王维传》：“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第5052页）按如上文所述六等定罪的前三等都是死罪，此处“三等定罪”盖指罪不至死的陷伪官员依后三等进行甄别，加以处分，这一群体的人数无疑要大大超过前三等。

[139]《旧唐书》卷一九〇下《王维传》，第5052页。

[140]《册府元龟》卷六四，第713～714页；另参《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3页。另据《册府元龟》卷六四乾元二年三月诏，知对“贰臣”的处分还包括没收财产，“其受贼伪官人庄宅不合收纳者，一切并还；如有已将借赐，即准估量还价直，仍委所由勘会处分”（第715页）。例如收复两京后，司天台取承宁坊张守珪宅置（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1页）。

[141]《旧唐书》卷一八七下《程千里传》，第4903页。按程千里未获褒赠的原因大约是安庆绪曾伪署其为特进，尽管本传云其一直被囚于客省，未接受伪官，但在收复两京，严格甄别陷伪官员的背景下，恐怕难免遭到猜疑。

[142]《新唐书》卷一九二《许远传》，第5541页。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5～296页。

[143]关于李昂的生平与家世，参见徐俊：《敦煌唐诗写本仓部李昂续考》，见《鸣沙习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02～311页。